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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 大中小学都要重视“大学之道”
2020-09-27 03: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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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正式印发,对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作了重点部署,为国际教育指明发展方向。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培养国际化人才,是我国中小学校长应深入思考的问题。9月26日,清华附中与中国教育在线联合主办的“中西融合,迎接未来——新时代校长领导力高峰论坛”在清澜山学校举行,专家学者、中小学校长汇聚一堂,共话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杨斌教授分享了两点思考,一是大中小学都要重视“大学之道”,二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每当引用这句话时,我们都很清楚,古籍《大学》起首的“大学”之意,不是指的现代大学、高等院校,而是相对于“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的“小学”而言,“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人”之学、君子之道。此处的“大人”,也非生理意义上的成年人之意,而有社会和伦理的意义。人分出“大”与“小”,相应的,“学”也分出“大”与“小”,则是如同清华校歌中很有意义的一句所说:器识其先,文艺其从;大小之分,是特别在强调“器识”与“文艺”之别,成人与成才之别。
  “大学”之大学问,非艰深高难仄,实君子之道也。梅贻琦、潘光旦先生曾经说过:“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前辈校长的这一番话,温故知新,切中要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之道”不是仅限于今天的高等院校才需要琢磨和落实的道理,对于小学和中学教育来说,同样有这个意义上的“大学之道”需要加以落实。不同阶段也许侧重不同,但恐怕得是一以贯之。
  全国教育大会开篇讲了教育工作的贡献,总结为五“人”,让我们分别看来。开发人力、培育人才是从经济结果、要素生产的角度来衡量教育贡献——我统称为“成才”,而对于受教育者完善人格(我把它叫做“成人”)之成果,却因其成效内在、度量不易而少了关注。同时,教育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还承载着凝聚人心(我叫做所谓的“成群”)之责——较之于人们熟悉的人口红利与在其上延伸出来的“人才红利”概念,我几年前所提出的“人文红利”这个角度,更能让我们看得清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还包括广义的家庭教育、公民教育、社会建设)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受教育者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群体之人心凝聚,都是造福人民之根本贡献;人格完善与人心凝聚,都更得靠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的大学问。所以说,不管我们是身为大学还是中小学的教育者,当校长的,办教育的,都要深刻理解古人所说的“大学之道”,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比起来,大学之道是我们应该不论哪个教育阶段都要做好的基本功课。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思考是:跳出“唯商怪圈”才能“在明明德”,这里的在字,强调一个持续进行、永无止境的含义。智商的发明到现在有120年历史了。40年前,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提出了多元智能,丰富了对于人类智力的内涵的认识。但在实践中,数理逻辑智能以及语言智能得到极为突出的偏爱,特别是在我们的大中小学教育、正规教育中非常突出,其它的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认识自然的智能等,往往是“有则加勉”、“其它特色”,不在实践当中对于智力进行培养的核心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从社会对不同智力方面的需求角度去分析。今天,我想分析的一个角度是,“难衡量,则不发展,或者难发展”,是说这些智能维度对我们来说,是较难衡量的也较少衡量的,因而不知不觉地就在主流教育当中被弱化被轻视,而且这种弱化和轻视,还会在一代一代人当中延续和强化。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但如果其中只有“智”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衡量,更可以进行比较,那么就容易带来一种倾向,就是在教育者和学习者这两个方面都会出现“唯智力而轻其他”的这种行为取向,算不上故意,而是因为“智”在这五个当中,可能是最容易以“商”这样一种方式被比较准确地衡量,并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这是社会进行选拔的需要)。智商的存在与精进是智力得到更优先发展的一个技术解释,所以,要想其它的也同样得到发展上的重视,你也得研究出个类似于智商的“商”来,才会得到发展上的同等努力。我把这种效应,起了个名字叫做“唯商怪圈”,说的就是,难衡量的方面,就得不到足够促进发展的投入。
  “唯商怪圈”,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全局性的影响呢?这恐怕不是小事,它会严重地影响到对于教育完整成效的一个达成,即便是智力,你也会发现智商对于智力的衡量是不完整的,而德智体美劳中的“智”,也不仅仅是学习课程当中的考试就能够加以完整衡量的。不经意之间,甚至这个“智”还会狭窄到只是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一部分能够以统一考试来衡量的能力,这其实是非常窄的智力。而团队能力、沟通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力,创新能力等,就不太容易通过考试的方式衡量,或者说很难以某种“商”这种方式把它定量地表达出来。
  结果呢,久而久之,这些社会需要的能力,未来创新社会极其宝贵的能力,因为无“商”衡量,而在教育者或者学习者两端都面临弱化和忽视的情形;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部分我认为是“德”,“在明明德”中的“德“,因为这一部分的衡量,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中,不同的主流价值观,想大家形成一个公认的衡量,其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何况这里面还有人们的品格、德性的隐性、复合的问题。这可怎么办?
  我们看到其实,有两种应对“唯商怪圈”的方式,一种策略叫做把难以衡量的方面想尽办法地变得能衡量,比如找到针对这方面的商数,然后按图索骥,这样好像就能够影响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行为。你知道有“情商”,可能也会听到有人提“胆商”或者“爱商”,“社交商”,林林总总。也因此有人在这个背景下沿着这个思路就提出来说,我们能不能研发出一种衡量体系叫“德商”?
  我的看法是,这其实是不可取的一个思路,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死路。不只是对德,也包括对看起来容易衡量得多的体,或者乍一想有可能找到某种“商数”的美育和劳动。但其实,任何这种冠以“商”的衡量,都是对人的复杂性,对教育的全面性的一种粗暴简化。教育培养的是全人,而不是一个指标的集合,教育希望看到的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人,而不是被尺子量度被机器加工的零部件。“商来商去,最后教育受伤”。为了可比,而走向量化、显性化、短期化的过程中,会对人降维,把原本丰富联系、深刻统一的人的整体,拆得支离破碎,甚至因而丧失了意义。
  可以预想的一种情形,如果一旦想找到某一种“德商”,就可能会陷入到对德的某种知识层面至多是显性能力层面的衡量。其实你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跟德有关的不少课程,最后衡量的促进的,也许没有落在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的价值观这个德的方面,没有落在持续深入的品格品性甚至包括哪怕只是行为表现层面,而是演变成了对德的有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其实已经不是在明明德这个“德”本来的意思,甚至可以说,非要找到个“商”来加以衡量的这个求解过程,实质上可能促进的聚焦的就变成了“小学之术”,而非“大学之道”。
  该怎么跳出这个“唯商怪圈”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打破“难衡量就不发展”的这个逻辑,跳脱出来,自觉地变成“难衡量却仍然要发展”,不以外界的、短期的、显性的衡量作为人的发展的动力源,这就需要来自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共同觉悟,以及社会的耐心与从容。大中小学,不同阶段,如果是对于我们成为完整的人有益处有帮助的,我们就要花时间投入努力,去发展它。特别要注意的是,不是在学校之间老师之间比出个高下,而是明天跟今天比持续在进步。要给予复合感受性的、主观判断性的、总括断定性的评价与衡量以空间和位置。举个例子说,我们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绝不只是劳动技能的培养,更该是劳动意识和对劳动和劳动者自然而深厚的感情的养成。这方面的发展,不能指望着“商”式的指标性的衡量,而必须变成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共同信仰,但行之,莫“商”之。所以,我今天想着重与大家分享的思考就是,任何一个教育机构,和我们尊敬的校长们,要想面对并超越这个越来越“算法至上”的社会,培养面向未来的“人”而不只是“才”,都必须要树立跳出“唯商怪圈”的志向,以“大学之道”为培养目标,并有足够的定力、有足够的耐心。
最后,预祝今天的新时代校长领导力高峰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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