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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维和:世界变局中的教育选择
2021-02-02 10:19
中国高教研究
作者:

  摘要

  在新的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面对世界发展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变量,中国教育的发展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同时,必须选择走自己的道路。这种选择具有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

  世界变局;教育选择;中国道路

  21世纪初,中国与整个世界正遭遇和面临着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大学恢复高考,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最后一班车,非常幸运地上了大学;现在又到了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不仅仅是中国的变化,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大变化,是整个全球格局的变化。我们都没有经历这样的变化,它对中国的发展和战略选择是一个挑战,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从整个全球的视角,审慎地观察与思考世界与中国的变化,考虑整个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选择。

  现在,世界发展的各种变量太多了,而且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无序的,由此社会的变化,包括教育的变化具有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如何在这种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在诸多的可能性中找到适合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与道路,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困难与机会中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环境与大变局中,有一些新的案例与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方面,面对中国教育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国际上常常存在某些误解或偏见。他们或者是应用某种所谓的理论模型,极力贬低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甚至认为中国的教育没有什么优点,并且用“天花板”与“泥足”等描述中国的教育;或者是在某种国际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教育是封闭的,预言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前景愈发黯淡;还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一个“高原”的停滞期;等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肯定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绩,并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期望。他们希望中国的教育能够针对世界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智慧;能够将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与世界共享,并且承担起向世界解释中国教育价值的责任;等等。这里,我非常希望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验。记得在2018年,闵维方、丁小浩、哈巍与我等人,受亚洲开发银行的邀请,参加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国际会议,分析与探讨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大学生就业的政策与途径等问题。中国的代表与国际同行分享了中国的经验与做法,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事后,哈巍告诉我,亚洲开发银行希望进一步与中国的学者合作。缘由是近年来他们与亚洲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合作,支持这些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他们希望中国当年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国教育发展项目的专家们,能够给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或大学的同行们介绍中国的经验,分享建设的体会。换句话说,他们对中国改善农村与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政策与努力及其成绩是认可的,而且认为具有推广的价值。无独有偶,记得当年我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时参加世界银行支持中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贷款项目,包括农村地区中小学代课教师的“关、停、并、转、退”项目期间,曾经出席了一次世界银行新任行长在北京饭店的酒会。我虽没有记住他的原话,但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世界银行支持中国教育的初衷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问题如果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得到解决,那么,他的做法与经验就能够在世界进行推广。这从一个视角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影响力。

  由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教育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我的观点是,在世界出现某些逆全球化现象的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受到某些封锁打压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结合,不断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坚持继续开放,同时在遵循教育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发展道路。

  在这样一种选择中,我们既要反对“交作业”的思路,同时也要防止“民粹主义”的倾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选择,或者说在这种选择中应该更好地去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换句话说,我们要走中国教育自己的路,走这条路并不是说我们就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开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基于此,我用一种所谓的证明的方式来说明它的必要性、可行性与现实性。

  首先是必要性。我们做教育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发展既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同时也需要适应自己个性化的发展,这是教育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实,这道理又何尝是个人呢?一个国家的发展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适应自身个性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也是如此,这是教育的基本和普遍的规律,个人要个性化的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难道就不需要适应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与特点的个性化发展吗?

  歌德曾说过德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德国话。因为18世纪德国是以法文作为文化修养的象征的,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弘扬德国语言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德国民族的语言文化精神,以及德国的学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发展,这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和参考。

  再看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他在1929年《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件清华当做的事情》一文中写到,在德国学术刚开始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德国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讲中国话不可。我想接着说的是,要想让现代教育科学在中国发达,恐怕也要叫现代教育科学讲讲中国话了。我觉得这些前辈们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借鉴和思考。20世纪30年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教育家余家菊先生。他曾说今后欲使本国的教育真正成为民族性的教育,首先就当致力于自尊心之复活的活动,使本国人最少也承认西方之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全善的,有一部分不好,有一部分不必学,同时也知道本国本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必至此时中国的教育才是“中国的教育”。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大饭店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国内很多知名的人文与社科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在中国的地域上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内核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的教育科学学者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任鸿隽先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且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之奴,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完全学界耶。任鸿隽先生也是鼓励我们既要向别人学,同时也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东西。由此可见,走自己的路是完全必要的。在向别人学习和坚持开放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教育发展的道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传统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的渊源,先秦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汉武帝的“太学”立“五经博士”、中国的科举制度等,已经有很多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包括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与门类,其中包括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7个科目;以及诗经、周礼、春秋左传、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政治、法律、银行保险、农学、地质、化学、土木、矿冶13个学门。由此,对知识进行了协调与梳理,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我特别想说一个比较教育学的案例,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教育吗?中国教育中的概念与范畴,包括教育制度等,不都是从国外学来的吗?或者是从这个国家或者是从那个国家,似乎好像中国的教育缺乏它自己的传统,实际上并非如此。陶希圣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学校教育之理想与实际》。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要区分历史学的教育论和教育学的历史论。历史学的教育论是从历史学上把教育现象加以论列,而教育学的历史论是从教育学上把这个历史制度加以考察。要了解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用后者的方法;要深察实际及实际的效用,必须循前者的途径。他表示,从历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现象,必须追溯到清末改制以前的中国教育现象,而指出其沿袭或变迁。若反是而由教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制度,则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上从欧洲到日本,经日本到中国,以及直接从欧美到中国的一个“继受”制度,与中国古代到清末的“固有”制度很少有渊源的。所以,要了解中国教育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求之于欧美日本教育史;但若要深察其实际及实际的作用,则必须从中国史上求之。换句话说,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看,中国的教育本身具有十分深厚的基础与渊源。这是一个非常宏大且具体的课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分析,这里就不充分展开论述和说明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有这样的一种底蕴,我们可以走自己的路。当然,我不仅要讲它的必要性,讲它的可行性,我还要讲它的现实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曾组织一批学者编写了一本《教育规律读本》。这本书编得别出心裁,而且很有创意,完全是用中国优秀传统的教育文献和经典中的话,包括《论语》《大学》等一些很重要的经典中的一些非常深刻而且言简意赅的话语来阐述教育的基本理论与规律。我有幸参加了这本书的评价工作,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作《教育规律的民族形态》。我想这也是它的现实性,证明中国教育可以走自己的道路,教育的理论与规律也可以讲中国话。

  中国的教育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建设,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水平。在这个时候,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必须有一种新的思路,必须以自己为本位。我还想在这里引用陶行知先生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高水平的成果,你想去开放、想去跟别人交流,也只能得到二流三流的东西,不可能得到一流的东西。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国际交流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交换知识、解决问题。因此,“即以交换知识论,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自己必须有好的东西,才能和别人换得好的东西。因为,‘给的能力’和‘取的能力’大略相等。能给多少,即能取多少”。他认为,在他那个时候,由于中国自身发展水平比较低,中国向国外所学到的东西大多是一些二三流的东西。他的这些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参与到开放中去,去扩大我们的开放,并且在开放中受益,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中西融汇的时代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走中国教育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不否定和排斥向国外优秀的教育经验理论学习。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西融汇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

  当然,合理地协调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英国著名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说道:“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未来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做到一方面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个性,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所能提供的最佳养分”。但是在今天,这种中西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西方并不在中国的外面,西方已经成为中国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西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外部,而且就存在于中国的内部。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走出了我们自己的一条教育发展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在人才培养、教育发展,包括办学模式方面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中国的经验,我想世界上真正就会呈现出一个教育发展道路与办学模式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中国就能够把各类高水平人才培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把中国教育发展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上。同时,也能够给其他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新的经验与借鉴,难道这不是中国教育对世界教育最大的贡献吗?

  最后,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道,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同时,我也再想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

  谢维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 10008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19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2期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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