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五唯”已经五年多了，收效并不显著，特别是唯论文、唯国际论文与唯“帽子”，不仅没有破除反而愈演愈烈。在中国学术界，国际论文是硬通货，国际顶刊论文是超级硬通货。长期以来，以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者成为国内科教界的佼佼者，不仅得到高端“帽子”，而且备受欢迎，成为“双一流”高校争相重金礼聘的对象：不仅多一个“帽子”人才，更重要的是其擅长发表国际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可以巩固、提升大学和专业的国际排名，这可是名校的头等大事，所以给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高校与“帽子”人才，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但是却与加强原始创新无关！国际顶刊包括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列出的145种刊物(2014年开始选定68种，2018年升至82种，2023年更新为145种)，最近两年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根据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统计做出的世界顶级大学50强的榜单(笔者团队在原榜单右侧添加一列，标出该校诺奖得主数量，中国大学除清华有杨振宁外其余均为零)如表1、表2所示(1)，全球前10所大学，中国占据7席，前50所中国占据21所，力压美国，排名第1。这些都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充分表明了按照国际顶刊论文数量根本无法正确反映大学科研的真实水平与前沿竞争力。仔细审读这两份榜单及其发展趋势，可以预测，再过一两年，全球顶级大学前10名可能几乎被中国大学包揽，前50所中大部分也被中国大学所占据，国际排名沦为国际玩笑，这种过于离谱的结果必然导致自然指数世界大学排行榜失去公信力，信誉崩塌。它表明增加国际顶刊论文发表数量、提升大学国际排名这些引以为傲的努力与加强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几乎无关，甚至适得其反，因为消耗了巨额资金，可见问题极为严重。本文主要探讨四项内容：(1)国际顶刊论文已经成为中国科教界的超级硬通货，成为高端人才的第一追求；(2)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国际顶级成果，以其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大错特错；(3)激励错配、多重损失：为西方免费打工、资金巨额浪费，劣币驱逐良币，塑造以追求发表SCI论文与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严重偏离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目标；(4)可行的启动方案，利用依据国际顶刊论文数量进行大学国际排名体系行将破产的契机，开展原创大摸底，立竿见影地“破五唯”立新标，重建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的科研体系。本文所述一流人才、一流成果、一流学科均指世界一流。

表1 2022世界大学自然指数排名(top50)

　　*诺贝尔奖学科统计范围：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

表2 2023世界大学自然指数排名(top50)

　　*诺贝尔奖学科统计范围：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

　　一、国际顶刊论文已经成为中国科教界的超级硬通货

　　科研事业产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科技突破、原始创新，这些应该是科研人员的毕生追求。但是在我国，这些追求却被热衷于发表国际顶刊论文所取代，近年来，愈演愈烈，国际顶刊论文俨然成为中国科教界最硬的超级硬通货。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是取得成功的捷径，是进入中国科教界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唯国际顶刊论文”在“五唯”中与“唯帽子”相辅相成，愈演愈烈，成为加强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巨大障碍，也是最难破除的顽瘴痼疾。“国际顶刊论文”挂帅的成因与后果有五：

　　(一)国际接轨、量化管理、入围国际排名

　　上个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将SCI引入理工科教师的科研评价体系，将发表3篇SCI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硬性标准，随后一些大学跟进，SCI论文数量、引用率成为评价科研绩效的主要标准，甚至成为唯一标准。有国际接轨、便于量化管理评价、入围国际排名等的加持，SCI论文指标演变为SCI挂帅，进一步发展成为国际顶刊论文挂帅。

　　(二)学术GDP与国际排名成为高产出的成绩单

　　国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有力推动了科研事业的发展，科教界也面临考核压力。SCI论文乃至国际顶刊论文数量的增长，特别是据此导致的大学国际排名的不断提升，成为科教界高产出的成绩单，成了应对政府考核的抓手，加大对发表SCI论文、国际顶刊论文奖励的做法普遍实行。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29所985高校的调研表明，高校实施的SCI论文奖励政策主要包括对发表在《Science》《Nature》《Cell》(CNS)上的论文进行奖励和对按照分区进行奖励及以影响因子为基础进行奖励等，对CNS发表论文每篇奖励30万元-50万元，SCI一、二、三分区的论文奖励分别为5万元/篇、3万元/篇、1万元/篇(均为人民币)(2)。在许多高校中，提高大学和专业的国际排名是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擅长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的学者备受重视和欢迎。

　　(三)神化《Science》《Nature》《Cell》等顶刊，弥补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获奖者的极度欠缺

　　世界公认的三大权威大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奖励的是国际顶级科研成果，国内学者在获奖方面极度欠缺、几乎为零(仅有1项诺奖)，结果就抬出《Science》《Nature》《Cell》三大顶刊加以渲染。CNS上刊载的论文确实有国际顶级成果，包括获得诺奖的成果，但这只是少数情况。神化国际顶刊论文是通过两次夸大完成的，一是把CNS上的所有论文都被视为国际顶级成果；二是把所有国际顶级刊物(目前国际顶刊没有统一界定，自然指数包括145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列出159种、371种，并将其上发表的论文称之为“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这些都可以笼统地誉为国际顶刊)又都被视为与CNS同样等级的刊物。这种夸大就像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都是世界一流人才，又说世界一流大学都与哈佛大学等量齐观，其荒谬之处不言自明。尽管如此，由于自然指数等的大学国际排名把所有国际顶刊论文一视同仁地进行统计，这种夸张也就有了依据。利用公众和媒体对CNS顶刊的崇拜和标签化的习惯，推而广之，对所有国际顶刊都另眼相看。国际顶刊论文成为科教界超级硬通货，国际顶刊论文就是论文“帽子”，和人才“帽子”相得益彰。以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也就顺理成章了。由于将在国际顶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大学国际排名的依据、媒体渲染以及其受益者(国际顶刊论文的中国作者等)的推波助澜，国际顶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备受推崇，发表国际顶刊论文成为许多中国高层次科研人员的第一追求。

　　(四)国际顶刊及SCI体系维护国际学术秩序与西方学术霸权

　　科学研究贵在挑战权威、前沿突破，不仅微观如此，宏观也如此，宏观就包括西方主流研究范式与国际学术秩序。SCI论文挂帅、国际顶刊论文挂帅，客观上维护了国际学术秩序与西方学术霸权：中国众多学术精英迎合国际顶刊和SCI期刊的标准、立场、趣味，以求发表。正如陆大道院士所指出，SCI论文挂帅已形成了庞大的价值网络，覆盖了广大学者、评审(咨询等)专家、科研单位领导、政府科研管理机构、社会、媒体等各个阶层，主导着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批准、实施、中期评估、验收等所有环节。一切被以SCI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所引领，成了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动力”，成为人才发现与人才任用的“温床”，扼杀了科技创造力。各种头衔(包括最高学术头衔)人才的选拔，使用的大部分是西方的框架与标准。这难道不说明，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远程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3)？

　　此外，不少SCI刊物、国际顶刊要求投稿人提供论文研究的原始数据；多数SCI论文发表要交版面费，每篇1千-3千美元甚至更多，国内学者一年发表SCI论文的版面费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在SCI论文至上、国际顶刊论文挂帅的理念的驱动下，中国SCI论文数量、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于2022年均超过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2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178个学科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共有159种(与自然指数列出的145种接近)；将各学科影响因子和总被引用次数同居本学科前10%，且每年刊载的学术论文及述评文章数大于50篇的期刊，遴选为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共有371种。159种和371种国际期刊(均可视为广义的国际顶刊)发表的论文(被称为“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中国均排名世界第一。

　　(五)中国科研体系被塑造成为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

　　综上所述可知，经过30年的时间，中国科研体系被逐步塑造成为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简称“以发表国际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包括7个特点：(1)量化考核，以论文数量、引用数、期刊的影响因子为考核标准，对于国际顶刊论文，自然是多多益善。(2)以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国际顶刊论文发表得越多，越容易入选高端人才计划，越容易申请到基金等项目，越受高校的重视与重金礼聘，因为可以提升高校的国际排名。(3)阶梯式人才“帽子”计划，促使科研人员抓紧发文，以短平快取胜，例如38岁前评上优青，45岁前评上杰青，否则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4)以销定产，以发表SCI论文、国际顶刊论文为科研目标，从科研人员到科研机构与大学大都如此。如果说普通科研人员为应付考核而发SCI论文，那么高端科研人员则是主动追求发表国际顶刊论文，快发、多发国际顶刊论文是国内科研成功的捷径和不二法门。(5)为迎合国际顶刊，在选题上遵循短平快、及时跟进，以国际顶刊的标准、立场、趣味、趋势为风向标，部署个人乃至机构的研究规划。(6)为迎合国际顶刊，在研究质量上追求推进、改良、引进、扩展、推广等精致的良好，而挑战权威和突破定论往往不受国际顶刊欢迎。(7)以上六个特点导致了这种科研体系的总特点是激励错配——激励产生良好成果，特别是激励产生精致的良好成果；激励良好人才，特别是激励精明的良好人才。也就是说，激励产生精致的二流成果，激励精明的二流人才，这样的成果容易在国际顶刊上发表，这样的人才容易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却忽视甚至抑制原始创新和杰出人才，标准错位，激励错配，中材大用。与科研事业原本是追求真理、追求原创、追求卓越的事业大相径庭。

　　上述特点与措施都指向推动快发、多发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22年中国SCI论文、国际顶刊论文的数量均为世界第一。但是科技实力与原始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科技实力、前沿水平与美国仍然有显著差距。正如施一公院士所强调的：论文不足以说明科技实力，美国没有这样的评价方式，科技实力却依然领先，“因此，论文和科技实力是两回事，大家千万要分开”。本文表1、表2中对比大学诺奖得奖人数，如此悬殊，充分证明即使是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也根本不能反映科技实力与前沿水平。下文将用1/99法则加以分析解释。

　　科技为国家与社会服务。我国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再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科技事业的使命是满足国家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建设现代化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由于“五唯”顽瘴痼疾，导致实际运行的科研体系却是以产出SCI论文、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为导向的科研体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计量化(论文数量、基金数量、经费数量、帽子数量、获奖数量)，标签化(人才帽子、顶刊论文)，行政化(官本位、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趋时化(跟踪跟进、追赶潮流、迎合国际刊物趣味、跟班式科研)，精庸化(为了在国际顶刊上发表，实行精致平庸、精致良好)，这“五化”与“五唯”相互补充，共同反映出中国科研存在的严重问题。科研体系与满足国家实际需求“两张皮”，以致国际论文的大幅度增长既未带来相应的科技重大突破与原始创新的增多，又严重损害了科技面向国家需求的优良传统。

　　为此，国家曾经多次颁布文件，加以矫正。例如2015年中国科协、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科协发学字〔2015〕83号)强调：“大力支持我国各类公共资金资助的优秀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科技期刊上发表，便于国内学术界第一时间获取和利用”，但是收效甚微。在“国际接轨”“国际化”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在提升大学国际排名的名利驱动下，对政府文件置若罔闻，SCI论文至上、国际顶刊论文挂帅之风愈演愈烈。

　　更糟糕的是，从科技冷战的角度看，这种以产出SCI论文、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把中国的科研体系限定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中下游：中国学者既能提供规范、精致的原始资源、原始数据、研究素材和丰富的案例，又不会挑战权威、不会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秩序。这样的科研体系难以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跃升为加强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接下来，分析以发表SCI论文、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为导向，究竟错在哪里？

　　二、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国际顶级成果，数量累增不能引发质的飞跃

　　(一)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国际顶级成果

　　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国际顶级成果，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正如诺奖得主本庶佑所说，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已有的定论，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意见。《旧金山宣言》一再强调，要以论文的内容而非发表在何处来决定论文的水平与价值。“以刊评文”的根本错误在于，因为根本没有那么多原始创新成果、没有那么多一流成果，而刊物要等米下锅、批量生产，必然是“精致良好”甚至“精致平庸”成了主力军。期刊办刊的标准与论文水平的标准是两码事(虽然有关系)。顶级期刊是因为办刊质量高，而非因为刊出论文都是一流(没有那么多一流论文)而成为顶级期刊的，结果却被误解为顶级期刊的论文都是顶级论文。就像一流大学是因为办学水平高成为一流大学，而非因为毕业生都是一流人才(没有那么多一流人才)。在这种误导之下，那些二三流的论文披上一流刊物的外衣，俨然成为顶级成果。这就像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生自认为或被认为都是世界一流人才一样荒谬。

　　依据所谓国际顶刊论文数量进行大学国际排名(如表1、表2)显然是错误的，排名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过于离谱，国际排名沦为国际玩笑，国际排名方法已被证伪。它是两次错误放大所致：一是把国际顶刊论文等同于国际顶级成果，二是用发表国际顶刊论文数量来衡量高校的水平。

　　(二)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与擅长原始创新的是两类人才

　　在国内，擅长快发、多发国际顶刊论文者是最成功的学者，不仅及时得到各种人才“高帽”，基金申请易如反掌，更是“双一流”高校争相重金礼聘的对象，这个群体得到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的优厚待遇，是中国科教界装备最好、待遇最优的精英群体。但为什么我国科技重大突破、原始创新成果仍然很少？因为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国际顶级成果，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不等于擅长原始创新，除少数重叠外，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拥有不同的心智模式。学者的创造力水平影响他/她的科研抱负与策略：一流人才具有卓越的创造力(Big-C)，往往是孜孜以求，十年磨一剑，追求重大突破、重大发现与原始创新，不会把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作为优先事项，更不屑于或不善于“凑论文、拼关系、争帽子”；热衷于多发国际顶刊论文者大多不具备卓越的创造力，缺乏十年磨一剑做出原始创新的抱负，他们缺乏杰出才能却待遇优厚，靠多发顶刊论文以体现自身价值。以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大错特错，一流人才是做出原始创新的杰出人才，这是国际学术界和科技史上的共识。

　　以顶刊论文数量进行大学国际排名是荒谬的，如表1、表2所示；以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同样是荒谬的。“五唯”顽瘴痼疾的恶果之一，是我国高校耗费巨额经费，用引进一流人才(杰出人才)的经费等优质资源引进了大批二流人才(优秀人才)，尽管他们可以做出精致良好的成果在国际顶刊上发表，却缺乏卓越的创造力进行原始创新。香港《华南早报》早在2011年4月发表了杰克·范德坎普的文章《平庸乏味的学者是为建设知识经济付出的过高代价》，该文针对国内大学开出60万到120万人民币年薪的情况，指出那些极力寻找更多金钱的学者将会闻到顺风传来的气息，纷纷涌向国内。“这些人还必须有研究论文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并拿出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证明其论文是有人读的。那些给大学排名的机构正是以此作为评判依据，国内高度重视这个体系。……这样找到的将是些思想守旧、缺乏创造力、自以为是、才识与其身价不符的俗人。”(4)

　　(三)1/99法则：国际顶刊论文数量无法体现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与前沿水平

　　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是一流人才的事业，科技史表明天才的决定性作用。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Julius Axelrod指出：“99%的科学发现是1%的科学家做出的。”这一结论得到一些科学家的认同，例如鸦片受体的发现者、Lasker奖获得者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H.Snyder)就发文表示在他的研究领域情况就是如此。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Cole兄弟于1972年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得出与Julius Axelrod相同的结论，并且建议科学界一定要保证质量和限制规模(5)。哈佛大学前校长J·B·Conant指出：“在每一个科学领域里，决定性因素是人，科学事业进步的快慢取决于第一流人才的数目。据我的经验，十个二流人才抵不上一个一流人才”。鉴于一流人才作用显著，2012年笔者提出“1/99法则”，表明在科研领域，少数的作用比“2/8法则”更突出(6)。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是一流人才的事业，少数人起决定性作用。正如诺奖得主丁肇中所强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极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点推翻后，科学才能向前走。”而计量统计考虑的是规模和平均的情况，从根本上就不适用于评价科学研究，尤其是不适于评价一流的科学研究，SCI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此。

　　《202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指出，2022年共有371种国际科技期刊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34.86万篇。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9.36万篇，占世界总量的26.9%，位居世界第一。显然，这里的“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的标准并不高，30多万篇论文体量太大了，不能反映前沿尖端水平。就像目前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比美国多，但一流人才明显比美国少。

　　用学术与社会影响力更突出的Altmetric年度百强论文(Altmetric Top 100)可以更准确反映我国学者的国际地位。有学者统计了2013—2019年(700篇)“Altmetric Top100”的情况，中国论文45篇，占比为6.4%(7)。尽管上述统计时间不完全一致，但是仍然清楚地表明，在世界影响力最顶尖的论文中，中国论文所占比例还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从全球三大权威奖项(诺奖、菲尔兹数学奖、图灵奖)获奖分布来看，中国本土科学家除了获过一次诺奖外，其他都是空缺。中国极度缺乏世界顶尖科研成果，世界上众多的科技制高点，极少由中国科学家占据。以全球每年几十万篇所谓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来衡量中国在其中的占比，严重掩盖了这种显著差距。正如施一公在《自我突围》中强调的：“对科学的推动和发展，其实主要看最优秀的一些精英，而不是看规模和平均水平。如果生命科学领域里只有前10%的文章，即便没有剩下的90%，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进程也不会受到多少影响。”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他们撰写的名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中提出：“有事实似乎表明，科学研究中的大部分最新进展是由5%的科学家完成的。”(8)在AI时代，规模与平均水平更不重要，前沿水平取决于一流人才。

　　(四)国际顶刊论文数量累增不能引发质的飞跃

　　目前，我国国际顶刊发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一。这些论文被称之为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快发、多发国际顶刊论文的学者大抵都获得了人才“高帽”和优厚的条件。人们可能直观地认为，随着“高帽”人才越来越多，国际顶刊论文数量的累增，量变到质变，最终会产生更多的原始创新。笔者的判断是绝非如此，原因有三：(1)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者与擅长原始创新者(除少数重叠外)是两类人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志向各自不同、才能高低有别。前者多是良好人才、优秀人才，追求的是精致的良好，以便在国际顶刊多发表论文；后者是杰出人才、顶尖人才，追求的是重大突破、是原始创新，十年磨一剑。(2)目前以发表SCI论文、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有“五唯”加持，特别是“高帽”人才，擅于及时跟进，擅于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他们占据了绝大多数优质学术资源；而长期坚持、敢啃“硬骨头”，追求重大发现和原始创新者，却处境艰难，如徐匡迪院士所说：“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3)中材大用，深陷中等水平陷阱。在发展科技的中级阶段，以追求中等或中上等水平成果数量(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与诺奖成果相比，绝大部分国际顶刊论文只是中上等水平)为主，那些擅长此道者纷纷胜出，“中材大用”者占据一流人才位置，当科技发展走过中级阶段需要升入高级阶段时，“中材大用”者却依然占据高位，成为最大阻碍，科技发展落入“中等水平陷阱”(9)。以产出SCI论文、产出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不仅消耗大量经费，事倍功半，更糟糕的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阶段，该体系只是消耗资源、阻碍科技进步，而到了追求原始创新、实现自立自强阶段，该体系的作用则是阻断性的。特别是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阶段跃升到加强原始创新、实现自立自强阶段，科研难度陡然增高，不是增高十倍八倍，而是提高百倍千倍，缺乏卓越创造力的二三流人才根本不能胜任，对该体系投入经费再多也无济于事。

　　综上所述，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量化考核，唯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以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国际顶刊论文是超级硬通货，高端科研活动、高层次人才往往以快发、多发国际顶刊论文为目的，以销定产，迎合国际顶刊，短平快、及时跟进，以国际顶刊的标准、立场、趣味、趋势为风向标，追求引进、跟进、改良、扩展、推广等精致的良好成果，而非从事挑战权威、突破定论等前沿探索，凡此种种，导致了这种科研体系的总特点是激励错配，一方面激励产生精致的二流成果，激励精明的二流人才，其因迎合、维护现行国际学术秩序而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欢迎。另一方面却忽视甚至排斥那些挑战权威、追求原始创新的杰出人才，标准错位，激励错配，中材大用。以发表SCI论文、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严重偏离了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加强原始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科研使命与国家需求。该科研体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计量化、标签化、行政化、趋时化、精庸化，这“五化”与“五唯”相互加强，形成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巨大阻碍和损害。

　　由于过度追求发表国际顶刊论文，结果物极必反，如表1、表2所示，国际排名沦为国际玩笑。按照如此趋势，再过一两年，自然指数全球顶尖大学的前10位，几乎会被中国大学包揽，这种过于离谱的结果必然导致自然指数世界大学排行榜失去公信力，信誉崩塌。借此良机，落实国家三令五申的破“五唯”立新标，破除以国际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破除激励错配，实施激励正配，确立以原始创新论英雄这一新标准，回归科技史的共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转型为以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心的新型科研体系，打造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10)。转型可始于原创大摸底。

　　三、原创大摸底，让一流人才脱颖而出

　　(一)原始创新是“唯国际顶刊论文”和“唯帽子”的替代品

　　破除“唯国际顶刊论文”和“唯帽子”的根本方式是找到有效的替代品。科技史和科研特点都表明，学者的贡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代表性成果。对于一流人才而言，其贡献体现在标志性代表作——原始创新成果。原创成果可以由一篇论文展示，也可以由一组论文系统展示。也就是说，人才贡献的计量单位不是论文，而是成果，一流人才贡献的计量单位是原创成果。在科技史上所有一流科学家都以原创成果作为自己的学术招牌，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杨振宁-规范场，陈省身-微分几何，薛其坤-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赵东元-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熊比特-创新，库恩-范式理论，波兰尼-默会知识，费孝通-差序格局。如此，一举两得，既破除了“唯国际顶刊论文”，也破除了“唯帽子”。科学研究贵在平等交流、公平竞争，科学家只分为两等：一流科学家与科学家，一流人才与人才。确实做出原始创新的科学家应尊享崇高学术地位，其他科学家都一律平等。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帽子”把科学家分成三六九等，对科技发展极为不利。做出原始创新成果的一流人才以该成果作为自己的学术招牌，可替代人才“帽子”头衔，或者说学术招牌是最好的“帽子”，因为既可凸显贡献，又接受监督。在中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科学奖与国际权威大奖以及符合原创成果四要点(详见下文)的科学家，往往都做出了原始创新，都有自己的学术招牌。科学是公开透明的事业，科学是以原始创新论英雄的事业，做出一项原始创新就足以认定他/她为一流人才。有此共识，即可立竿见影地破除“唯国际顶刊论文”“唯帽子”，实现破“五唯”立新标。

　　(二)何谓原始创新？

　　流行的说法是：“原始创新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新成果”，这是比较模糊的。如果据此定义，许多成果都自认为或被推荐为“从0到1”，盘点原始创新成果会参差不齐，甚至鱼目混珠，以致无法实施。

　　实际上，原始创新是做出突破性进展而开辟新领域、引领新方向的重大创新，是源头活水，是从0到1，且“1”须为新领域、新方向。我国“973”计划研究组的专家认为，原始创新是指开拓新领域、引领新方向和孕育新学科的重大创新。后者可视为开辟新领域中的一类，因此可简化为如上所述。对原始创新的这种理解也是国际学术界与科技史上的共识。

　　科技史表明，以原始创新论英雄，一流人才的新标准是：一流人才是做出原始创新的杰出人才，做出一项原始创新成果就足以认定。拔尖人才、顶尖人才(一流人才)就是因为有“尖”(原始创新成果)。以顶刊论文数量作为一流人才标准是大错特错。

　　(三)原始创新的五个特点

　　特点1：完成原始创新包括三个环节：做出-发表-承认，在得到承认之前它不是原始创新，只是一个普通成果，甚至只是一个“错误”。

　　特点2：依据权威大奖认定原始创新固然有效，但有三点不足：获奖时间滞后，比如诺奖平均获奖时间滞后(Nobel lag)近20年、大奖覆盖面窄(不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综合研究等没有设置大奖)、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缺少公平获奖机会(尤其在人文社科与交叉学科领域)。

　　目前国内强调重视原始创新，实际上是只重视获大奖的原始创新(其只是原始创新中的一小部分)，却埋没了多数最该得到重视的原始创新及其完成人，忽视了最该重视的原始创新主力军。

　　特点3：做出原始创新者与擅长发表国际顶刊论文者，除少数重叠外，多数情况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上所述，前者往往不屑于或不善于“凑论文、拼关系、争帽子”而被边缘化。

　　特点4：曲高和寡，弱势群体。原始创新是拥有BIG-C(卓越创造力)的一流人才的作品，曲高和寡。在“五唯”环境中是弱势群体。正如徐匡迪院士所指出的：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由于长期坚持研究大问题、追求大突破和原始创新，发表国际顶刊论文不是优先事项，其数量明显少于许多“高帽”人才。

　　特点5：展示原创成果的诸要点可凸显其原创性，一目了然，“原创成果四要点”为：(1)标志贡献一句话及突破点四要素；(2)发表同题系列论文论著或专利清单；(3)获奖、转载、引用、受邀报告等学界好评；(4)国际国内同类工作的盘点比较及优势。这些特征鲜明、高下立判。

　　突破点四要素是指：(1)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势/研究范式/现行做法/权宜之计/学术僵局，或技术僵局/技术范式/主流技术/技术系统/应用系统/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技术经济范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其中之一或几个)；(2)怎么突破的(通过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突破的)；(3)突破开辟的新领域、新方向及其意义和前景(这是原创成果的核心特征及其与推进性研究的根本区别，是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之所在)；(4)原创成果的主要创见及核心贡献一句话。由于可开辟的细分研究领域很多，原创成果并非凤毛麟角。(11)

　　综上所述，澄清原始创新的内涵，认清原始创新的特点，即可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让原始创新作为一流人才标准，用“原创成果四要点”作为评价模板，替代“唯国际顶刊论文”和“唯帽子”，破“五唯”立新标，让做出原始创新的一流人才及时胜出，打造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

　　(四)开展原创大摸底，重建以追求原始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心的新型科研体系

　　长期的“五唯”顽瘴痼疾，将中国的科研体系逐渐塑造成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转型为以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心的新型科研体系。以基于国际顶刊论文数量的大学排名体系信誉崩塌为契机，开展转型与新型科研体系的深入研究，这里仅探讨其中四点，以构成转型的启动方案：

　　1.统一认识，取消人才“帽子”，禁止把科学家分成三六九等。科学是公开透明的事业，科学研究贵在平等交流、公平竞争，科学家只分为一流科学家与科学家两等：一流科学家是做出原始创新的杰出人才，有原始创新成果作为学术招牌，凸显学术贡献，也接受学界及社会的监督；其他科学家一律平等，而无需用“帽子”把科学家分成三六九等。中国科学院院士标准应从目前的比较模糊的标准：“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成就，……可被推荐并当选为院士”，明确提升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标准：“在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上为国际首创或者领先的研究成果”，突破性进展就是取得原始创新(12)。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应该是世界一流科学家。其他人才帽子一律不再新评、新增(原有称号可以保留)，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在中国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力争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际，根本不再需要这些人才帽子。目前各世界科技强国都没有名目繁多的人才帽子，就是明证。评选人才“帽子”消耗了太多精力和资源，一个人成功，十个人愤愤不平，一百人受到不良影响。那种列举人才“帽子”正面成绩的说辞，没有同时列出严重的负面效应，人才“帽子”政策极为得不偿失。更糟糕的是，把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的科学事业，扭曲成“凑论文、拼关系、争帽子”的名利场。

　　2.用代表性成果替代“唯国际顶刊论文”。杜绝“以刊评文”的有效方法就是以代表性成果作为学术贡献的单元。评价学者的贡献与水平，不用面面俱到，不用统计国际顶刊论文数量，只要集中评价其一两项代表性成果即可；评选一流科学家(如科学院院士)，依据一项原始创新成果就足以认定。因一项原始创新成果都可能获得诺奖、菲尔兹数学奖、图灵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科学奖等权威大奖，权威大奖奖励的都是一项具体的科研成果。美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特别强调候选人需要至少有一项成果特别突出。拔尖人才、顶尖人才就是因为有“尖”。评价原始创新成果用原创成果四要点模板即可评价。评价代表性成果，重点聚焦在成果的创新贡献或原创贡献上，而淡化是刊登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往往一项代表性成果由一组论文或专著进行系统阐述、论证。

　　3.原创成果大摸底。建议教育部、科技部等对高校、对“双一流”高校进行原创成果大摸底。注明原始创新是开辟新领域、引领新方向的重大创新，从0到1的“1”是新领域、新方向，可杜绝包装假冒，加之填报“原创成果四要点”，使得原始创新成果表述规范，有据可查。原创成果包括A+和A两类，A+是获得权威大奖的原创成果，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科学奖及国际权威大奖；A是已经得到不少学术界好评，展示原创成果四要点，优势一目了然。A+与A两类原创成果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创成果。据此甄选一流学科建设的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应为做出过原始创新的一流人才，如此，才可能在国际前沿引领学科发展(13)。原创成果大摸底要遵循质量保障，概念澄清(何谓原始创新)、专业保障(在专业学者群体内盘点)和自上而下(由政府部门发布文件)的原则，可确保大摸底的质量与效果。恢复人才秩序，大材大用、中材中用，避免大材小用，杜绝中材大用。

　　4.建立“互利机制”，让真正的一流人才备受重视。何谓“重视”？至少是重金投入。目前不少高校重金揽才，动辄用上亿元、几千万元延揽“高帽”人才，为的是争取资源、争取大项目；为的是让其多发国际论文和顶刊论文，以巩固、提升高校及专业的国际排名。高校与“高帽”人才互利互助，各得其所，这就是“互利”机制，体现出高校对“高帽”人才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这种互利机制与加强原始创新无关，浪费严重，甚至劣币驱逐良币。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常陷入“治乱循环”，甚至在改革中我们经常回到原点(14)。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力措施，突破僵局，原创成果大摸底，创建促进原始创新的“互利”机制就是关键一招。教育评价是指挥棒，如果自上而下明确原始创新的数量及分布作为“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指标，则做出原始创新成果的一流人才(如上所述，做出A+或A两类原始创新成果者均为一流人才)就会成为高校争相重金礼聘的“香饽饽”。

　　此外，认清趋势、勇于先试先行开展原创大摸底的高校，将在一流人才争夺战中抢占先机。国内那些已经退出国际大学排行榜的高校确有先见之明，他们更有条件率先实行一流人才新标准。也期待出现以原始创新成果(包括如上所述的A+和A两类原始创新)的数量及分布为依据的国际大学及专业排行榜，替代目前沦为国际玩笑的排行榜。原始创新成果的数量即可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依据，乃至成为“双一流”建设的依据或重要指标。原创大摸底是破“五唯”立新标的关键一招，让大材小用、大材中用的一流人才脱颖而出，有效破除“唯国际顶刊论文”“唯帽子”，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的突破口。从以追求发表SCI论文和国际顶刊论文为中心的科研体系，转型为以追求真理、追求卓越、追求原始创新为中心的新型科研体系。可借鉴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设立卓越科教特区，实行一流人才新标准等上述新措施，先试先行，以快速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与科技实力、智库实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本文首发于《关东学刊》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刘益东(1961-)，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90)。

　　注释：

　　(1)https://www.nature.com/nature-index/institution-outputs/generate/all/global/academic.

　　(2)曾建勋:《“以刊评文”的危害与应对策略研究》,《编辑学报》2020年第8期。

　　(3)陆大道:《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经济地理》2020年第3期。

　　(4)陈锐:《深圳大学全球高薪揽才引争议》,《参考消息》2011年4月8日。

　　(5)王鸿飞:《99%的科学发现是1%的科学家做出的》,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8172。

　　(6)刘益东:《1/99法则SOS法则与前沿学者及智库思想家》,《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36期。

　　(7)刘芷欣:《基于Altmetric Top100的中国科学论文多维特征分析》,《情报探索》2021年第4期。

　　(8)[英]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9)刘益东:《面向用户的开放评价与一流学科建设——从“以尖识才”力破“五唯”开始》,《科技与出版》2021年第2期。

　　(10)刘益东:《打造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第3期。

　　(11)刘益东:《“高门槛&宽门框”的杰才标准与开放式评价:实施新型的学术带头人负责制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9期。

　　(12)刘益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关键——以一流人才体系为中心》,《深圳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13)刘益东:《一流学科建设从甄选学术带头人开始》,《中国考试》2024年第1期。

　　(14)刘磊、潘大东:《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范式分析与反思研究——基于1985年以来国家政策文本的视角》,《关东学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