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提案中建议，把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地区教育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不达标，学校和区域领导要被严肃追责，每年在主流媒体公布各地区青少年视力报告和近视率，接受社会监督。

　　他说：“以前我看到过，有校长因学校升学率降低被撤职，以后肯定会看到因近视率上升，区域和学校负责人会被问责。”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呈现低龄、深度近视的趋向。去年，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小学生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下降到70%以下。

　　为达成以上目标，倪闽景建议，“抓这个指标要像中央抓八项规定一样，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底线，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家长才会真正重视。”

　　据他介绍，上海在2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为期2年的实践表明，保证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每天2个小时以上，近视率下降了30%，“孩子课业负担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就多了，近视率也就降下来了。”

　　“上海市2021年的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1.2%，这是近几年来首次下降，这个指标是很硬的。近视率应该作为考察‘双减’成效的第一指标。”倪闽景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青少年近视与否不仅仅是健康问题，更是教育生态问题，近视率是教育生态的标志性指标。

　　谈到如何降低近视率，他认为“首先是要抓住近视率这个核心指标，引导社会观念转变”。他分析，近视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老师、家长、学生对“健康第一”并未真正理解到位，对近视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很多人认为，反正是要近视的，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在考试成绩和升学率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健康底线。

　　他认为，这其中折射出的教育焦虑问题很值得深思，“过度学习”导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背后，是老师、家长对考试、作业、知识作用的曲解。

　　“为什么焦虑？为了考上好大学，以后好找好工作。”倪闽景说：“但其实考试只是教育的一个抓手。考100分不是教育的意义所在，而在考了50分之后，学生在老师、家长的帮助下能够重拾信心，提高自己，才是教育的意义。”

　　他认为，发展得好的孩子都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主动学习的能力，良好的师生、生生、亲子关系;遇到挫折不放弃的品质。有了这些，即便没有考上好大学，也能发展得很好，没有这些，即便考上好大学，也可能无法承受学业和生活的压力。

　　倪闽景表示，老师、家长必须理解教育这种底层逻辑，才能够真正给学生减负。他说：“近视率下降之时，就是基础教育的教育生态真正转好的开始，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真正得到根本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