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内卷，张力十足。

　　当下中国社会，几乎所有家庭都被裹挟其中，相关讨论一直在进行，而内卷也一直在发生，一切似乎无解。或许，这一问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笔者希望于众声喧哗之中，寻求一些共识，避免内卷争议沉淀为教育系统的负累与心魔。

　　“内卷” 概念溯源，及其发展演化

　　“内卷”一词是个舶来品，第一个把“内卷”这一概念引入中文世界的，是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在其1985 年出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于中国小农经济中的“过密化增长”、边际收益递减等现象，黄称之为“内卷”。

　　学者陈诚、包雷有一篇学术文章，题为《内卷的产生机制与教育内卷的破解》(以下简称《破解》)，该文考证了“内卷”概念的源起，最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来的。

　　康德之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概念，他在1936年的一篇研究原始文化论文中，“内卷化”被用来形容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1963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提出了“农业的内卷化”这一概念，并把内卷概念引入到社会生活领域。内卷一词引申到社会学领域后，慢慢演化为特指一种文明的停滞不前和天花板效应。

　　近年来，随着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焦虑不已的家长和疲惫不堪的孩子，让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思考中国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根源又在哪里？

　　于是，2020年左右，“内卷”一词迅速出圈，几乎成了描述中国教育生态的一个专有概念。对此，黄宗智先生有过一篇题为《内卷化与去内卷化简析》(以下简称《简析》)的文章，就内卷概念的泛化使用做了分析探讨，并如是描述教育内卷现象：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

　　学者万维钢在讲座中，曾引用北京大学刘世定、邱泽奇两位教授的文章《“内卷化”概念辨析》，认为，内卷的本义是“内向演化”，不是内耗，而黄宗智对“内卷”的理解，实际上是对格尔茨的误解误读，黄宗智所谓的内卷实则是马尔萨斯陷阱。

　　及此，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内卷”概念，在学术圈和大众传播界之间，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理解。有鉴于此，笔者需要明确一下，本文关于内卷的讨论，是基于黄宗智先生所阐释的“内卷”概念，是大众传播过程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内卷”概念，也是《破解》一文所界定的：内卷就是在有限空间内的激烈零和式竞争现象；内卷产生的根源是有限且封闭的空间，竞争规则是“排他性”的零和博弈。

　　现实就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有限，譬如清华北大985名校学位，永远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为避免孩子在普职分流、高考遴选过程中掉队，从小学到高中，家长不得不倾其所能投入到教育“军备竞赛”之中，明知内卷，也不得已而为之，只是希望孩子能够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内卷史

　　现代社会，尤其市场机制的引入，本质上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处处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各种压力之下，很多人开始向往低竞争低压力的社会形态，可是，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吗？

　　人类历史本就是一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史，也是一部惨烈的内卷史。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无边无际的原野与森林，为衣能蔽体、食能果腹就已基本满足的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存资源。那时人类之间很少内卷，可是，那时的人类更多要和老虎狮子卷，在外出采摘或捕猎的路上，在栖息地或睡梦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为猛兽的口粮。

　　后来，人类结成氏族，结成部落，结成城邦，人多力量大，和动物对抗的能力增强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氏族之间、部落之间、城邦之间，为了生活生产资源，为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夺和战斗，有文字记载的，典型如希腊城邦混战，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封地有限，王子王孙不断繁衍，随着时间推移，供需矛盾不可调和，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成就霸业，诸侯之间战争不断，从一二百个诸侯国，一直卷到只剩下战国七雄。同样，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攻击侵扰，也是因为文明内部生存资源短缺，无以为继，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才能让共同体生存下去，于是，内卷就外化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混战。

　　中世纪西方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实为十字军东侵，同样是文明内部出现生存危机之后，内卷的溢出效应所致。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就十字军东征这一历史现象做了深入探究，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其实处于一种长期的内部混战状态，教皇把这种内卷化力量变成了一致向外的暴力而获得了宣泄”，因为“十字军在1096年内春天开始聚集时，北欧地区刚刚在过去一年经历了一场大饥荒”。

　　曾两度被搬上银幕的日本小说《楢山节考》，叙述了一个残酷的人间悲剧。故事的背景是上百年前日本信州楢山下的一个偏远村落，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山村异常贫困，食物资源极为匮乏，于是，这个村庄古老相传一个残酷的弃老习俗：家中超过70岁的老人，会被背入楢山中祭奠山神。实际上，这是人为抛弃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创造价值，却又占用了生存资源的老年人。

　　所有内卷，本质上，都是“人类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致，供给增长是算术级，需求增长是指数级，二者难以匹配，必然内卷。马尔萨斯人口论，就是建立在“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减少”这一物理真相之上的，简单概括，就是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如果不能对外掠夺寻求增量，就会陷入存量争夺的零和博弈困局。

　　由蒸汽轮机、电力和内燃机先后引爆的两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拖入大工业文明时代，兼之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生产力得到空前提升。之后，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突破，引发以核能、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一系列颠覆性科技产品、终端消费品的出现，又一次为人类社会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红利。

　　可是，即便如此，困于地球上的人类整体上仍然面临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一战二战，以及之后全球各地的地缘政治战争，站在唯物史观角度，基本都是国家之间为解决内卷问题向外转移矛盾而引爆的利益之战。至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对西方文明扩张性和侵略性的一种理论粉饰。

　　当今世界，全球范围而言，大众媒体、社会舆论给人的感觉，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内卷相对较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内卷程度最深最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欧美发达国家内卷不严重，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均GDP、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另一方面，阶层基本固化的西方社会，有意识的借助宗教信仰和奶嘴乐项目，让那些在内卷中被边缘化的公民，可以在宗教信仰之中寻求慰藉，或在毒品、赌博、色情行业中得到宣泄满足，精神麻醉，钝化矛盾。

　　作为14亿人口的世俗化大国，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较低，尚属发展中国家，且普遍注重现世幸福，社会内卷可以理解。只是，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了，同样卷生卷死，有些不可思议。例如韩国，每年高考季，学弟学妹给参考的学长学姐跪地祝福的名场面，让一些习惯搞宏大仪式的中国县中都甘拜下风。

　　而在日本，据纪录片《9060家族》叙述，目前全日本窝在家里啃老，不出门，不社交，不工作，不结婚，彻底躺平的人，已经接近150万。这些啃老族，人生低欲望，生活低品质，他们以躺平之姿退出社会竞争，爱卷不卷，得过且过。

　　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的印度人民，天性乐观豁达，且有佛教信仰加持，按说不该内卷，可是，如果看过《起跑线》、《最初的梦想》这些印度电影，就能感受到印度社会内卷的严重程度，尤其中产阶级，不遑多让。

　　至于非洲、拉美那些欠发达国家，给人感觉热情奔放，贫穷但快乐。可是，表象之下，是部落之间不时爆发的血腥冲突，是黑帮之间的暴力火并。譬如萨尔瓦多、海地、索马里，这些被恶意满满的特朗普称之为“粪坑”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以及国家治理问题，整个社会还停留在低阶内卷阶段，尚没有进化到教育内卷的段位，很多青少年连获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往往尚未成年就早早成为内战炮灰，或在黑帮厮杀中无声无息死于某条幽暗街巷。

　　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教育内卷的背后，实则是教育平民化、普及化的巨大进步，让一般家庭都有了参与竞争的社会条件。即使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官学普及度不高，甚至一度被统治阶级垄断，为王公贵族子弟所专享；民间教育主要以私塾形式存在，不成规模，大多数老百姓没有机会参与其中，自然谈不上教育内卷。

　　未来中国，能否摆脱教育内卷？

　　2010年，两个视频，不该被遗忘。

　　一个是2010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对着镜头向全世界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十多亿中国人都过上澳大利亚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模式，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站在美国优先的角度，奥巴马那一番话说的理直气壮，只是，按照他的这一论调，中国人永远不该过上欧美发达国家的高品质生活，这种观点，近乎无耻。

　　另一个视频，则是在此之前的3月份，彼时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对丁仲礼院士的一个专访，主题《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访谈中，围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所引发的争议，丁院士用科学的逻辑与数据，一层层剥开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虚伪画皮。

　　丁院士鲜明指出，排放权是发展权，是基本人权，而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根据IPCC方案，欧美发达国家未来40年人均碳排放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2.3倍。针对IPCC方案，丁仲礼一针见血“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并且提出：今后40年的排放中国跟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多，或者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人均排放量不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的80%，行不行？对此，柴静如是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丁院士则发出了灵魂拷问：中国人是不是人？

　　减排事关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天然具有道德正义，可是，欧美的减排方案，在正义大旗之下，却满是算计和鸡贼，其实质是以保障发达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借以遏制和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

　　根据一般算法，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算是摸到发达国家门槛，当然，只是初等发达国家；3万美元是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也有观点认为，2——4万美元区间，都算中等发达国家；至于高等发达国家，有说是4万美元，有说是6万美元。

　　2022年，中国GDP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为12741美元。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大抵要翻一番才行。

　　可是，从1.27万美元到2万美元以上，中间隔着的这一万美元左右的增量跨度，几乎是一道天堑鸿沟。青年学者张诚信在《中国难单靠制造业升级“发达”》一文中指出，2021年全球汽车工业增加值约为2万8600亿美元，中国为1万3440亿美元，按自主品牌44.1%的销量占比换算，中国本土汽车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5927亿美元。

　　那么，即使中国汽车产业拿下全球汽车产业剩余22673亿美元增加值，除以14亿人口基数，人均GDP只能增加1619美元，加上2021年人均12550美元，也不过14000美元出头。可是，这22673亿美元增加值，如果给一个一亿人口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GDP基数为零，也能一步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给一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则这个国家一举进入全球高等发达国家行列。

　　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16.35万亿美元，中国4.87万亿，占全球29.8%，这个数字接近美国2.56万亿的两倍。即使，中国制造业在2021年实现通吃，其它11.48万亿全部给中国，人均增加8200美元，加上12550美元，也不过2万美元出头，算是勉强跨进中等发达国家区间。

　　制造业领域附加值较高的行业，也就剩下集成电路、航空装备、高端机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了，目前中国都在发起冲击。可是，即便中国拿下全部制造业GDP，也才刚刚跨入中等发达国家序列，事实上，中国如果能拿下全球制造业产能的50%，基本就已达到极限了。由此可见，实现2035远景目标何其艰难。

　　问题是，目前中国人均GDP虽然只有发达国家最低门槛的60%，也已经引发了一些“友邦惊诧”与焦虑，不仅是奥巴马。胡锡进在2023年5月22日的一篇微博中提及，德国前驻华大使柯慕贤有一次在使馆宴请他，对他说，中国什么都能生产，什么都能制造了，德国怎么办，欧洲怎么办？他能感受到，那是柯慕贤和德国的最大焦虑。

　　所以，焦虑之下的美国，趁中国立足未稳之际，开始全面打压遏制中国，欧美一些国家或明目张胆站队，或态度暧昧骑墙，总之都在下绊子。于此国际形势之下，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想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使考虑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在内，难度系数也堪称地狱级，但是，为了民族未来和人民福祉，坚持做困难的事，正是这个国家的伟大所在。

　　最近几年，社会内卷蔓延，本质上是增量空间变小，具体到个体直观感受，就是就业创业形势愈发严峻，挣钱越来越难。就业方面，内卷主要集中在高薪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供给短缺，而一般生产性岗位、一般生产性企业，招工困难仍然存在。

　　整体而言，中国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高薪高端岗位已经趋于饱和。譬如平台型科技企业，马云18人团队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根据财报，截至2022年12月31日，员工数为239740人；华为，1987年初创时，20人小企业，1999年15000名员工，截至2022年底，员工数为20.7万人；腾讯，1998年年底成立，2002年，员工人数达到200多，2022年第四季度，员工数为108436；小米，2010年4月创立，据说成立第一年只有91位员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拥有 32500多名员工。

　　单是以上4家企业，自2000年以来，就提供了超过5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可以说，2000年以来的20余年时间，国内科技型企业、金融行业等领域，就为大学生提供了数百万增量高薪岗位。可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宏观经济增长趋缓，平台型科技企业、金融业等都遭遇发展瓶颈，如果未来中国不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实现大突破，不能打通顶级工业产业链任督二脉，发展的增量空间打不开，那么，中国很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内卷可能愈演愈烈。

　　如果在未来十数年，中国在半导体、民用航空装备、高端机床、汽车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都能出现两三个华为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那么，未来20年再创造出百万量级的高端就业岗位，兼之关联的产业链企业优质岗位大增，社会内卷就能较大缓解。

　　广州学者苏奎在《“孔乙己”就业难，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个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所谓的发展黄金期，1933-1934年间毕业的大学(专)学生仅15216人，如此小规模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偌大中国竟然无法安置。苏奎认为，青年人就业难是一个世界现象，其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一规律的约束。

　　5月27日台湾大学2023年毕业典礼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最后有这样一段话：现在的AI时代，你们将创造什么？无论是什么，像我们一样全力以赴去追求它，跑吧！不要慢慢走。不论是为了食物而奔跑，或不被他人当做食物而奔跑。

　　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奔跑。黄仁勋的这一表达，很硬核，很狼性，似乎不太契合台湾社会的小确幸氛围，但是，作为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掌舵者，一个商海搏击数十年的商业领袖，他说出了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竞争和内卷无处不在，保持奔跑才是正确姿势。

　　教育内卷不过是社会内卷的一种溢出，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中国不是例外。特别是，中国面临更严峻的产业发展挑战，更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将处于过坎爬坡之中，滚石上山，极其艰难，所以，社会内卷还将长期存在，至少，2035目标达成之前，不要抱有太多幻想。

　　追寻理想国，遵循世界观

　　导演郭帆团队在拍摄《流浪地球2》时，整出了10多万字的世界观文件，其中，关于教育主要有两章。

　　一章关于义务教育。设定在“流浪地球”时期，大多数人都服务于政府划定分配的工作岗位，因此教育以职业培训为主。实行七年制义务教育，四年的小学和三年职业培训。

　　一章关于高等教育。“流浪地球”时期，大学培养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前者成为政府成员，或管理工厂与机构，后者留在大学里继续科学研究工作。通常能进入大学的都是七年义务教育中表现顶尖的人才。大学又分为普通院校和军校两大类，普通院校只有政法、工程、农业、文艺、自动化、医学和科学理论研究七个专业。学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上，艺术、哲学等相关领域则压缩到最少。

　　郭帆团队关于“流浪地球”的教育观设定，可能入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法眼，因为，在他们看来，“流浪地球”的教育观，必然是功利性太强，社会属性太强，违背了人的自由意志，压抑天性和个性，是不符合成长规律的，是把人工具化的落后的教育观。

　　现在有些专家，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动辄批判中国教育，填鸭式、刷题机器、缺乏批判性思维、不利于培养创造力等等，对欧美教育、尤其芬兰丹麦十分推崇。的确，芬兰丹麦等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确有可取之处，只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大不相同，岂能邯郸学步？

　　笔者在《小问题与大逻辑，中国基础教育治理之思考》(以下简称《小问题》)一文中，论及芬兰教育，就曾指出：芬兰教育虽好，但在未来一段时间，除个别区域的探索性实践之外，整体而言，中国不宜照抄照搬全盘“芬化”。因为：

　　其一，发展阶段不同。芬兰是发达经济体，2018 年人均 GDP 约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国 9600 美元，芬兰是中国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后，意味着芬兰国民更高的薪资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备的社会资源供给。而中国，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存发展压力巨大。这种压力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阻断这种输入型压力传导，自我隔绝于社会之外，独善其身。

　　其二，外部环境不同。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大国没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芬兰国土面积 33.8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 1/28，人口 550 万，是中国的1/252，国家体量小，产业规模有限，缺乏战略纵深，不会对欧美大国构成威胁，不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中国不同，一方面意识形态和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不论物理规模还是经济体量，都大到让西方国家无法忽略，特别是近年来，在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发力，更是让西方寝食难安。这样的外部环境，注定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到教育领域，也决不可能轻松随意。

　　其三，国家追求不同。作为一个小国，芬兰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更多是一个追随者，很难成为引领者。可是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 “一带一路”倡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宏图大志，都是小国芬兰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国崛起，滚石上山，在这一伟大征程中，全社会都要迎难而上，中国教育，也注定要咬紧牙关。

　　在一些学者眼里，教育体系是可以独立于经济社会运行的，他们强调教育的独立性，却忽略了教育的历史性，忘记了教育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教育是一个国家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内置于社会系统之中，并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匹配相兼容。不可否认，中国教育问题很多，需要改进提升，可是整体而言，其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基本是适配的。

　　有些人谈论教育，往往是主观设定了一个理想国度，然后讨论完美教育。这个国度里，经济高度发达，且没有国际竞争压力；这个国度里，教育资源是应有尽有的；这个国度里，人人财务自由，不存在就业问题、生活问题；这个国度里，教育因材施教社会人尽其才。那么，这个完美国度，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吗？

　　很多教育理念看上去很美，实则空中楼阁，悬空搭建。笔者一直认为，教育可以追寻理想国，教育更应遵循世界观，一如“流浪地球”所设定的世界观里，教育架构和彼时人类所遭遇的危机状态是对应匹配的。是故，我们需要明白一点，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35年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内卷还将继续存在，教育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但是，必须稳中求进。

　　笔者在《小问题》一文中，表明：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治理，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和国情社情，自行其是。罔顾发展阶段、历史纵深和地缘政治格局，不考虑国家的实力财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实际生搬硬套，人为拔高国民对于现阶段教育模式的期许，都属自欺欺人，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星辰大海

　　2023年5月30日上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一飞冲天。

　　被网友戏谑为“小镇做题家”的北航教授桂海潮，作为参与此次航天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之一，一起上天了。

　　2022年，“小镇做题家”这一概念，被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编排出来，主要是指部分出身农村或小镇的名校学子，缺乏社会资源和综合素质，进入学校后，因为家境、社交能力、英语口语等原因，在城市同学面前慢慢丧失了信心，变得自卑脆弱。

　　这个词组，最初不过是表达了一份自嘲、少许颓废而已，却被一些媒体、学者如获至宝，成为他们批评中国教育的一个由头，一个证据。此次桂海潮成功飞天，有网友如是评价：他给小镇做题家打了一个翻身仗。笔者认为，桂海潮是不会在乎“小镇做题家”这个称谓的，因为像他这样代表人类文明奔向星辰大海的人，和那些嘲讽“小镇做题家”的人，不在一个维度。

　　桂海潮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自然参加过无数次考试，求学路上也必然主动或被动的内卷过。而今，一飞冲天的他被赞扬被推崇，这背后固然有其个人努力在内，可是，更多还是这个崛起的大国给了他这样的人生高度和机遇平台，正如一位长者所言：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中国社会改革发展都已进入深水期，经济增速减缓让社会内卷有所加剧，不过，一个奋进在伟大复兴征途上的民族，未来一定能够承载起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关键是，作为个体的我们，不颓废，不躺平，躬身入局，与砥砺奋进的国家同频共振，努力奔跑。很多困难时刻，咬紧牙关熬一熬，终会柳暗花明。

　　其实，桂海潮的星辰大海之旅，也预示着人类文明转型升级的光明大道，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勃勃雄心。这份雄心，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窥斑见豹，第一件事社会关注度比较高，那就是中国制定了航天强国建设路线图，2030年跻身世界航天强国前列，2045年全面建成世界航天强国；第二件，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它比第一件事更为重要，那就是可控核聚变发展。

　　人类文明打怪晋级之路，也是能源开发利用升级之路，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轮机，到电力和内燃机，再到核裂变，人类所掌握和使用的能源量级是指数级增长的，但是，核裂变之后，人类的能源开发似乎碰到了玻璃壁垒，长期原地打转。如果可控核聚变实现突破，那么，人类就打开了无尽能源之门，进入到能源自由之境。

　　可控核聚变是人类文明的奇点。未来100年，如果可控核聚变技术成熟，再叠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突飞猛进，各种生态化反，势必推动生产力出现革命性爆发，那时的人类就有望摆脱物质资源束缚，实现GDP自由，从而拿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入场券。

　　能源自由，必将引发生产力格局出现颠覆性变化，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当然需要同步升级，以与之适配兼容。那时，人类文明就会在全新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进行系统性重构重塑，一如丁仲礼院士在采访中所希望的那样，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具弹性的文明，就会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地平线上。

　　尤为关键的是，可控核聚变将使星际航行得以实现，人类可能就此走出太阳系、银河系，走向更深远的宇宙，成为跨星际文明，既能在不同星际之间自由迁徙，也能实现物质资源跨星际配置。可以预测，一旦成为跨星际文明，人类的科学视野极有可能穿越物理学的黄昏，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继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的创世级突破，进一步助推人类文明成为更高等级的宇宙文明。

　　作为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航天、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长远规划与巨大投入，是奉行长期主义的东方文明智慧所在，也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国担当。航天强国的具体实践，将为中国不断积累星际探索经验，同时推进人才梯队建设，一旦可控核聚变取得实质性突破，星际航行各项准备工作可能也已基本就绪。或许，那时的中国，将是第一个实现人类登上火星的国家，第一个实现载人飞出太阳系的国家，追求天下大同的东方文明终将是人类之光。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一点，星辰大海固然美好，可是，航天事业发展、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突破，都是需要天量资金投入的，没有GDP、综合国力以及完备工业体系支撑，一切都是纸上画饼。所以，2035目标的实现，至为重要，因为，一个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国家，是难以持续推进这些宏大叙事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预见，2035年之前，中国社会的内卷问题很难有质的改变，整个国家仍要奋发图强，全社会都要做好困难准备，教育体系则要为国家培养更多桂海潮这样的东方之子。相信在2035目标实现之后，中国形成以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内卷自然趋于缓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模式也可以适时调整。那时，当下所推崇的欧美教育理念，就具备了在中华大地整体传播落地、生根发芽的可行性。在此之前，教育体系的修修补补，技术性调整，都是治标之策，化解内卷作用有限。

　　值得期待的是，当人类实现能源自由，成为跨星际文明之后，全新形态的人类文明架构中，教育或许可以不再功利，回归本真和纯粹，学校尽可以因材施教，个体尽可以学你所爱，因为，摆脱了物质束缚的人类，已然是一个全新的宇宙物种。

　　或许，那时的人类，又会遭遇其它问题，诸如刘慈欣在《三体》小说中的困境推演，而教育同样不能例外。但是，相信人类一定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因为，智慧是人类最大的底气。

　　文章作者：教育研究者 陆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