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恢复高考与新三级大学生的使命及作为

刘海峰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今年是1979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79级也在70年代末上大学，连同77、78级大学生构成的“新三级学人”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起到了中坚的作用。我们不应忘记79级，为此刘海峰教授特发表这篇论文作为纪念。

2014“搜狐教育”高考特别策划“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高考回忆录”

　　岁月不停地奔逝，事情不断地发生。在成千上万各种事件或活动中，只有重要的事件才会载入史册，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痕迹。恢复高考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文革”结束后由乱而治的关键转折，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且具有重要性、戏剧性，影响广泛而深远，因而被人们不断追忆。

　　77、78、79级是恢复高考后最初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入学、80年代初毕业，所以有“新三级学人”“新三级大学生”之称。新三级大学生在风云变幻的年代考上大学，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在全社会求才若渴的年代走上工作岗位，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展宏图。新三级大学生是风云际会的一代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虽然今天已经逐渐在社会舞台上谢幕，但这一特殊教育群体的历史使命与所作所为，仍然值得不断回顾与探究。

　　本文作为笔者论述新三级大学生系列论文的第三篇，将在之前两篇论文(《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恢复高考的复原与探新：77、78级大学生的构成与际遇》，《大学教育科学》2022年第3期)的基础上，继续回顾恢复高考与1979年高考新举措，辨析“新三级”概念与新三级大学生群体，探讨79级与77、78级大学生之异同，进一步论述新三级大学生群体的使命与作为。

　　一、恢复高考与1979年高考新举措

　　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1977年恢复高考是最重要的事件，其深远影响和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超过1952年创建高考制度。

　　(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的当年，并没有什么特出的情况出现。虽然1949年在政治上出现巨大的变化，但高校招生还是尽可能正常进行，当时大部分高校是单独招考。经过1950、1951年逐步按大区统一招考的过渡，1952年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顺理成章地推行，由于招生人数只有5.9万人，远不如1977年恢复高考那样受到举国关注。

　　恢复高考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1966年高考停废后，经过11年的中断，积压了近3000万适龄青年，其中许多人对恢复高考翘首以盼。在“文革”刚结束，国家严重落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在“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的时候，邓小平雄才大略，力挽狂澜决定恢复高考，推动时代前进的车轮，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走向，是一个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崛起的原点，因此恢复高考成为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重大事件。

　　恢复高考的过程充满戏剧性和传奇性。从1977年5月到12月，短短的半年多时间，突破了许多，恢复了许多，改变了许多。有时前一个决定还没有实施，就被后一个决定所取代。直到1978年春77级大学生入学以后，扩招、走读生、复办大量的师专……都是临时决定。这是一段风驰电掣的历史，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永留史册的历史。

　　“文革”前高考规模最多只有1963年39.9万人报考，录取率最低的是1962年的27.46%，虽然录取率在 1965年已有46.91%，但高考在当时社会的影响远远无法与1977年以后的高考相比。由于报考人数众多，录取率极低，考上大学十分难能可贵，因此1977年以后被人们高度看重，高考以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进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成为万众瞩目的举国大考。

　　科举时代有“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的说法。有人形容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新闻，让人感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点燃了千百万知识青年人生的希望。从此，原来盛行的“读书无用论”一扫而空，“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无人不晓的至理名言，“高考改变命运”成为所有青少年的强烈期待。

　　匆忙恢复高考的时候，国家、地方、高校各方面都还很困难，但都尽可能克服各种困难，让更多的优秀青年上大学的机会。在校舍严重短缺的情况下，77、78级的扩招，许多地方和高校都克服各种困难落实中央的扩招要求。例如，1979年1月，根据国务院[1978] 226号《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意见》和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下达1978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计划的通知》，浙江省在原定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之外，再扩招4606名。由于扩招经费由地方财政开支，校舍、设备等存在一些困难，因此，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地和有关单位，要发扬‘抗大’精神，因陋就简，勤俭办学”。

　　不仅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希望通过高考选拔优秀人才为国所用，各级参与恢复高考的领导和干部也十分认真地投入工作，保障了恢复高考的各项事务顺利进行。从许多当年招生工作者亲历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时间异常紧迫、任务相当艰巨的情况下的艰辛努力和付出。现今有关恢复高考的各种记述，除了高层决策过程以外，最大量的是参加高考的新三级大学生的个体回忆，其实与高考相关的各级部门和高校招生考务工作者的回忆也值得关注。

　　由于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事件，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因此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和不断书写的传奇。2022年8月7日，也就是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45周年的纪念日，中国邮政发行“立德树人”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邮票中有“准考证”的字样和图案。在全版邮票的右下方，有“恢复高考四十五周年(1977-2022)”的字样。

　　即使将来新三级大学生完全走入历史，相信恢复高考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还会不断被人们提起。

　　(二)1979年高考新举措

　　恢复高考经历了一个过程，1977年8月邓小平提议恢复高考，12月举行分省命题高考，到1978年7月举行全国统一命题高考，恢复高考始告完成。不过，恢复高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恢复与1965年之前相同的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恢复到高校招生的常态，而到1979年大部分大学生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到1979年才算完全恢复。高考恢复最初 3年特别复杂、变动特别大，1979年高考也有以下一些新举措。

　　1.高考时间定于7月7、8、9日。1983年曾将高考时间改为7月15、16、17日，1984年再度改回7月7、8、9日，此后一直到2002年，高考时间都固定在这个时间。高考时间的固定是高考制度稳定性的重要标志，1980年以后，高考制度的变动性大为减少。

　　2.政审条件真正放宽。1979年国务院批转的高考文件规定：“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要全面第历史地看待考生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父母及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一般不应影响考生的录取。”最后这句话至关重要，从此，实行了30年的高校招生政审特别注重考察考生父母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做法被废止，这是重要的历史进步。

　　3.开始将英语部分计入高考总分。为了逐步提高大学生的外语水平，并推动中小学的外语教学，1979年规定今后应逐步做到外语成绩计入总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凡报考重点院校的，外语成绩先按10%计入总分，之后逐年提高计分比例。报考一般院校的，录取时只作为参考分。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7日第1版

　　4.开始控制入学年龄。1979年高考与77、78年高考不同，“前两年,为了广开才路,招生对象的年龄放宽到30周岁。从高等教育规律考虑，招生对象的年龄不宜过大。今年规定一般不超过25周岁。鉴于十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剥夺了上大学权利的青年,很多人已超过这个年龄界限,他们的学习要求又很迫切，为此，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28周岁。今后再逐步降低。”所以79级大学生年龄最大的也就是28岁，基本上已经没有像77级那样有30岁甚至30多岁的。而且随着应届生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高龄考生已很难在高考中胜出。

　　5.规定在校高中生不予报考。1977年恢复高考时，不仅让66、67、68届高中生报考，而且允许78届在校高中生提前报考，因此是13届学生一起参加高考竞争。1978年高考也允许79届在校高中生提前报考。到1979年，开始规范报考资格，规定在校高中生不予报考。规定要高中毕业才能参加高考，也是教育走上正轨后的必然要求。

　　6.首次制定《高等学校招生考务工作细则》。该细则对报名工作、考试工作、阅卷评分工作、公布考试成绩和查阅试卷、录取工作等五个方面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还具体下发了监考须知、试场规则、录取工作守则。1978年规定“考生对本人的评卷如有怀疑，可向当地招生委员会提出申请，由招生办公室负责查阅试卷。”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考务工作细则》对查阅试卷，有非常详细的程序和要求。到1980年，就明确“取消考生查阅试卷的规定”。

　　二、“新三级”概念与新三级大学生群体

　　新三级大学生是与恢复高考直接相关的群体，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新三级大学生。而新三级大学生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平、基本素质和所作所为，也充分体现出恢复高考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关于1977、78、79级大学生这一群体，有不同的称呼，需要稍加辨析。

　　(一)“新三级”还是“新三届”“那三届”?

　　较早谈及77、78、79级大学生群体和概念的，是吴锦才在《社科信息文荟》1994年第16期发表《“新三届”人，值得注意的群体》一文。1996年，钟岩出版的《新三级学人》是第一本专门介绍与探讨新三级大学生的著作，将70年代末通过高考入学的三个年级大学生称之为中国的“新三级学人”：“神圣的分数线后面，站起了一个饱经沧桑渴求被新时代所接纳的知识群体——新三级。”“新三级，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代幸运的‘黄埔军校’生，他们有幸最先站在中华民族奋起腾飞的起跳点上。”

　　除了“新三级”以外，对77、78、79级大学生群体还有“新三届”“那三届”两种不同的称法。前者与“文革”前“老三届”中学生概念相对，如两本书名为《我们新三届》《新三届致新生》的专书，以及关注者众多、在新三级大学生中影响广泛的“新三届”微信公众号。

“新三届”公众号发布大量有关新三级大学生的文章

　　后者如王辉耀主编《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以及后来王辉耀、苗绿主编《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中译出版社2017年版)。不过主标题是“三届”，副标题却是“77、78、79级”，前者用“届”，后者又不得不用“级”，两者不统一，虽然大家都理解此意。

　　因为无法用82届来区分77、78级，所以还是用“新三级”更为准确和科学。而且77、78级大学生中，有大量的专科生，尤其是后来扩招录取的多数是专科生，学制为2-3年。77级两年制专科生在1980年夏天已经毕业分配，即使是三年制的也已在1981年夏天走上工作岗位了，如果要用“届”来称呼他们，只能说是80届、81届，而77级本科生却要称为82届。

　　79级大学生中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已大幅度增加，一般都占到全体学生的半数以上，与前两级应届高中毕业生占少数有所不同，因此人们通常将77、78级连称，相对较少将三个年级的大学生连在一起来论说。不过，从大的教育群体来分类，79级只能归入与77、78级相同的一类，而与80年代以后入学的大学生还是有所不同。

　　2009年，不少大学的79级大学生都在纪念入学30周年。可是，媒体似乎出现了集体性失语，几乎见不到相关报道。尤其是相较于2007年全国大范围对77、78级大学生的“集体性怀旧”，更显得对79级的忽略。于是，我在《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4日发表了《不应忘记79级》一文，指出“新三级学人”的命名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新三级学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作为一名77级大学生，谨草此文，祝福79级的学弟学妹们。”

《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24日第5版“学者专栏”

　　2009年12月26日，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的专家，我曾到山西吕梁师专进行“专升本”实地考察。当时该校一名79级大学生的校办领导告诉我说， 2009年8月他在《中国教育报》读到我这篇《不应忘记79级》的时候，感动得留下了眼泪。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文革”前大学生一般称“届”不同，新三级大学生对“级”的概念特别在意。南开大学77级学生、中国市场调查研究所的杜岩，1992年曾向在京的77级和78级同学做过问卷调查，从2万多份答卷中，提炼出新三级一代人的特点，其一就是对“级”的认同感强于“校友”。也就是说，他们特别看重的是“77级”或者“78级”，与别代大学生相比，对“我是哪个学校的”较为淡漠。我认为，在90年代末以前此说基本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新三级大学生毕业40年之后，对毕业学校的认同感应该有所上升。

　　(二)新三级大学生群体

　　新三级大学生群体的人数有多少?1977年报名考生573万，录取了27.3万;1978年，报名610万，录取40.2万;1979年，报名468万，录取27.5万。这一教育群体总数为95万人，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高等教育群体。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后的招生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当时3年招生总数95万多，相比2022年一年本专科招生1000多万、研究生招生147万人，又显得很少。

　　77、78级大学生是经过高考录取后临时决定大量扩招才有这么多人数的。例如，1978年6月下达给厦门大学的招生计划是950人，7月下达增招100人的计划，合计1050人;10月统计实际招收1102人。11月教育部要求上报本地区、系统、部门300分以上未录取人数。根据上级扩招指示，厦门大学上报扩招走读生649人的计划，甚至到1979年初还继续录取学生。多数本科高校78级扩招的学制都是三年，毕业后与高等专科学校同等待遇。

　　1979年5月，教育部指出：“1978年高等学校在完成国家原定29.3万的招生计划之外，许多省市又扩招了11万，实际招生40万人，比1977年增加了48%。扩招大量学生，由于校舍、设备、教师条件不具备，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致使今年的招生指标不得不降下来，实际上也是一次较大的起落。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可能使下落的幅度不要太大。”所以，1979年计划招生30万人，实际录取28.41万人，还不足计划数，比1978年的40万明显下降。

　　对1977-1979这三年招生数量的起落变化， 1981年1月，教育部副部长高沂曾“回顾一下招生工作中几次瞎折腾的历史”，指出：“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不从客观实际与可能出发，追求高指标，招生上出现了三次大起大落……1977年招了27.3万，已比1976年增加了5.8万，但1978年又猛涨到40万，1979年又跌回到27.5万。为什么错误老是重复?”77、78年的临时扩招，确实十分匆忙，条件准备不足。当时不少高校的扩招，尤其是招生人数较多的师范院校的扩招，许多都是因陋就简，取具临时，基本条件很差。如福建农学院77级学生一入学首先的任务就是参加建设教室的劳动，龙岩师范大专班77级刚开始借用小学的教室坐在低矮的课桌椅旁上课，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时在四面篱笆墙的工棚中上课……，这些匆忙借用的房舍确实一点都不像大学校园。

　　但是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扩招是正确之举。《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9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今年高中毕业生约有700万人,加上去年没有录取的大量高中毕业生和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估计报考人数将超过去年。而录取人数又很有限,即使招收30万人,矛盾也是很尖锐的。如果再过多地缩减招生数字,矛盾势必要更加激化,甚至可能闹事,出乱子,增加不安定的因素。再从长远利益看,国家经过三年调整以后,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会加快,那时对人才的需要就会更多。今年招收的大学生,1983、1984年才能毕业。如果现在缺乏远见,不作好安排,到那时将会更加被动。当然,今年招生30万人,在师资和物质条件方面都还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校舍严重不足,实验设备少差残缺,迫切期望国家在教育经费和基建投资上给予照顾,使今年招生30万的指标,得以实现。”因此，当年克服各种巨大的困难尽量多招收大学生确实富有远见。

　　1979年招生人数比1978年少，录取率也更低，没有扩招，79级大学生也没有走读生。例如1979年厦门大学招收1020人，杭州大学招收1117人，后来基本上都没有扩招。1979年高考录取率是70多年中国高考史上仅次于1977年的最低录取率，79级大学生与77、78级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度精英教育群体。

　　三、79级与77、78级大学生之异同

　　20世纪70年代末广泛流传着清代进士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人材”一作“人才”)恢复高考时也确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材”，年龄放宽到可以超过25岁，学生的经历多种多样。通过竞争激烈的高考选拔，新三级大学生上大学之前的经历和身份五花八门，但文化水平较为整齐。在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中，77、78级相同点较多，79级与前两级差异较大，不过79级大学生还是具有一些新三级大学生的共同特征。

　　(一)79级与77、78级大学生之异

　　79级大学生与77、78级之差异最主要在于大部分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因而其年龄较小且经历较为相似。例如，浙江大学1979级招收新生1529名，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1338名，占87.5%。因为1979年高校招生政策规定只招收25岁以下学生，最多放宽到28岁，因此79级基本上没有老三届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同学年龄普遍较小。77、78级大学生以50年代出生的为主，其他则为40年代后期，以及少量60年代初出生者。而79级大学生大部分是60后，尤其是一些工科院校更是如此。以浙江大学79级新生为例，具体年龄分布见下表。

表1 浙江大学1979级新生年龄分布表

　　浙江大学79级大多数为1961-1963年出生，即16、17、18周岁，占83.51%，占绝大多数。所有学生平均年龄17岁，这是一个很低的平均年龄，现在各高校新生平均年龄也都在18周岁以上。1309名79级新生中，25周岁以上只有2人，28周岁只有1人。这个年龄构成与1977级大不一样。浙江大学77级招收1325人，其中20岁以内521人，占39.3%;20-25周岁716人，占54%;25周岁以上88人，占6.7%。

　　不过，不同科类大学的学生年龄构成差异颇大，如杭州大学1979级共招收1109人，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625名，占56.4%，往届生484名，占43.6%。应届生比例比浙江大学少了21%。当时杭州大学属于综合大学，而且因为前身是浙江师范大学，具有一定师范院校属性，招收的学科专业为政治、中文、历史、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与师范院校无异。当时通常综合大学与师范类院校招收的学生年龄比工科院校学生年龄更大。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案例是厦门大学78级大学生的构成。在尚未扩招78级大学生的时候，厦门大学1978年秋季录取的1102名新生中，应届高中生348人，占31.5%，在校高中生8人，占0.7%。厦门大学1977-1979年招收的学科专业是中文、外文、历史、经济、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海洋等10个，78级1102名新生平均年龄为20.74岁，其中文科5系学生535人，平均年龄22.12岁，理科5系学生565人，平均年龄19.37岁。可见同一高校中，理科学生比文科学生平均年龄要低不少。

　　厦门大学与当时杭州大学不同的是有经济系、海洋系，杭州大学有教育系、地理系，其他系科基本相同(师范院校的政治系与综合大学的哲学系差不多)。厦门大学属于文理综合大学，一般情况下综合大学学生平均年龄介于工科院校与师范院校之间，因此20.74岁是一个比较有参加价值的78级新生平均年龄。浙江大学79级平均年龄17岁，相比厦门大学的78级的平均年龄便小了很多，比厦门大学78级理科新生平均年龄19.37岁也小了两岁多。

　　大多数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且年龄较小，没有社会阅历，这是79级与77、78级大学生大多数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非应届生的最大差别。

　　(二)79级与77、78级大学生之同

　　作为新三级大学生群体的一部分，79级与77、78级大学生也有不少相同或类似之处，大体分析，至少有以下几点。

　　1.超低的录取率。新三级大学生是在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以来71年中录取率最低、最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的群体，1977年高考的录取率是4.76%，1978年是6.59%，1979年只有6.06%。79级的录取率不仅比78级还低，而且是中国高考史上第二低的录取率，仅次于77级。“文革”前的高考，最低的1962年也有27.46%，其次是1963年的33.37%，其他都在40%以上，1952年高达90.17%，1958年更是高达96.93%，是中国高考史上的最高录取率。相比五六十年代的高考和现在的高考，70年代末的高考录取率之低，竞争简直近乎残酷。

　　2.年龄差异仍然较大。虽然79年高考多数招收的已经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但由于有一些十分低龄的学生，如浙江大学79级中有8名1965年出生，也就是只有14岁的新生，加上还是有少数25岁以上甚至28岁的学生，因此年龄差异还是较大，也存在年龄最大与最小之间相差一倍的极端情况。79级虽然年龄多数较小，没有经历上山下乡等“社会大学”的磨练，但在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普遍经历了“文革”动乱年代，而且班上毕竟还有部分年龄比较大的同学，尤其是文科的专业，班上多少有一些大龄同学，如杭州大学79级便有10名26周岁以上的新生。

　　3.女生占比一样很少。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一个特点是女生占比少，全国78级大学生女生占比是21.1%，但79级女生占比也只有22.5%，都属于很低的比例。浙江大学77级招收1325人，其中男生1101人，占83%，女生224人，占17%，男生占绝大多数;1979级浙大录取1529人，其中男生1305人，占85.85%，女生数正好与77级相同，也是224人，占14.65%，女生比例较77级反而减少。而杭州大学79级录取1109人，其中男生824人，占74.3%;女生285人，占25.7%，体现出文科色彩且有一定师范性的综合大学与工科大学在学生性别比例方面的差异。但即使如此，杭州大学79级女生也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4.在相同的大环境中学习。79级大学生与78级相差一年，与77级也只相差一年半，本科生就读期间与77、78级有比较长时间的交集。由于77年恢复高考时不少高校师资缺乏，77级刚上大学时课程开设还不够齐全，有的大学部分77或78级的课程与79级一起上。(笔者所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哲学”课程，便是在1979年秋季与历史系79级合班上课。)加上各系科、学校召开的文艺活动、运动会，都是各年级一起参加，因此79级大学生大的学习环境中也有许多年龄很大的同学。

厦门大学历史系77级的刘海峰与外文系79级的弟弟刘海翔在上弦场合影(1980年10月)

　　5.毕业后经历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虽然比77和78级毕业时间晚了一年半和一年，分配单位总体上不如前两级学长，但79级大学生总体而言也是在各行各业急需补充人才、对大学毕业生求才若渴的情况下走向社会的。79级与77、78级很大的相同之处在于这三个年级在大学毕业后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他们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精神特质，因此被视为同一个大的教育群体。

　　高考中断11年，前4年高校完全没有招生，后7年靠推荐上大学。推荐有如相马，考试有如赛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常无。”高考采用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将以往相马似的推荐改为赛马似的竞争，因此能够选拔出文化水平高的才学之士。恢复高考使得10多年沉淀下来的众多“千里马”脱颖而出，集中成为新三级大学生。

　　1980年4月，教育部对新三级大学生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三年来,高等学校招生95.5万人(包括部队院校在地方招生数和扩大招生数),绝大多数是比较优秀的，其中党团员(主要是团员)占77%。新生的文化程度比较整齐,政治思想表现也比较好。”新三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特别突出的三个年级，如果“金77、银78”之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79级大学生就是“铜79”了。

　　四、新三级大学生群体的使命

　　1977年恢复高考时，有些地方的考场贴着“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祖国在期待你们，人们在期待你们”的标语。当时，广大考生十分期待高考，国家和人民对高考也抱有强烈的期待，对恢复高考选拔优秀人才寄予很高的期望。

　　生动体现党和国家对恢复高考高度重视的一个举动，是1977年9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代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体接见参加讨论恢复高考具体办法的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这种高规格的看望在70多年中国高考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举动，充分说明当时国家对恢复高考是多么重视，对选拔优秀人才上大学深造为国所用的期望是多么殷切。

　　新三级大学生都经历过“文革”的动乱年代，青春最宝贵的年华在文化荒漠上度过，除了可怜的一点教材以外，背的是领袖语录，唱的是“文革”革命歌曲，看的是样板戏。当时世界名著、文化经典、古典文学基本上被看成是封、资、修的“毒草”而远离课堂，数理化学的程度较低。因此，在人文素养、科学基础、外语水平方面，许多新三级大学生先天不足。

　　然而，新三级大学生多数是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想方设法找书阅读，渴求知识、不甘寂寞并怀揣上大学梦想的人。为了弥补知识欠缺，为了“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了攀登科学高峰实行“四化”，经过极为激烈的高考竞争考上的新三级大学生，特别珍惜难得的深造机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四川美术学院77级程丛林的油画《1978年·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典型地表现出77级大学生渴求知识的形象。画面展示出四川美院上百名77级同学拥挤在一间破旧的大教室里听课(或学术报告)，灰暗的色调、拥挤的学生、简朴的衣着、清瘦的面容，还有许多站立甚至撑在窗台上专注听讲的同学……这幅画非常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大学生饿虎扑食般求学的情形，因此已成为记录恢复高考和77级大学生的经典之作。

四川美术学院77级程丛林的油画《1978年·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

　　生长于艰难年代的新三级大学生人生跌宕起伏。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科学的春天、民主墙、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越自卫反击战、校园民主选举、《苦恋》批判前后、女排夺冠、中美建交、人民公社的破产……

　　新三级大学生与改革开放同步，经历了国家的沧桑巨变。他们普遍有一种家国情怀与拼搏奉献的精神，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有不屈不饶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走上工作岗位的时代，虽然物质生活还很简单，但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国家充满了信心。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中，在各行各业都求才若渴的社会环境中，新三级大学生面临着特别好的时代和发展机遇，许多人具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抱负，不仅仅想着“修身齐家”，还怀揣“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以才会由衷地喊出“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

　　与现在十分高的录取率、绝大部分考生都能上大学、内卷严重却又有不少“躺平”的同学不同，新三级大学生经过最激烈的高考竞争脱颖而出，同学之间差异很大，特色鲜明，且几乎所有人都非常认真刻苦地攻读。“功崇唯志，业广唯勤。”一个人、一个群体是否具有高远的志向，是否能够勤苦向学，与最后能做出多大成就有关。新三级大学生在学期间，“人才学”出现并兴起，许多人都渴望成才，对自己有较高的期许或有较高的志向，并且许多人学习勤奋到几乎废寝忘食的程度。

　　1977年亲历恢复高考的刘道玉先生认为，在这三届中，由知青考取的大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渴望知识、有理想、有抱负，从他们之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成为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的中坚力量，他在80年代就曾说过一句话：“这三届学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也一定会担当大任。”

　　新三级大学生是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教育群体，他们走上历史舞台是一种制度安排，当时高等教育极度精英化，大学毕业生不多，天然就是“国家干部”，自然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有过“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饥饿其体肤”的经历，即使是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大部分79级大学生，在中小学时代多数时候一样是吃不饱，而且也要开门办学，往往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经历，与后来完全是从校门到校门一路读书升学上来的大学生还是不大相同。

　　有论者提到，1995年，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周边,几乎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活跃着一支特殊的劲旅：一支被誉为“新三届”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以出色的才华，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一流的建业精神，抒写着时代的史诗，描绘着跨世纪的画卷。1996年，又有论者说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坚定不移地相信：挑起横跨世纪大梁的,必定是那些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新三届”，并把“新三届”形容为“落尘的精英，救急的天使”。

　　王辉耀在《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序言中指出：“77、78、79级身上还富有强烈地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来自于全民共识的投射加上自我期许的共同催化。从当年入学开始，这代人身上即承载和被投射了太多国家民族的时代使命。……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毕业后的30年里，因为个体发展总与国家命运高度重合，这批人生发出强烈的历史整体意识，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或身处世界哪个角落，这个群体普遍热衷关注中国社会宏观的国计民生、人文精神建设，渴望参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拥有超出专业范围以外的终极关怀精神。”

　　国家和社会给了新三级大学生巨大的机会，他们肩负国家的重托与人民的期望，负有为国效劳、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后来新三级大学生也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报效国家的愿望和意识也特别强烈。

　　五、不负时代与国家的一代人

　　新三级大学生上大学和毕业的时代，是一个百废待兴又万物复苏的年代，是改革开放紧锣密鼓风起云涌的时代，是大学生供不应求风云际会的时代。时代给予新三级大学生特别好的机遇，让他们大显身手，同时也让新三级大学生经历许多挑战。40年来，77、78、79级大学生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始终。《那三届》一书在2017年出增补版的时候，便将2014年第一版的副标题“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改为“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许多人都对新三级大学生的作为作过高度肯定的评价，曾经教过新三级大学生的湖南大学老教师俞汝勤院士感叹道：“令我们这一代教育、科技工作者欣慰的是，4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已经枝繁叶茂，当年的稚嫩考生已成为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流砥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发扬与面对艰难竭忠尽智的家国情怀，更看到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奋力前行的不停步履。”

菲律宾新任住华大使吉米的英文著作《77级：我的同学是如何改变中国的》

　　2022年11月 ，菲律宾新任住华大使吉米曾于1977年报读北京大学历史系，2022年7月出版了英文回忆录《77级：我的同学是如何改变中国的》，谈到了77级大学生在许多部门成为栋梁之材。不少新三级大学生确实堪当大任，在一些岗位上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也有人说新三级大学生“他们密集分布于各个场域，无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源自权力、学识还是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给这一代大学生附加上了集体的光环。他们既是高考制度恢复的受益者，也是新旧交替以及一个国家回到理性发展道路上的承担者。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经验以及智识反而成为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们身上共同的精神气质才是最鲜明的符号。”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曾说：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后的“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出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三届”大学生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中国考试史上，唐代出现过韩愈等著名人物集中考上进士的“龙虎榜”，宋代有群星璀璨的嘉祐二年榜(1057年)，但都是只此一科，而且不是中断科举多年后再度恢复的情况下出现。在中国人才选拔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新三级大学生”人才这么集中的情况。一个正常的时代、正常的社会不应有那么长的时候处于大动乱、人才选拔处于大断裂的时期。新三级大学生群体人才高度集中，是在高考停废11年再度恢复后出现的人才聚集现象，是特殊时代特殊情况下造成的特别现象。这种现象基本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未来中国应该也不会再出现，也希望千万不能再出现，并相信不会再出现了。

　　总体而言，新三级大学生是一个不负时代、不负社会的群体，但在这个近百万人的群体中，个体之间必然存在许多差异，功成名就兼济天下者有之，默默耕耘独善其身者有之，叱咤风云青史留名者有之，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者亦有之。“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腐败问题。新三届也未能免俗。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不含企业任职)已达210人，有三成属于新三届。”确实，新三级大学生中，有德高望重者，也有大奸大恶者，在一个95万人的群体中，各色人等都有，不过大多数还是恪尽职守为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人到了中老年容易怀旧，但新三级大学生回忆起恢复高考和大学时光与一般的怀旧略有不同，也与后来大学毕业生回忆大学时代有所不同，因为新三级大学生的忆旧不只是个人对青春岁月的缅怀，而且还关联着国家与时代的重大转折变迁。他们上大学的时代不是岁月静好，而是变化频繁、跌宕起伏的时代，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经过学业和思想的淬炼，如今回忆起来多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

　　忆往昔峥嵘岁月，新三级大学生经历动荡年代苦难彷徨，怀揣着上大学的美好梦想，大学时代风华正茂刻苦攻读，毕业后不负使命谱写华章，改革开放施展才干风生水起，历经风风雨雨起伏变化之后，如今多数已然退休云淡风轻，尚有许多流风余韵值得追忆。当年物质高度匮乏，但是绝大多数大学生精神昂扬向上。为什么许多人现在那么怀念物质生活还很简单的80年代?因为科学的春天到来，那是坚冰消融的时代，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代。40多年过去后，人们认识到，昂扬之精神往往比丰富的物质更为可贵。

刘海峰在新华社《国家相册》第41集“高考四十年”中谈到新三级大学生的成长(2017年6月7日录制)

　　新三级学人毕业已整整40年。4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多数新三级学人也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随着整个群体逐渐退出社会舞台，他们身上的光环日渐消退。但是，已经逐步淡出的新三级大学生群体，深刻地打上恢复高考的时代烙印，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在回顾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历史的时候，新三级大学生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群体，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原刊《江苏高教》2023年第5期，9-18页，本文略有改动。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