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了“三位一体”的系统部署，并鲜明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体现了对强国崛起规律的深刻洞察。从世界范围看，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关键往往在于率先掌握了科技创新主动权，率先取得了重大原创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突破，而突破的产生来自顶尖人才，顶尖人才的集聚和培养归根结底要依靠教育、要依托大学。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提出了著名的“汤浅定律”，认为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从意大利开始，经英国、法国、德国至美国，经历了四次转移；与此相呼应，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也经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次转移的过程，而高等教育中心形成于科学活动中心之前，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正在于此。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整体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表现出明显的“均值高”“方差小”的特点，即学生在知识和技能掌握方面的平均水平较高，这是我们的重要优势，但拔尖人才相对较少，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特别是需要颠覆性创新时，这一短板就明显暴露出来。折射到科技创新领域，当目光投向从“0到1”的突破时，就会发现在当代我国对世界科技的突破性贡献屈指可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重大原始发现、原创理论还远远不够。近几年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遇到的“卡脖子”问题，也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一种反映。其根本症结就在于源头创新的顶尖人才不足。斯坦福团队2022年10月发布的最新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美国入围科学家78 014人，占总收录人数的近40%，我国(大陆)虽在全球排第5位，但却仅有7795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短板。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美国对我国经济、科技的打压遏制持续升级。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社会各领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探索能够实现“从 0 到 1”范式突破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不仅是关系到“两个大局”的破局关键，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命题。

　　一、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已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

　　我国正式提出“拔尖创新人才”最早要追溯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1]；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切实“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土壤之上，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1. 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非凡的进步，由过去曾经文盲率高达90%以上发展到现在进入了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奇迹。《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所)，在学总规模达到465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其中在学研究生365.36万人，含在学博士生55.61万人，在学硕士生309.75万人。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国家对教育的高投入密不可分。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全国GDP增长速度。从2012年起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总量达到4%的国际水平线。《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显示，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61 344亿元，国家财政性投入48 478亿元，占GDP比例为4.01%；其中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16 397亿元，比上年增长6.2%，在各级教育经费中增幅最大。这足以看出我国大力兴办高等教育的决心，也体现出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从体量上看，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而且正在向强国迈进。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在普及化大发展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内涵式发展，在各大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大学的位次都有明显提升，也侧面反映出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尤其过去10余年间，以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快速兴起，除此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还有多所定位于高水平、研究型的新型大学陆续谋划筹建(见表1)，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质资源，引进高端人才，站在科技前沿，努力在短时间内形成冲击世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在《自然》杂志发布的2021年度年轻大学自然指数中，南方科技大学排在第2位，西湖大学成为上升最快的25所年轻大学中最年轻的一所，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经过了几十年的量的积累，我国高等教育向着内涵式、多样化的方向纵深发展，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具备了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宽广平台。

　　2. 我国已形成上下一致的强烈改革共识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最初起于高校的自觉行为，经过学界的理论研究与探讨，最后在政府层面形成指导性政策和系统性方案，通过“先民间，后官方”的发展路径，达成改革的一致共识。

　　起步于1978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首次探索，通过打破常规选拔培养天赋卓著的青少年，输送出诸多出类拔萃的科技人才，类似的少年班还有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开设；此外，各类“英才班”“创新班”“实验班”模式也相继出现，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设数学英才班，招生范围前移至高二学生，并以综合测试、专业测试作为主要录取依据；清华大学进一步推出“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本博贯通培养，招生对象进一步前移至初三学生，全国统一高考不再作为选拔环节；2022年，西湖大学正式启动本科“创新班”改革试点，首届面向浙江招收高二、高三考生，旨在精准选拔对基础学科有突出潜力和兴趣的好苗子。来自高校的主动试验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国家层面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在2009 年出台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 1.0”)，围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5个专业，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19所大学进行试点，构筑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专门通道。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在前期十年探索的基础上启动实施拔尖计划2.0，实施范围从原有5个专业扩大到基础理科、基础文科、基础医科领域，两年遴选了60所高校建立了199个基地，在选拔、培养、评选环节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广泛掀起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革命”。2020 年，教育部又在全国36所高校试点实施“强基计划”，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的招生模式，使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再上新台阶。

　　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我国从政府到高校对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都有着强烈的意愿，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为形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我国已拥有体量丰厚的人才科技支撑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关键一环和重要体现，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相辅相成、有机互动。我国目前无论是人才队伍建设还是科学技术发展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在体量上均已排在世界前列，有丰厚的储备和扎实的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人才队伍方面，一方面，我国2022年仅博士毕业生人数就达6.62万人，每年STEM博士毕业生在2007年就已超过美国[2]；2022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604.10万人年，居于世界首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留学热和近年来出现的回国潮也为我国人才队伍建设注入了澎湃活力，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656.06万人，主要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而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超过423.17万人。特别是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引进支持政策的实施，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回国发展，在科技、教育、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科技发展方面，我国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速和规模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尤其过去近十年，在R&D经费基数较高的基础上仍然保持两位数增速，2022年，我国R&D经费已达30 870亿元，投入强度为2.55%，虽然尚未达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3%以上的水平，但绝对规模已成为世界第二，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11 951亿元。我国的各项科技指标也已开始领先世界，2011—2021年，我国高被引论文数4.99万篇，占世界份额27.3%，仅次于美国[3]；我国的专利规模和产出效率也在稳步提升，截至2022年年底，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21.2万件，专利有效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二、世界范围内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经验启示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流大学普遍以高层次精英人才培养为育人定位，充分发挥师资优势和研究特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调科教融合与产学协同，培养卓越的科学家、业界领军人物乃至社会领导者，为我国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1. 明确定位，围绕办学理念确立育人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根据其独特而清晰的立校理念、办学定位确立育人目标。如开启研究型大学先河的洪堡大学，依据“研究教学合一”的精神办校，以研究作为办学的生命线，坚持科研与教学密不可分的理念，致力于培养学生全方位综合素质，尤其重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型大学的典范。哈佛大学固守寻求真理的办学宗旨，旨在把学生培养为有思想、有知识，善于独立思考、具有创新意识的理性人才，鼓励学生尊重思想的自由表达，乐于进行批判性思考，最大限度发展自身的智力和潜能。加州理工学院将通过研究和教学，扩大人类的知识和社会的利益作为办学使命，致力于培养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秉持“严进严出”的原则，要求学生不仅成绩优异，还要对科研有热情、肯吃苦。斯坦福大学则坚守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宗旨，坚持“实用教育”理念，以培养有用的人为目标，鼓励学生通过思考和实践来创造和应用知识，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发挥领导作用做好准备。早稻田大学从建校初就确立以“学术的独立”为中心、以“学术的活用”为宗旨，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促文明进步，与之相匹配的，以“造就模范国民”为育人目标，培养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造福国家社会、活跃于世界的人才。

　　世界一流大学基于各自不同的办学理念，将大学精神贯穿于人才培养之中，确立了各有特色的育人目标，普遍来说，都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并领导变革的精英人才，进而通过卓越的精英校友群体又向社会代际传递办学理念与文化。

　　2. 以人为本，针对育人目标构建培养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在精英人才培养中，特别注重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一方面重视通识教育对人格品性的培养，另一方面强调参与科学研究对专业素养的提升，建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模式，精心设计普适性与个性化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并通过教学内容和手段改革将研究的内容以及方法论深度融合到专业教育全过程，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来自真实社会的实践体验，打造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如洪堡大学鼓励师生在学习中共同批判性地审查传统知识体系，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不断修订，以跟上学科最新发展；培养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主动性，强调从研究中转移知识，实现研究性教育改革的理念。哈佛大学的分类必修通识课程一直是众多高校效仿的对象，从纵向上根据认知和学习规律，课程内容由浅入深，教学方法由调整适应到突破创新；在横向上，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选修课程交叉结合，促进学生基本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升。加州理工学院认为通识素养和跨专业能力是学生的核心竞争力，虽然以6个学术院系为核心设置了40余个专业，但要求全体学生对基础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深度接触，高强度通识课程占比超半数；为实现跨专业能力培养，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后，需跨专业选课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处处体现了通识教育和跨界融合的思想。洛克菲勒大学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为己任，全校不设系，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中心，设置独立实验室、医学部门、跨学科中心，围绕有限方向开展博士生教育，培养前两年主要进行课程学习和实验室轮转，后三年开展跨学科研究和论文写作。斯坦福大学则希望获得知识的广度与知识的深度的平衡，除外语和写作能力外，特别注重问题思考和不同学科的思维方法，提供超过35门问题思考课程供学生选修[4]；同时，广泛开设跨学科课程激发学生的创造力，通过大师引领、学生中心、小班授课的教学模式，以及充分提供的科研训练与学术交流机会，为精英人才提供最佳的学习支持系统。

　　3. 开放多元，坚持全球视野提升竞争能力

　　世界一流大学还都特别重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普遍制定和实施全方位的国际化战略，包括吸引和扩大国外优秀师资和国际学生比例，建立跨文化课程体系，参与国际问题研究，加强与国外大学、研究机构及社会组织的合作交流等，以高水平的国际化项目和师资带动学生认识并了解世界，接触不同的群体并理解其文化。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有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的国际学生，研究生和博士后中国际人员比例分别超过总人数的40%和65%(见表2)[5]，43%的教师出生在美国境外；2022—2023年耶鲁大学有来自全球130个国家的3073位国际学者[6]；普林斯顿大学自2009年起发起“桥年计划”(Bridge Year)，选取部分大一新生参加为期9个月的国际交流项目；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内容涉及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如“当代全球事件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德国和世界大战”“拉丁美洲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现代中国史”等等[7]，同时在斯坦福亚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来自美国与亚洲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涵盖亚洲地区广泛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快速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资助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到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相关项目研究，鼓励国内大学扩大国际学生招收比例，根据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17—2022年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显示，以色列政府为吸引国际学生，增加了4.5亿谢克尔(约合人民币7.65亿元)的财政预算。其中，希伯来大学在创建之初就吸引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目前也是以色列境内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以色列与欧美国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互动合作非常频繁。2004 年，以色列理工学院两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就是与美国加州大学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战略之一，也是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趋势。正是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国际师生汇聚在一起，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同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用不同的思维方式碰撞产生创新的火花、产出伟大的成果，从而造就能够适应和引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拔尖人才。

　　三、以西湖大学为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西湖大学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探索基础学科人才选拔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目前累计招收培养博士生1600余人、本科生150余人，初步构建了“本博贯通”的青年科学家培养体系。

　　1. 实行创新导向的招生选拔制度

　　西湖大学结合拔尖创新人才的特点，以创新为导向，不唯分数、多维评价，着力探索选拔机制改革。博士生招生实行“申请-考核”制，打破了现有招生中关于学位、毕业年限和年龄的限制，无论是往届本科生，还是不具有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生都可直接申请；建立了分级负责、尊重学术的招生制度，实现向“以学生为主体，以导师为主导”的转变，导师和面试专家组在选拔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主要考察科研能力、学术志趣和批判性思维。本科“创新班”招生面向高二及高三学生，采取统一高考与自主选才有机结合的形式，通过初试、高考和复试三层选拔，重点考查数理基础、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优化命题确保不同起点考生公平竞争，尤其在复试阶段设置现学现考环节，突出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创新评价为指挥棒，精准选拔符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的优秀苗子。

　　2. 构建科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西湖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研究型大学的定位优势，构建“大师引领”“兴趣先导”“寓教于研”“学科交叉”“国际开放”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大师引领”，不仅面向全球遴选世界级科学家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且在本科生培养中也引入导师制，配备学术导师、学业导师、社会导师，其中学术导师、学业导师在资深博士生导师中选聘，社会导师由社会知名人士担任，通过言传身教带领学生接触科技前沿、促进人格养成。坚持“兴趣先导”，主张个性化培养，推行小班制、探究式教学，为学生提供相对宽松的兴趣发掘和培养空间，建立“模块化”的本科生通识课程体系，专业选择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进行，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探索实施博士生轮转定导制，支持入学后在不同实验室进行轮转学习，给予其较为自由的实验室(导师)选择机会。强调“寓教于研”，专设本科生创新实验室，指导学生进行严谨的学术训练；借助独立实验室制度，在科研实践中锤炼科研能力，本科生、博士生均可参与前沿项目、申请独立课题。突出“学科交叉”，本科一、二年级进行大类培养，提供丰富的跨学科课程资源；设立博士生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专项，支持组建跨学院跨学科双导师组，并在项目招生计划、经费保障、资源投入等方面予以支持。推行“国际开放”，实施中外学生同一标准招生培养，专业课程全英文授课，本科生实现全员海外交流，并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为选派到国(境)外高校或科研机构进行短期访学的学生提供生活资助。

　　3. 坚持以生为本的学生工作理念

　　西湖大学积极践行“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为学生潜心科研、专注学业提供支持和保障。畅通学生与学校的沟通渠道，学校董事会设有一席学生代表，由学校学生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推举确定，共商学校发展要事，向董事会传达学生声音；开设学生专用的校长信箱，定期开展校长有约活动，扩展学生发声的渠道。建立全员育人的服务体系，本科生实行书院学院协同育人，由资深教授担任书院院长，通过“一院一品”工程建设，打造师生共享、多学科融合的学习成长社区；由资深教授担任研究生主任，作为学院、导师和学生间的联结，在课程学习、科研实践和职业发展方面为学生提供支持。构建全方位的激励机制，建立政府、学校和社会资助的奖助体系，支持力度足以覆盖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及基本生活开支，设有涵盖科研学业、校园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荣誉奖章，提升学生的荣誉感和自我认同感。

　　四、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几点建议

　　新时期要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在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和国际关系重构中抢占先机，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结合部，其关键的衡量尺度就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就，这就要求研究型大学自觉肩负起责任与使命，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把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为建设世界教育强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提供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保障。

　　1. 塑造引领性的顶尖师资队伍

　　名师出高徒，具有杰出原创性成就的世界级科学家往往能够极大地影响和感召年轻一代，甚至开创形成代际传承的学术谱系。对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加速集聚全球顶尖师资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要。有必要实行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引才策略，构建重点突出的顶尖人才资助体系，提高顶尖人才项目资助力度，在项目遴选中对基础学科人才给予一定的比例倾斜并适当延长资助周期，在各类人才计划(项目)申请中不设国籍限制，增加国际人才竞争砝码，彰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胸襟和态度；引导形成人才全职引进的共识，规范约束多处兼职、多处设站的行为，确保人才能够集中精力投入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全面优化高层次人才配套保障体系，形成机制性的子女入学、住房安置、医疗养老等服务保障措施，多措并举构建近悦远来的良好人才生态，推动研究型大学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2. 优化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模式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有别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因材施教是关键。要使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获得应有的发展，就要求抛弃“一刀切”的做法，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通专相长、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将专业需要与拔尖创新人才的个体需求有机结合，对专业必修课进行“模块化”改革，允许学生根据个性化方案任选多个模块组合修读；基于学科领域和能力塑造，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和鲜活内容的人文社科艺术领域通识课程，使其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和健全的人格。鼓励有条件的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师资优势，在本科阶段全面推行导师制，通过教师和学生间的双向选择，为每位学生配备至少一名导师，针对性、个性化地指导和帮助学生在学业和科研方面充分挖掘潜力。

　　3. 构建跨学科的科教协同机制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未来的科学家，科教融合是国际通行的路径，关键是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之路。要更加有效地发挥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创新和学科交叉优势，大胆开展研究型教学，将科研资源转变为教学资源，支持本科生进入实验室，让研究生第一学年参与科研项目、承担研究课题，提供广泛深入的科研实践机会，挖掘科研兴趣、强化科研训练；在部分大学设立“基础学科人才特区”，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高水平的基础研究、科技攻关中，为将来走上科研道路奠定基础；加快推进研究型大学科研范式变革，鼓励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相结合，开展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学科交叉培养模式，试点将本科生大类招生培养延伸至博士研究生教育，造就具有“破界”思维能力，能够开展原创性、突破性创新的拔尖人才。

　　4. 打造全链条的本博贯通体系

　　为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强度的学习、科研需求，可以构筑“本博贯通”一体化培养体系。设置高阶选修课，允许学生本科期间选择博士生课程，通过“学习方法引导”“选课指导”“实验室开放”“专题讲座”等方式，帮助本科生发展独立学习能力、发掘自身兴趣，引导学生将课程学科和科研训练有机结合，培养批判性、创新性思维，为将来进入博士阶段做准备；鼓励扩大直博生录取比例，同时，完善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博士生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课程学习、未通过资格考试或开题报告的，按规定进行分流，可视情况转为攻读硕士学位。

　　5. 深化创新性的教育评价改革

　　创新是拔尖人才的首要特征，要以创新为导向，完善教育评价机制改革，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各环节支持研究型大学科学灵活地进行探索。招考环节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兼顾效率，增强高校作为招生主体对人才选拔的自主权，在高考制度框架下探索优中选优的自主选才机制，从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全面评价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术兴趣、整体素质；研究生招生全面推广“申请-考核”制，选拔适应科技范式变革的青年后备人才。培养实行全过程的质量评价，对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授予博士学位不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前置条件，重点审查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并探索学位论文国际评审，鼓励博士生通过学术创新成果证明自己的科研实力。

　　6. 加强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

　　从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来说，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的思维碰撞，更能带来催生创新的独特力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拔尖创新人才也应是适应并引领未来变化的国际化人才，这对教育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型大学应该首当其冲，成为中西方科技文明交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探索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营造国际开放的人才成长环境，加强与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支持学生出国学习、访问交流，对国际学生实行中外趋同化培养，促进多元文化沟通交流，提升学生国际胜任能力，全面塑造学生责任意识、全球视野、健全人格。

　　参考文献：

　　[1]白春章，陈其荣，张慧洁.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述评[J].教育研究，2012(12)：147-151.

　　[2]REMCO Z, JACK C, EMILY W, et al. China is Fast Outpacing U.S. STEM PhD Growth.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EB/OL].(2021-08-01)[2023-08-15]. https://doi.org/10.51593/20210018.

　　[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R/OL].(2022-12-29)[2023-08-15]. https://www.istic.ac.cn/ueditor/jsp/upload/file/20221228/1672217495263076380.pdf.

　　[4][7]汪霞，顾露雯. 世界一流大学案例研究：高质量的秘密[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1. 110.

　　[5]M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fice: General Statistics 2022-2023[EB/OL].(2022-10-14)[2023-08-15]. https://iso.mit.edu/about-iso/statistics/general-statistics-2022-2023/.

　　[6]Yale University Factsheet 2022-23[EB/OL].(2023-05-30)[2023-08-15]. https://oi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actsheet_22-23_05302023.pdf.

　　本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0期(总第3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