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继续把落实“双减”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双减”也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度极高的话题。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中小学生的作业总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减”并不是政策的终点。

　　“推进‘双减’工作的实质是回归学校的育人本位，回归学生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说。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提升校内教学保障能力，强化教育主阵地的育人质量。”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姜军说，改革的推进中要破立结合。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双减”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校内

　　当野蛮生长的校外培训机构不能再用“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绑架学生和家长后，“双减”政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从校外转到了校内，如何让学校教育真正满足不同需求学生的需求，把学校教育真正“立”起来成为摆在所有学校面前的必答题。

　　“我现在很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位小学一年级家长的邹彤(化名)说。邹彤是班级家委会成员，最近她经常接到老师发给她的一些作业资料，老师暗示邹彤可以把这些资料转给班里的其他家长，还特意叮嘱邹彤不要向家长们透露资料的来源，“但是，没过几天家长们就猜到了这些作业是老师给的，因为第二天老师会讲解这些题，虽然没有强迫家长们一定要让孩子完成，但是大部分家长拿到后都会自觉完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表面减少，实际不变”的现象并不罕见。

　　“部分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还比较落后，对于‘教学质量’理解过于狭窄，认为‘育人’就是‘育分’，担心完全按照‘双减’的要求去做会影响学生考试分数。”梅国平道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教育功利主义痼疾。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当大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数”为标准进行界定时，中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就难以保持独立自省的态度了，在背负“成功者”期望的重担中逐渐归附教育功利主义。

　　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

　　观念亟须扭转。作业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在调研中经常看到学校老师强调作业量已经减少到了过去的60%，“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业是不是能够承载起过去你100%甚至200%的作业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还能有提升？”

　　记者观察到，在中央“双减”政策中，提到“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时共有5个段落，600余字，但是明确的提到“减”的只有一个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强调的都是如何增强设计、如何分层分组、如何通过作业更好的分析学情。

　　“双减”之后的作业，核心不是“减”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学的设计，提高作业的质量和水平。

　　而这也是“双减”政策的初衷。“要通过‘双减’倒逼教育改革和社会进步，通过教育的手段激发受教育者的‘潜力’，让受教育者找到适合并擅长的领域，从事相关的工作和活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把所有人培养成同一个类型。”姜军说。

　　老师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只是改变还需要更多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中显示，74.3%的教师表示，“双减”后“作业设计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师认为，设计高质量作业面临“作业素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的困难。

　　为此，梅国平提出建议，要引导学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探索个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时，鼓励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建立作业设计评价机制，鼓励教师布置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则认为，对学生要综合评价，不能只看考试分数，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姜军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要摒弃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质量观，真正以教育方针为指向，以德为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积极推进中高考以及与之对应的招生录取改革，改进考试方式，降低考试难度，减掉那些单纯靠“刷题”就能取得好分数的题目，增加体现学生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的题目。

　　把教师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务之急

　　只转变观念还不够，还要把观念变为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每一个教育瞬间。而这个关键就在老师。

　　不久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朋友圈里晒了她一天的时间表：上午第一节课听课，9：00到12：00去市里参加一个学习班，中午吃饭和休息用了半个小时，之后的12：30-1：30完成了线上家长会，之后继续参加学习，匆忙赶回学校后填了一堆必须填的表，参加课后服务，组织学生放学后这位老师跟一个约好的老师谈了话。下午6：30赶回家，火速做饭，两个孩子吃上饭后，这位老师又跟两个家长微信通话解决了一个当天发生的问题，匆忙吃过饭后写家长会的总结，然后备课……

　　“别说让我静下心来搞教研了，就连陪孩子吃一顿完整的饭的时间都没有。”这位老师说。

　　随着“双减”的推进，特别是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之后，更忙了、更累了成为很多老师的共识。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如何把教师从繁重、琐粹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成为当前的当务之急。

　　张志勇提出，要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要采取省级统筹、市级管理、城乡协同的办法，通过体制改革机制改革优化配置，解决我们城区教师的短缺问题。”

　　除了解决学校教师短缺问题之外，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各种建议。

　　姜军认为可以通过招募社会志愿者及外聘人员参与课后服务，弥补师资力量不足。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制定外聘人员考勤、推门听课、授课内容备案等制度，与其签订师德师风和校园安全责任书，明确外聘人员工作职责，规范外聘人员教学行为。

　　“还可以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推行弹性上下班制度。在两个方面挖潜，一个是合理安排教师的课堂教学，第二个是要合理安排课后服务，能不能让老师们每周有1~2次可以弹性上下班的机会。”张志勇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正在尝试各种办法让教师的工作更有“弹性”，比如在北京，一些学校在每个班都设立了正副两个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学任务相对少一些的科目老师承担，尽最大可能发挥所有老师的积极性和潜力。

　　“我们对教师群体的负担问题关注的有些晚了。”周洪宇说，我国减负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目前为止，国家、地方层面已经发布了数十个学生减负相关政策。但一直以来的减负政策关注重点都是中小学生，对教师的过重负担有所忽视。对此，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合理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提高教师的工作满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紧迫性。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国各省份基本都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使教师减负正式得到政策层面的关注。

　　而在给中小学老师减负的过程中，最该减掉的就是那些教学之外的工作负担。“帮教师做好‘减’法，而非‘加’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周洪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