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告背后的大学实验:从“书架”到“货架”的港科大解法
当高校科研成果困于“止步论文”“转化率低”的行业难题时,一所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年轻学府,走出了一条学术研究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特色路径。
2026年6月5日,全球知名科学信息与决策支持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与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以科研与创新驱动社会经济效益:香港科技大学的实践与洞察》的专题报告。报告依托爱思唯尔旗下全球权威文献数据库Scopus与科研分析平台SciVal,以详实的量化数据及深度分析勾勒出一所建校仅三十五年的年轻大学,如何在科研产出、校企合作、成果转移和区域创新中构建价值转化链条的完整图景。
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港科大科研产出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0%;产学合作产出占比6.2%,是全球平均水平2.7%的两倍以上,合作论文的FWCI指数高达4.4;1995年至2024年间孵化超630家衍生企业,逾80%在近十年内成立,98%以上布局于粤港澳大湾区。
据悉,爱思唯尔长期依托Scopus、SciVal等工具,为全球高校、科研机构提供科研绩效评估、合作分析与发展规划支撑,其数据体系也是泰晤士高等教育、QS等主流世界大学排名的核心数据源,具备极强的权威性与参考价值。
从“论文导向”到“影响力导向”
如何将办学初心转化为制度保障?郑光廷的回答颇为直接:“最重要的是港科大的文化。我们定位就是做有影响力的科研,训练学生做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如果定位是影响力,就不会仅止于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是科研的重要里程碑,但绝不是终点。”郑光廷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港科大独特的教育哲学。“光有理念还不够,港科大希望把科研成果一直往下推,这一点,我们一直非常有系统地在推进。”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校之初,当全球多数高校仍将“深耕学术、发表论文”作为目标时,港科大便确立了“科研服务社会、成果落地产业”的发展定位,鼓励师生既要深耕理论,也要动手实践,做到“脑手并用”。
大疆无人机便是这一理念下诞生的经典案例。“大疆是我们学校非常引以为荣的独角兽企业,它的无人机是在学校做出来的。”作为港科大知名校友企业,其创始人汪滔在校期间便是学校机器人竞赛团队骨干,长期的科创实践和竞赛经验,让他的想法逐步落地,最终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独角兽企业。“让学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同时了解到所学如何能落在实用上”,这是港科大体系的设计初衷。
“在文化上,港科大一开始就建立要做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能一直把东西做到最后成产品。但是能够做到让外面的企业接受,是我们的责任。”为打通科研与产业的壁垒,港科大搭建了全链条支撑体系:
在知识产权管理上,建立专业化团队负责专利申请、技术许可与成果对接,让科研人员无需分心对接市场;在平台搭建上,与腾讯、华为、比亚迪、英特尔等海内外龙头企业共建27个联合实验室,企业将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带入校园,师生从科研源头瞄准市场需求开展攻关,实现科研起步即对接产业;在资金支持上,学校设立专项科创资金,为处于转化中间阶段的项目提供扶持,填补基础科研资金与市场化投资之间的空白地带。
跨越死亡谷:产学研如何真正落地
产学研融合喊了多年,但真正做好的并不多。业内将基础研究与市场化应用之间的断层形象地称为“死亡谷”,足见其跨越之难。产学研融合不深、成果转化不畅,到底卡在哪里了?
郑光廷认为,首先卡在评价导向与使命认知。“当学校的评价系统只是评价有多少论文、甚至引用多少次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根据这个体系往前走。”他说,全世界很多学校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转变。“当科研人员的价值只由论文衡量,所有人都会向单一目标靠拢。”
郑光廷表示,港科大从顶层设计上调整评价导向,将成果转化、产业贡献、社会影响力纳入科研人员考核范畴,重塑科研人员的使命与动机,让“跨越死亡谷、创造实际价值”成为师生的主动追求。
其次是人才结构。郑光廷认为,科研人才、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有相当相似性,但技能不一样”。科研人员擅长理论攻关,创新者擅长0到1的突破,创业者精通市场运营,而成果转化恰恰需要三类人才协同发力。
科大的做法是着力打造多元化人才梯队,让这三类人“混在一起”。一方面汇聚全球顶尖基础科研人才,保障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开设系统的创业课程、举办科创竞赛,培养师生的市场思维与实践能力,同时引入产业界资深人士参与教学与项目指导,让不同类型的人才交融碰撞,补齐转化环节的人才缺口。
最后是能力培养与协同机制。“学生要被教育和训练,教授、科研人才也要不断地去磨炼”为此,港科大通过常态化校企合作、联合项目、实地交流等方式,持续锻炼师生的跨界协作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校始终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定位,不包揽从科研到量产的全流程,而是扮演“推动者”与“链接者”的角色,联动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构建产学研政企金协同生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推动成果走向市场。“学校一定不能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能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大的文化就是包容、自由、合作”。
这三点,总结起来就是:“为什么要做?合不合适我们做?我们做不做得出来?”郑光廷说,“港科大有各式各样的创业教育,有知识产权管理的机制,有创业竞赛,有经验学习,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的科研人才能够把事情做出来。”
依托这套组合拳,港科大的成果转化效率持续领跑。数据显示,港科大每100篇论文可产生12.2次专利引用,意味着学术成果被产业界高频吸纳;超120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落地,让实验室技术持续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大量硬科技成果走出校园,催生了一大批优质企业。
矩阵式创新:构建大湾区的共生引擎
报告显示,港科大孵化的衍生企业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先进材料等硬科技领域,且绝大多数布局在大学周边100公里范围内,即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带。
这背后,是学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的战略眼光。郑光廷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一种“矩阵式的科研推进方法”。他指出,美国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学与企业、产业建立了共生系统。
港科大正在大湾区复制并升级这种模式。从深圳南山到福田河套,从广州南沙到佛山,港科大建立了多个产学研平台和研究院。这些平台就像是港科大伸向产业一线的“触角”,让教授们能听到产业一线的“炮火声”,让学生们能接触到最鲜活的商业案例。
此外,港科大的双校区互补机制同样值得关注。广州校区以“学域”和“枢纽”取代传统学院系所,从底层架构上打破了学科壁垒,并与清水湾校区形成“一体双校、优势互补”的格局。“我们希望广州校区做一些我们过去做不到的事情。”郑光廷说。
此外,两校通过共享大型研究设施、师资互聘以及‘1+1+1’的联合科研计划,实现了深度的联动。
“除了大湾区,2025年初我们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心,未来版图将进一步扩展至长三角和京津冀。”郑光廷表示。
重新定义大学的价值
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方面,港科大展现了强烈的科研承诺。报告显示,港科大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产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契合,SDG相关发文在同类院校中增长率名列前茅,学术影响力位居第二。特别是在目标14(水下生物)和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领域,港科大的学术产出相对活跃指数(RAI)大幅超越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及全球平均水平。且研究成果频繁被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引用,政策影响力走在前列。
这与郑光廷反复强调的“影响力”理念形成呼应——大学的价值不应仅以论文和排名来衡量。
面对AI时代对所有专业的冲击,郑光廷给学子的建议也回归到这一核心:“我建议学生对人有更多的了解。任何一个专业如果能了解人类需求,就能在AI世代里找到迭代的方向。”他坦言,“需求一直在变”,“readytoresetyourcareerformultipletimes”——准备好多次重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才是面对不确定时代最重要的能力。
从一间年轻的研究型高校,到全球产学研融合的标杆;从单一的学术科研,到赋能湾区、链接全球的创新引擎,港科大用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当一所大学真正将“服务社会”刻入基因,当它敢于打破围墙、拥抱企业、容忍试错,它就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不仅体现在数百亿的经济价值上,更体现在它为大湾区乃至全球培养了一批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港科大的探索或许正是我们寻找已久的那条从“书架”通往“货架”,从“跟跑”迈向“领跑”的康庄大道。
本文为EOL教育在线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转载自EOL教育在线。
作者:黄卓
2026年6月5日,全球知名科学信息与决策支持机构爱思唯尔(Elsevier)与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联合发布了一份名为《以科研与创新驱动社会经济效益:香港科技大学的实践与洞察》的专题报告。报告依托爱思唯尔旗下全球权威文献数据库Scopus与科研分析平台SciVal,以详实的量化数据及深度分析勾勒出一所建校仅三十五年的年轻大学,如何在科研产出、校企合作、成果转移和区域创新中构建价值转化链条的完整图景。
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港科大科研产出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0%;产学合作产出占比6.2%,是全球平均水平2.7%的两倍以上,合作论文的FWCI指数高达4.4;1995年至2024年间孵化超630家衍生企业,逾80%在近十年内成立,98%以上布局于粤港澳大湾区。
据悉,爱思唯尔长期依托Scopus、SciVal等工具,为全球高校、科研机构提供科研绩效评估、合作分析与发展规划支撑,其数据体系也是泰晤士高等教育、QS等主流世界大学排名的核心数据源,具备极强的权威性与参考价值。
从“论文导向”到“影响力导向”
“港科大自创立以来,一直将创新与社会价值创造视为核心使命。这份报告不仅是对我们过去科研成果的量化梳理,更是对未来大学如何更好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深入探索。”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郑光廷教授这样说。

如何将办学初心转化为制度保障?郑光廷的回答颇为直接:“最重要的是港科大的文化。我们定位就是做有影响力的科研,训练学生做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如果定位是影响力,就不会仅止于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是科研的重要里程碑,但绝不是终点。”郑光廷在采访中多次强调港科大独特的教育哲学。“光有理念还不够,港科大希望把科研成果一直往下推,这一点,我们一直非常有系统地在推进。”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校之初,当全球多数高校仍将“深耕学术、发表论文”作为目标时,港科大便确立了“科研服务社会、成果落地产业”的发展定位,鼓励师生既要深耕理论,也要动手实践,做到“脑手并用”。
大疆无人机便是这一理念下诞生的经典案例。“大疆是我们学校非常引以为荣的独角兽企业,它的无人机是在学校做出来的。”作为港科大知名校友企业,其创始人汪滔在校期间便是学校机器人竞赛团队骨干,长期的科创实践和竞赛经验,让他的想法逐步落地,最终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独角兽企业。“让学生在学习和科研的过程中,同时了解到所学如何能落在实用上”,这是港科大体系的设计初衷。
“在文化上,港科大一开始就建立要做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不可能一直把东西做到最后成产品。但是能够做到让外面的企业接受,是我们的责任。”为打通科研与产业的壁垒,港科大搭建了全链条支撑体系:
在知识产权管理上,建立专业化团队负责专利申请、技术许可与成果对接,让科研人员无需分心对接市场;在平台搭建上,与腾讯、华为、比亚迪、英特尔等海内外龙头企业共建27个联合实验室,企业将产业一线的真实难题带入校园,师生从科研源头瞄准市场需求开展攻关,实现科研起步即对接产业;在资金支持上,学校设立专项科创资金,为处于转化中间阶段的项目提供扶持,填补基础科研资金与市场化投资之间的空白地带。
跨越死亡谷:产学研如何真正落地
产学研融合喊了多年,但真正做好的并不多。业内将基础研究与市场化应用之间的断层形象地称为“死亡谷”,足见其跨越之难。产学研融合不深、成果转化不畅,到底卡在哪里了?
郑光廷认为,首先卡在评价导向与使命认知。“当学校的评价系统只是评价有多少论文、甚至引用多少次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根据这个体系往前走。”他说,全世界很多学校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转变。“当科研人员的价值只由论文衡量,所有人都会向单一目标靠拢。”
郑光廷表示,港科大从顶层设计上调整评价导向,将成果转化、产业贡献、社会影响力纳入科研人员考核范畴,重塑科研人员的使命与动机,让“跨越死亡谷、创造实际价值”成为师生的主动追求。
其次是人才结构。郑光廷认为,科研人才、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有相当相似性,但技能不一样”。科研人员擅长理论攻关,创新者擅长0到1的突破,创业者精通市场运营,而成果转化恰恰需要三类人才协同发力。
科大的做法是着力打造多元化人才梯队,让这三类人“混在一起”。一方面汇聚全球顶尖基础科研人才,保障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开设系统的创业课程、举办科创竞赛,培养师生的市场思维与实践能力,同时引入产业界资深人士参与教学与项目指导,让不同类型的人才交融碰撞,补齐转化环节的人才缺口。
最后是能力培养与协同机制。“学生要被教育和训练,教授、科研人才也要不断地去磨炼”为此,港科大通过常态化校企合作、联合项目、实地交流等方式,持续锻炼师生的跨界协作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校始终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定位,不包揽从科研到量产的全流程,而是扮演“推动者”与“链接者”的角色,联动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构建产学研政企金协同生态,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共同推动成果走向市场。“学校一定不能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能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大的文化就是包容、自由、合作”。
这三点,总结起来就是:“为什么要做?合不合适我们做?我们做不做得出来?”郑光廷说,“港科大有各式各样的创业教育,有知识产权管理的机制,有创业竞赛,有经验学习,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的科研人才能够把事情做出来。”
依托这套组合拳,港科大的成果转化效率持续领跑。数据显示,港科大每100篇论文可产生12.2次专利引用,意味着学术成果被产业界高频吸纳;超120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落地,让实验室技术持续转化为企业生产力。大量硬科技成果走出校园,催生了一大批优质企业。
矩阵式创新:构建大湾区的共生引擎
报告显示,港科大孵化的衍生企业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先进材料等硬科技领域,且绝大多数布局在大学周边100公里范围内,即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带。

香港科技大学衍生企业地理跨度/距离分布(1995—2024年)。括号内数字为活跃衍生公司数量。
这背后,是学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的战略眼光。郑光廷在采访中特别提到了一种“矩阵式的科研推进方法”。他指出,美国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学与企业、产业建立了共生系统。
港科大正在大湾区复制并升级这种模式。从深圳南山到福田河套,从广州南沙到佛山,港科大建立了多个产学研平台和研究院。这些平台就像是港科大伸向产业一线的“触角”,让教授们能听到产业一线的“炮火声”,让学生们能接触到最鲜活的商业案例。
此外,港科大的双校区互补机制同样值得关注。广州校区以“学域”和“枢纽”取代传统学院系所,从底层架构上打破了学科壁垒,并与清水湾校区形成“一体双校、优势互补”的格局。“我们希望广州校区做一些我们过去做不到的事情。”郑光廷说。
此外,两校通过共享大型研究设施、师资互聘以及‘1+1+1’的联合科研计划,实现了深度的联动。
“除了大湾区,2025年初我们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心,未来版图将进一步扩展至长三角和京津冀。”郑光廷表示。
重新定义大学的价值
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方面,港科大展现了强烈的科研承诺。报告显示,港科大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产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契合,SDG相关发文在同类院校中增长率名列前茅,学术影响力位居第二。特别是在目标14(水下生物)和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领域,港科大的学术产出相对活跃指数(RAI)大幅超越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及全球平均水平。且研究成果频繁被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引用,政策影响力走在前列。
这与郑光廷反复强调的“影响力”理念形成呼应——大学的价值不应仅以论文和排名来衡量。

香港科技大学在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领域的研究产出相对活跃指数/专业化程度(2019—2023年),并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进行对比。雷达图中数值为1的黑线代表全球基准线。
面对AI时代对所有专业的冲击,郑光廷给学子的建议也回归到这一核心:“我建议学生对人有更多的了解。任何一个专业如果能了解人类需求,就能在AI世代里找到迭代的方向。”他坦言,“需求一直在变”,“readytoresetyourcareerformultipletimes”——准备好多次重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才是面对不确定时代最重要的能力。
从一间年轻的研究型高校,到全球产学研融合的标杆;从单一的学术科研,到赋能湾区、链接全球的创新引擎,港科大用三十五年的实践证明,当一所大学真正将“服务社会”刻入基因,当它敢于打破围墙、拥抱企业、容忍试错,它就能释放出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不仅体现在数百亿的经济价值上,更体现在它为大湾区乃至全球培养了一批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港科大的探索或许正是我们寻找已久的那条从“书架”通往“货架”,从“跟跑”迈向“领跑”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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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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