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梓森在办公室

　　赵梓森院士至今清晰地记得，10多岁时带着弟弟花了几天时间制作矿石收音机，最后爬上高高的屋顶，却没有接收到信号时的失落。

　　彼时的他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自己凭借创新让千家万户用手机就可以实现千万里的通话，成为中国的“光纤之父”。

　　回首当年他感慨，正是中学时代重视培养动手能力，为后来厕所旁的简易实验室里，制作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型光纤“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年少时制作矿石收音机、航模飞机、小马达的经历，尽管常有失败，但在玩的过程中发现了兴趣，培养了创造能力。而为了兴趣的他，放弃名牌大学两度高考，只因为“学不适合我的专业，将来工作了也不会做出成绩”。

　　赵梓森多次鼓励今天的学生在初中之前应该多玩，在玩的过程中发现兴趣，培养创造能力。但他直言，所说的玩“不是沉迷电子游戏”。

　　面对青年学子的成长之惑，这位耄耋老人殷殷寄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指引人生的方向。”

　　偏科少年 动手能力强为科研创新埋下伏笔

　　1932年2月，赵梓森出生在上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父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母亲靠做缝纫活儿、销售小商品贴补家用。

　　母亲曾被卖给一个医生家里当丫鬟，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也因此，赵梓森的父母虽没读过书，但在多艰的岁月中，供养8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赵梓森出生时早产。童年的他个子很小，稍有风吹雨淋就会生病。两次伤寒，差点夺去他的生命。

　　少年赵梓森早早就意识到，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副好身板儿。在学校里，他爱上了美术、雕刻、集邮，喜欢做模型飞机、打乒乓球……更多的时间，他泡在足球场上，身体也越来越结实。

　　有一次，赵梓森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上海虹口公园的一场专业足球赛，中场休息时，他们自己跑到场中踢球。看到三四个同学都抢不到赵梓森的球，专业运动员看着有意思专门跑过来抢，结果赵梓森每次挑球从运动员的腰间溜过，引得全场的掌声。

　　儿时，兄妹八人，家庭负担重，买不起玩具，赵梓森就想方设法自己制作。他带着弟弟尝试组装矿石收音机，买不起半导体，就把矿石敲碎后用火加温使铜氧化，自制检波氧化铜，然后钉上弹簧指针，装上耳机。

　　然而，当他们兴高采烈地爬到屋顶去检测时，却没有收到任何信号——原来，能检波的是氧化亚铜半导体。

　　看似“小打小闹”的发明创造，让赵梓森的数理化成绩变得非常优秀，“制取氢气，就涉及化学问题;做模型飞机，不懂几何就不行;做小马达，更离不开物理。”

　　初中化学老师龚叔云的激励同样影响了这位中国光纤之父。因为欣赏他勤动手、爱钻研的好品质，龚老师曾专门写信鼓励已经读高中的赵梓森。信中那句“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科学家”的话语，无数次萦绕在追梦少年的心头。

　　他也展示出了一个典型的偏科少年让人忧心的一面。

　　需要背诵的英语、历史、地理等文史类学科，他常常距离及格线都很远，数理化班级排名前几位，但一综合，就跌到了倒数。中考时，赵梓森勉强考上上海一所很差的高中。

　　母亲的警告振聋发聩：“即使不喜欢你也要学，起码要及格，否则你就考不上大学，没有实现梦想的基础。”

　　两次高考 “好专业比名牌大学更重要”

　　赵梓森的高考经历，既波折又励志。

　　1949年解放，高中毕业的赵梓森要考大学了。

　　中学时成绩并不突出，他不敢报考学费便宜但难度较高的公立大学理工科。而且解放前，3个姐姐都上了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这个懂事的男孩为减轻家庭负担压力，最终报考了浙江大学农学院。

　　进入学校后，他发现二年级全是细胞学、生物学等需要大量记忆的课程。苦苦坚持了一年，赵梓森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根本不是念农学院的料”。

　　他下定决心，重新高考。

　　让赵梓森至今感念的是，尽管家中经济拮据，开明的母亲还是支持了他。

　　第二年，赵梓森考上了复旦大学，“报的是物理系，结果因为成绩没达到，被录到中文系”。

　　这一次，赵梓森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放弃复旦，辗转来到私立的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赵梓森如愿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通信学科，“由于专业都是自己喜爱的，所以门门课程都是优秀”。

　　“好专业比名牌大学更重要。”多年后，面对青少年高考专业如何选择的提问，赵梓森用自己的成长历程现身说法，“要了解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将来一定有前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武汉市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做了一名中专教师。走上讲台初为人师的赵梓森，才发现自己的大学并没有读好。“当时课程改制，大学只读3年，许多重要课程被压缩，教书后发现学生所用的苏联教材我自己都不懂。”

　　课余时间，赵梓森就在家里自学，从大一的课程开始，重学微积分、概率论、外语，一直把研究生课程都学完了。

　　为了看懂外国杂志、与外国人讨论交流，赵梓森每天增加记忆20个单词，把前一天背过的单词再背一遍，上午下午各背一次，3个月下来背完了一本简明英语字典。几年后，赵梓森对自己充满自信。

　　领导见他喜欢科研，又把学校3个实验室交给他负责。整天泡在实验室里的他如鱼得水，乐此不疲。

　　指导学生做实验之余，他就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常常思考这个实验为什么会这样?如果用别的方法能不能做?“这样我的知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

　　赵梓森的同学中流传着一个“4年和40年”的故事。

　　在一次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聚会上，有位学习成绩一直排在他前面的同学惊讶于赵梓森院士的成就，毕竟大学里通信知识教得少，赵梓森又没上过研究生，毕业后分配也只是到一所中专任教。

　　“你学4年大学有什么用啊?我是40年天天都在学。”赵梓森就此解密，一个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并不是只靠大学的4年来学习，而是在工作后坚持不断地学习。“只要你有本事，中国正在建设阶段，不怕英雄无用武之地”。

　　赵梓森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一起到学校的年轻教师，很多觉得在中专教书很容易，平时都在打牌下象棋，但自己每天晚上在家里一学就是几个小时。

　　是什么力量促使自己40年如一日坚持学习钻研?赵梓森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兴趣”。

　　敢于创新 年轻人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

　　中学时代锻炼了动手能力，毕业后坚持学习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犹如齐飞的“两翼”，很快就助推赵梓森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1969年，国家邮电部将立项研究多年而长期鲜有突破的“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转给武汉邮电学校。

　　项目紧急，而实验所需的重要设备平行光管要一年以后才能到货。赵梓森从小练就的“土法”大显身手，他采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来代替平行光管进行校正，仅用两天就有所突破。

　　一年多工夫，项目组里光大气传输通信距离从8米飞跃到10公里。当大家欣喜万分时，赵梓森却很淡定，大气传播光通信技术受天气影响大，一旦碰上雨、雪、雾等天气，就无法完成通信，“总不能下雨下雪，老百姓不打电话吧”。他意识到，搞大气传输光通信就是走死胡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

　　1972年年底，赵梓森从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美国正在研究“光纤通信”——利用玻璃丝进行通信。他在湖北省图书馆翻阅大量资料后，了解到美英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敏锐地意识到，用玻璃丝搞通信，可能会引起一场通信技术的革命。

　　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光纤，在当时很多专家看来都是“天方夜谭”。认准的事自己干，在单位厕所旁的清洗室里，他们搭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利用一台破旧机床、几个电炉、几只烧瓶，开始研制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后，1976年3月，赵梓森团队拉出一根7米的玻璃细丝，这是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

　　1979年，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低损耗光纤面世。3年后，中国老百姓真正开始用光纤打电话。

　　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一根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市场份额占到全世界一半以上。

　　在和青少年交流时，赵梓森常鼓励大家勇于创新，争做创新型人才。

　　赵梓森认为，在创新性的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能力都很重要。“我并不只是数理化好，也不是只喜欢动手，是两者结合得很紧。”

　　如何培养创新的能力?赵梓森建议，今天的青少年虽然被天天上课给“框”住了，但可以带着求知、寻找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甚至怀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不可能是那样?老师讲的是否有道理?用这种方式学习，相信能培养出创新的能力。

　　“初中之前小孩子不玩，创造能力就没了。”赵梓森鼓励时下的初中生要多玩，不是普通地玩游戏，就像自己当年做航模和收音机，是在玩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创造和创新，不断碰到问题，不断去解决问题，不断去创新。

　　赵梓森也注意到，今天青少年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了，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家长都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但是另一面，给孩子的多是成品，不需要再去做矿石收音机，也不需要再去做模型，“锻炼、磨练的机会少了”。

　　自己最初捣鼓光纤时，也曾被人讥讽“异想天开”，这让赵梓森笃定，“发烧友”式的实践适合搞创新，就在于不人云亦云，敢于提出个人看法，有时还需要奇思异想。“一旦迷恋，废寝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