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新话题。在这一话题成为“热门”之前，我就曾在理论探讨方面做过一些尝试，但都较为零散。在去年高等教育学学科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开始系统性地梳理和思考高等教育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逐渐地将自己零散的理论思考归聚起来，发现本应迈入“不惑之年”的高等教育学，仍然面临诸多困惑，而这些困惑大都可以归结为“自主性”问题。这些“自主性”问题究竟是“新惑”还是“痼疾”，到底是高等教育学面临的理论问题还是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实践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下，高等教育又作为教育强国的龙头，回答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实践所面临的问题都显得尤为迫切。恰在此时，中国高教学会张大良副会长一行来兰大举行严纯华校长重大课题开题，借此机会组织了一场主题是“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沙龙，两位深耕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好友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炜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教授莅临此次沙龙，兰大校长严纯华院士得知此事，立刻放下手头上的所有工作，也亲临现场，三位嘉宾分别做了精彩发言。可以说，这是一场围绕“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具有高度学术自觉的“自主”讨论，沙龙以“自主”为题，始于我们的自主思考。该综述初稿由兰大高教院2022级硕士生刘畅根据录音整理，厦大博士后贾佳、博士生吕榭做了部分修改。谨此致谢。

——邬大光

　　2024年4月2日晚，以“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的学术沙龙在兰大高教院举行，沙龙由邬大光教授组织并主持。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炜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教授、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院士以及高教院全体师生全程参与，三位嘉宾和和邬大光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管理经验和理论思考，分别就为什么要构建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怎样构建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与各位分享。

　　一、为何开展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

　　邬大光教授在沙龙开场时指出，潘懋元老师开辟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先河，使高等教育学获得了“学科”的身份，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根基和框架，如今已是40年。在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各种高等教育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层出不穷、备受关注，亟需得到全面深刻的理论诠释。此时重新探讨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问题，可谓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在潘老师的高等教育学思想、理论和著作成熟之后，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在不断发展并在加速时代背景下日趋复杂，出现了许多不在传统高等教育学关注视野内的全新现象。例如高等教育不再仅仅是一种“专业教育”，也不再仅仅面向18-22岁的传统适龄人口，甚至于出现了许多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如无边界高等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等等，这些新现象、新理念尚未系统性地融入到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框架之内，过去所建构高等教育学的许多认识是基于“彼时彼地”而形成，未必仍然适用于“此时此地”。正因如此，在今天，对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概念积累、理论积累、方法积累等等，我们都需要系统性地“重新认识”——例如，对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课程体系、组织治理等基本概念要重新认识，对于内外部关系规律等理论要有新的认识，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也要重新认识。

　　当今社会日益成为一种“不确定性”社会，成为“加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理论已经严重滞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需求，我们需要深入思考高等教育学如何走在高等教育实践前面，真正发挥“理论引领”的作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新的高等教育学需要以新的高等教育实践为知识源泉。我们要反思的是，多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究竟有哪些真正的自主实践?在专业体系、培养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哪些才是原创性的、稳定性的教育实践?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自主实践，或是没有挖掘出这些自主实践，我们又如何去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总之，探索新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必须正视和回答上述问题。目前许多学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还没有真正地朝着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展开行动，这正是我们需要真正关注、真正发力的关键所在。

　　二、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注重的关键问题

　　对于邬大光教授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忧思，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宣勇教授表示深有同感，且援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以说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必要性。哈佛大学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为校训，其意涵就在于任何理论都是具有开放性的。理论的建构、完善与发展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从高等教育实践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一度以西方为师、以日本为师、以苏联为师，而最终能够推动实践、扎根本土的知识体系、制度体系一定是具有本土色彩和自主意识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我国高等教育本土化的关键一步。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来看，对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思考是对高等教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实践的新要求下，十分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认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的自主建构与发展问题。

　　宣勇教授认为，建构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

　　第一，注重高等教育活动的现实需要。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自娱自乐”。目前学界存在大量“自娱自乐”的理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更称不上是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对当下高等教育的实践活动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因此，定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面向现实、回应现实且能够指导现实的。与此同时，宣勇教授从过往的研究经验，总结出办学目标偏移与一流建设“泛化”两大现象。其一，现在的大学办学都在强调A类学科评了多少、一流学科评了多少、学科排名多少、长江学者和院士有多少。但是，这些数字与指标绝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办大学的目的和初心。其二，在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背景下出现了双一流的“泛化”现象。许多地方高校也将双一流建设作为自身的战略“主目标”。所有高校在发展目标上高度一致，都想要“创一流”，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同质化竞争。“泛化”这一问题也曾引起邬大光教授的关注，他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的认识与概念的泛化、窄化密切相关。基于此，前段时间他曾带领学生探讨了高等教育概念的泛化和窄化问题。例如，“绩点制”就存在泛化的现象。原本作为一种大学课程的“学分管理”制度的绩点制，在中国高校的办学实践中远远超出了课程的范畴，进入到入党、保研、评优、学生干部选拔等“非学术”领域，绩点几乎已经成为“主宰”本科生人才培养的一套体系。这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成熟问题，它先是盲目跟随一种外来的制度和概念，继而在跟随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偏离现象，导致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严纯华校长认为，无论是泛化还是窄化，在根源上是相通的，都是高等教育中人的“无脑化”。这既包括研究者的“无脑化”，如生造概念、滥用概念；也包括实践者的“无脑化”，如套用制度、误用制度。这些现象表明目前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仍然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注重高等教育活动背后的价值问题。宣勇教授认为，对于高等教育的认识一定要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上来加以转变，要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例如，目前亟需明晰的一对概念就是从“高水平”到“高质量”，二者不是简单的等同关系。“高水平”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内部同类比较的问题，“高质量”强调的是对外部需求的满足程度和贡献力。正因如此，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是以一套统一的标准去度量，而是根据实际需求的差异性及其回应能力与表现来体现。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一定是特色化而非同一化的高等教育，体现出高等教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中国高等教育迫切地需要建立一种生态思维，构建起一个生态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即多样发展、多元共生、适度竞合，这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观点在学界中早就提出过，但目前还没有真正成为共识，更没有落实到办学中，这也是需要重新反思的问题。

　　第三，注重高等教育理论发展的自身需要与问题。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也要特别关注到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现实困境及其再建构问题。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存在“为理论而理论，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例如，在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大量新概念，但这些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清晰，甚至相互矛盾、交叉重叠，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混淆视听的负面影响。理论越辩越明，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急需正本清源，很多模糊、边界不清晰的概念需要重新认识、重新界定。在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理论界要更多地对已有的概念理论进行商榷，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快发表”而致使模糊知识的无序累积。

　　第四，注重对高等教育知识的提炼与整合。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是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然要求。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是要发现新知，但也要在庞杂的知识堆中进一步精炼和整合知识，这是知识爆炸时代的要求，只有通过精炼和整合知识才能形成有效的知识体系。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知识发展到今天，也已经进入了需要精炼和整合知识的阶段，需要有学者对过往的理论成果进行一个系统的回顾、梳理和整合，在原有的理论体系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这是目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特别缺少的部分。新时代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该是对既有高等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突破与升级，是从现实问题到理论和规律的“自下而上”的知识累积过程。基于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其根本特征，通过对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常识性概念作出进一步的澄清，可以为高等教育实践活动提供更有效的指引。

　　最后，宣勇教授强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高等教育知识体系，要特别重视与别的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的交叉、会聚与融合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复杂系统，但是仅仅解决问题并不一定催生一个新的学科。学科融合是学科在交叉会聚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学科，是学科交叉与会聚的化学反应。目前我国将交叉学科视为一个学科大类，但从实质上说，交叉学科本身并不是一种知识的分类，而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严纯华校长指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较早地推进了学科交叉，并提出了整合(Integrated)科学的概念。整合科学不是简单的把现有学科进行相加，而是以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以问题为导向，来综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的、复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整合科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而是不断围绕问题去接触、吸纳和融合不同的学科，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

　　三、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西北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炜教授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议题的重要性。张炜教授认为，首先，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重大，当前的高等教育学者应该积极地肩负起这一份责任；其次，至于如何建构起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心里还没有“底”，因此还有许多需要努力探索的问题；再次，在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识”中，要明确过往理论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如有的理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就受到了翻译错误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必将它们奉若圭臬，而是要基于扎实的证据基础、学理基础，敢于提出质疑。

　　张炜教授认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反思与明确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在潘先生和王伟廉教授2013版《高等教育学》的后记中，提出要向“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迈进。这一思想提出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我们需要思考的高等教育学究竟获得了怎样的理论进展，到底有没有可能自成一套理论体系，当时这本《高等教育学》出版时，是教育学一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那么今天高等教育学和普通教育学的体例关系是怎样的，是否发生了变化?国家最新发布的二级学科目录中，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新增了五个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还需要考虑与这些新增的二级学科的关系，进而思考如何确定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边界。

　　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高等教育学面临一个新的背景和趋势，即高等教育与教育数字化、教育技术的关系要不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中。在过去，中国的教育学学科系统比较封闭，不太愿意和其他学科主动互动、交叉，导致教育学学科自己“筑墙围城”。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学出现了危机与困境，且将这些危机困境归咎为自然科学范式的影响，这是值得存疑的。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去研究高等教育的问题，但仍然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思路、方法中获得有价值的借鉴，如果中国的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继续保持自我封闭，就很可能被其他学科挤占研究边界和发展空间，丧失本学科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一定要不断地将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引进高等教育学，在保持自身内涵和基调的基础上，融合创生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范式。

　　第三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主线任务。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是应该按照学科的发展脉络来写，还是按人才培养的主线来写。目前绝大多数相关教材都是根据学科体系来组织和撰写，强调的是学科理论的范式。然而，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它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学科范式。但同时，高等教育学又是一个相当鲜活和实践的体系，不能完全套用传统学科的某些固有范式，去要求高等教育学这样一个应用性的学科。学科既有知识分类的含义，也有教学科目的含义，还有规训的含义，对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学科来说，不仅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就要有一种问题导向的思维——为什么要有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质上还是人才培养的体系，高等教育学的“2.0版”应该回归到人才培养主线上。

　　第四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它面向的对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好的教材影响力会更大，对于人才培养具有直接贡献。而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教材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建议本书主要面向硕博士和教育工作者。

　　第五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反思为什么高等教育学始终未能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高等教育学过多地谈研究，而谈人才培养不够，高等教育学人才培养一定是要面向高等教育的，这跟普通教育学是区别的。如果只是从学科范式来看，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实质上没有区别。所以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构，还要回归到高等教育学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上。同时，高等教育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交叉学科的属性，那么这种交叉学科的属性如何在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中体现出来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概念问题。教育学的很多概念都缺乏明确的定义，这就导致许多研究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或者许多讨论本就建立在不同的概念基础上。最终，这种概念的混乱也是高等教育学与实践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时候实践者不是不看高等教育学，而是高等教育学自身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针对性不强、也不够实用，往往从概念到概念地进行推演和交叉解释。然而，高等教育学不仅是面向学者的学科，更要面向老百姓、研究生、一线教师和管理工作者，提供他们想看、需要看、看得懂的内容。

　　第七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学的教材问题。张炜教授提出有没有必要翻译引进美国或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的疑问。如果有价值则进行借鉴，没有价值则可以对我们自身的理论建构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以学科分类为例，中美学科代码所承担的功能就存在很大的区别。美国学科分类中，在教育学科之下有100多个“六位数代码”学科，相当于我们的二级学科，其中名称中含有“高等教育”的有三个“二级学科”。在美国学科代码更多地是具有统计意义而非管理意义，但是在中国学科代码主要肩负着管理职能，政府和高校学科管理的工作量都很大。因此，在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应进一步加强比较研究，明晰“我”与“他”之间存在的差别。

　　邬大光教授针对张炜教授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要真正驾驭和完整建构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相当困难的。对于高等教育学这样一个学科来说，许多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如果认真去讨论实质上是存在许多模糊和争议的，因此从概念到概念的体系并不适合高等教育学，新时代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还是应当从问题出发。从潘老师提出的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来看，目前有许多学者对于这一规律提出了自己的创新亦或质疑。尽管如此，高等教育在存在“内部关系”的前提下，绝不可能脱离外部关系，这不一定构成一种严密的规律，但我们仍然要以一种“关系”的视角理解高等教育，可以用“关系”来代替“规律”，这也符合高等教育应用性、实践性的特色。针对张炜教授提出的中美高等教育学科差异，邬大光教授认为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是有两个：其一，为什么许多在国外仅仅是统计价值的概念或者做法，一经引入到国内就被赋予了一种管理价值；其二，美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但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还是有极大的不同，因而我们在学习和批判美国高等教育学的同时，可以从中发现我们建构“中国式高等教育学”的合理性和具体出路。

　　四、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两点期待

　　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院士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

　　严校长指出，建构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要推翻前人的说法，而是在潘老师打好的理论基础上继续进步。从一个高等教育学的“外行”视角，也就是作为高校管理者、科研工作者，作为一线教师、学生，对于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与“内行视角”是不同的，那就是要从我们应该读、想要读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学》来思考高等教育学。严纯华院士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两点期待：

　　第一，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知识框架还是舶来品，我们要对现在的庞杂的理论体系进行一个再组织，也就是说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要对目前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些回顾、评价和提炼。虽然未必是“conclusion”，但也要有一个“remark”。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很大程度上不同的。我们要考虑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要把高等教育还原到本真，也就是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当“机器”类脑超过人脑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创造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而目前将迎来一个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都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从底层逻辑上认清的问题。过往的学科体系是为知识而定，而到目前从知识的创造、传播、传播都要发生变化。对于中国现况而言，一定要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高等教育问题，从基础到职业到高等教育，很多问题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尽管许多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要坚持稳中有进、进中促稳、有破有立、先立后破的原则，要先把正确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建立起来，再去给实践问题具体的方案。同时，还要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构建高等教育学，要关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特别是还要注意到，现在的研究和教学已经不再是学习重复知识，而是学会创造知识，这是一个人才培养底层逻辑的变革。

　　第二，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都不需要追求完美，因为高等教育知识一定会不断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过渡性成果”，高等教育学会在时代的演进中被一直重建下去。同时，高等教育学天然地就是应用性、功能性、交叉性的，这个特性要体现到高等教育学理论中。总之，目前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尚未建立起来，但是已经在“孕育”时代，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完美，只求产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为后续研究的深入化、体系化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