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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打造中国考古学精品教材
2020-12-31 08:51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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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推送了副院长沈睿文给全院老师的一封信《做时代最好的学术,走进学科史——建设“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在信中,沈睿文开篇就说明了建设“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的直接动因——在给学院各个专业方向学生推荐的“必读书目”“阅读书目”中,北大老师自己编著的、适用的教材太少,对不起开创北大考古的各位先生。因此,他号召北大的考古学人跟随先生们的足迹,从学术史走进学科史,配合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进一步系统完善中国考古学书系,体现北大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科的新思考和新理念,给后来者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使北大考古继续引领中国考古学。近日,北大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了沈睿文教授,听他讲述北大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建设的缘起和进展。

  建设一流考古学科,北大考古人在行动

  “北大考古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有一批先生,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是他们造就了北大考古的名气和传统,是他们造就了中国考古的底蕴。”沈睿文由衷地说道。先生们或者通过高屋建瓴的教材、或者通过类似性质的专题研究,在考古发掘资料还有限的条件下,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开一代新风,架构起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框架,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考古人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造就了北大考古学一流的学科地位。

  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每个时代学者的学术使命不同。“在如今这个新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时代学术的脉动,占领当今学术、学科的制高点。”沈睿文认为,先生们都做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学术。现在,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仍然要做当下最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教育,推动中国的考古学科建设,继续为考古文博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一流人才。

  那么,如何在这个时代把考古学的学问做得最好、做到极致?沈睿文说,放眼当前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现状,考古资料层出,新见资料充实,甚至冲击着原有的认识,新的专业研究方向及研究领域也正方兴未艾,考古学科处于一个学术深化的转型期。中国考古学科从“八五”规划到“十三五”时期,学科研究的大框架基本没有改变,主要集中在墓葬、城址、手工业、宗教遗迹以及对外交流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但是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手段却改变、深化不少。同时,考古学者对不同问题的认识也在改变和深化。

  “因此,我们急需对学科再作总结,急需从学理和方法上对新兴的专业研究方向及时进行总结、开拓和展望。当然,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材建设也给了我们无形的巨大压力。”沈睿文告诉记者,进行“北大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的建设,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我们希望通过北大中国考古学书系的建设,拓展学科布局,开拓研究领域,完善学科体系,确保中国考古学‘北大范式’的更新换代,确保北大考古的引领和示范地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积极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和文化遗产保护大局。同时,争取在我国高校中率先建成初具规模的外国考古专业方向的课程体系。这就是学院建设这套书系的用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总书记提出的“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考古学科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我国考古事业的高度肯定和殷切期许,对北大考古学科发展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统一认识以及准备,考古文博学院于11月18日召开全院教师大会,举办“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签约立项仪式,正式启动了教材书系的编撰工作。

  院长雷兴山在签约立项仪式上指出,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工程意义重大,北大考古应努力建设、引领中国考古学发展,开拓、探索世界考古学前沿,将中国考古学教学体系建立起来。“这是每个北大考古人的责任和使命。”

雷兴山给魏正中教授颁发教材撰写聘书

  编撰有北大个性的书,开一代新风

  “伟大的书籍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具有伟大的个性。家国情怀,是赋予书籍的最伟大的性格。”沈睿文认为,北大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首先要有北大的个性,同时还要有老师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要争取编撰成乔冠华所说‘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北大考古’的个性是什么?北大考古学科的特色是什么?如何跟已有相似的著述有质的不同?这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此,沈睿文有自己的思考。“首先,要让后学者感受到学术研究之美,让后学者从各位老师的撰述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大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照,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关照和悲悯之心。这就是考古学研究的壮阔和美丽。只有让后学者从中感受到考古学的‘大美’和学术尊严,感受到老师们笔触背后的‘温暖’和‘大爱’,考古学才有可能也成为他们一生的追求和事业,考古学也才能由此实现它育人的使命。”

  “其次,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开一代新风。”考古学是一门“日日新”的学问,既要从新资料来探讨新问题,也要从旧资料中发现新课题。“我们的学术、我们的教材不仅要有创造性的见解、具有学术预见性,而且要有学科新领域的开拓,更要有方法、理论的创新。这一点,宿白先生的佛教石窟寺考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研究就是典型的范例。”沈睿文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有足够的学术自信和学术定力,需要在学科研究领域、学科方法和理论方面都有所开拓,而不是一味地跟着他人、跟着外国学者走。也就是说,北大的考古学者要有自己的考古学重大问题,能产生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技术、方法。在解决中国考古学重大问题的基础上,在学科方法和学理方面也有所突破、有所推进。“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从自身内部迸发出来的学术创造。”

  这套书该如何来写呢?在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的两卷本《隋唐史》中,岑仲勉自己说这套讲义的“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沈睿文认为,岑仲勉的这个主张同样可以作为编撰北大“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的具体指导意见。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同行学术研究的尊重和学术道德的恪守基础上。

  沈睿文同时指出,北大“中国考古学教材书系”要成为后学者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和指引,其中所表达的必须是正确的学术理念,绝不能作出任何不切实际的结论。“这套书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论断,就如同先生们的教材和著作一样。先生们缔造的优秀学术传统和学科传统,我们不仅要继承,还要发扬光大,更要再塑造,继续在学术和研究方法上独领风骚。”

  配合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进展,进一步系统完善中国考古学书系。“书系的建设便是我们教学、传承,研究、创新的过程。在该书系中体现我们北大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科的新思考和新理念。教学相长,充分体现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

  据沈睿文介绍,此次首批参与立项的教材一共有25本,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不同的教材,内容涵盖考古领域的各个方面,基本构建起中国考古学的学习框架。其中包括核心基础的六大段考古和专门考古,后者如古罗马考古、伊朗考古、城市考古等,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材料,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同时,站在新的学科高度上,进行总结和展望。“经过前期长时间的准备、学院内部多次反复讨论,有近一半的教材已经着手整理和编撰,学院力争在2—3年内,完成全部教材出版。”

  沈睿文告诉记者,此次开展教材书系建设,考古文博学院首先要统一老师们的认识,通过教研室座谈以及与个别教员交谈等形式,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学科建设上来;在之后多次商讨过程中,所有老师都积极参与讨论、配合工作,逐步形成了共识;编撰工作启动后,学院也将时时跟进,督促老师们尽快完成教材的编写;教材完成后,需要通过学院学术委员会以及党政委员会聘请专家的评审,最大程度上保证教材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本次教材书系和以往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教材涉及内容广,更加注重体系化以及学科内部的逻辑性,旨在引导、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学科探索。沈睿文说:“新的教材书系涉及了考古学科中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我们希望借助教材编撰梳理学科体系的同时,给予老师、学生、研究人员新的视角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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