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到了发起总攻的阶段。一方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病毒感染者；另一方面，科研专家也在全力攻坚，力争早日“摸清”病毒的“底细”，找到破解的“良方”。

　　面对肺炎疫情，公众可能有不少困惑：为何新型冠状病毒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它“狡猾”在哪里？我们战胜SARS病毒的过程中是否有可取经验？

　　日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孙永昌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为我们详解了新型冠状病毒。

　　Q：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为何如此高？

　　孙永昌：新冠病毒的传播力较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该病毒潜伏期即具有传播能力，因此具备传染性的时间长；

　　(2)临床症状不典型，无症状感染者也具有传染性；

　　(3)该病毒传播方式多样，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眼睛、嘴或鼻的粘膜间接接触，也有可能存在气溶胶和粪-口途径传播的可能(尚未明确)；

　　(4)冠状病毒基因组中有两个极易发生突变的区域，即编码刺突蛋白和辅助蛋白的基因区域。由于冠状病毒会尝试与新的受体结合以逃避免疫反应，因此冠状病毒在这两个基因区域产生很多复制错误，而这会促进病毒演化，最终导致冠状病毒由一个物种传染给另一个物种的能力很强。

　　2003年之前，公众对冠状病毒并不熟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遇到的只是冠状病毒感染的温和形式，例如普通感冒。2003年SARS之后，公众才真正重视传播力和致病力很强的新的冠状病毒。

　　病毒通过非特异性的布朗运动到达人体呼吸道的细胞表面，其表面的病毒结合蛋白与人体细胞表面的受体会发生不可逆的特异性识别和结合。接着，病毒通过胞饮、融合或者直接穿入的方式进入人体细胞内。

　　病毒进入细胞内之后，脱去蛋白衣壳，暴露出病毒基因组。而病毒基因组利用宿主细胞的核酸、蛋白质大量合成病毒核酸及病毒结构蛋白后装配成成熟的病毒。

　　最后这些细胞内成熟的病毒被释放，且在释放过程中有些种类的病毒会破坏宿主细胞。释放的大量病毒再进入下一个易感宿主细胞，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组织和器官的损伤。

　　Q：新型冠状病毒“狡猾”在哪？

　　孙永昌：不是新冠病毒更狡猾，而是我们对这个新的病毒所知甚少。

　　虽然“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后，我们很快找出元凶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但初期对其所致疾病的表现和规律还不够了解。

　　目前看来，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典型的有发热、咳嗽、有肺炎，但也有很多病人不发热、不咳嗽，甚至没有明显的肺炎。

　　如果与SARS病毒比较的话，那时候我们知道的更少，直到把SARS控制住了，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使用一种病毒核酸检测方法来及时确诊。个人觉得SARS病毒引起的感染也会是多种表现形式的，只是受当时科技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能够发现而已。

　　Q：人类对抗细菌，可以依靠抗生素；面对病毒，却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免疫力。针对病毒的“抗生素”研制很难吗？

　　孙永昌：细菌有细胞结构，可以进行一定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并进行增殖。病毒没有细胞结构，必须借助活的、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才能够进行自身的增殖。

　　细菌主要在细胞外增殖，不依赖于宿主细胞，因此可以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改变胞浆膜的通透性、抑制蛋白质的合成、影响核酸和叶酸代谢，从而杀死细菌。病毒必须借助活的、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才能够进行自身的增殖。

　　因此，一方面在给与抗病毒药物治疗时，会对宿主细胞产生杀伤作用，另一方面，抗病毒药物可能并不能进入到细胞内有效杀伤病毒。

　　同时，某些病毒如艾滋病病毒、甲型流感病毒的复制突变率特别高，易出现耐药性毒株。

　　药物都是以病毒复制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作为靶位，因此对不进行复制的潜伏病毒无效。加上抗病毒药物的作用靶点非常多，研发难度增加，真正落实到某个抗病毒药物时，可供选择的又非常少。

　　此外，药物研发本身就是一个耗时、耗力、耗金钱的过程，需要很高的经济和人力的投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具备研发的能力，特别是对抗病毒药物而言。

　　当然，这并不是说病毒感染无药可治。目前有多种抗病毒药物，可以通过不同作用机制抑制病毒复制，可有效治疗病毒所致疾病。例如可用于治疗单纯疱疹病毒和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阿昔洛韦，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病毒感染的利巴韦林，用于治疗肝炎的拉米夫定等。大家熟知的用于治疗流感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奥司他韦、帕拉米韦、扎那米韦等。

　　Q：人们战胜SARS的经验，对这次抗疫有无借鉴之处？

　　孙永昌：人们在战胜SARS病毒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有三方面：

　　(1)SARS之后我国建立了应对突发、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制度、体系，在后来应对人感染禽流感、2009流感流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通过SARS一战，医护人员具备了在有效防护的基础上，战胜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业务能力和心理准备。

　　(3)通过SARS一战，认识到呼吸学科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的重要性，各级医院陆续建立、完善了具备呼吸疾病诊治和内科危重症救治能力的学科体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应能力的医疗和护理人才。这样的人才队伍，成为今天阻击新冠肺炎战役的主力军。

　　Q：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为何会出现核酸检测阴性？有何对策？

　　孙永昌：目前检测新冠病毒核酸采用的是一种叫做逆转录-多聚酶链反应(RT-PCR)的方法，检测的标本是鼻咽拭子。

　　理论上这种检测方法的敏感性是很高的，也就是说阳性率很高。但在临床实际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所谓的假阴性，例如疾病本身的影响(发病的不同阶段)、标本的质量、实验室技术等。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要分析可能造成假阴性的原因，包括多次复查，采集标本的规范化，采集多种标本(例如鼻咽拭子、痰、血液等)，实验室技术的优化等，都有助于提高阳性率。当然，及时研发和使用新的检测方法，也会进一步提高病原学诊断水平。

　　人物简历

　　孙永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导。

　　长期致力于呼吸系统常见病和疑难病诊治、内科危重症救治工作。在支气管哮喘(特别是重症哮喘和难治性哮喘)、慢阻肺、肺间质病/肺纤维化的临床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慢阻肺和哮喘研究方向，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等课题10余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指导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30多名。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慢阻肺学组副组长，中国慢阻肺联盟副主席，北京慢阻肺联盟主席，北京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呼吸内镜与介入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副总编辑，国际呼吸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等期刊编委

　　在慢阻肺和哮喘研究方向，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等课题10余项，发表SCI论文20余篇。指导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30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