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枢纽和结合点，通过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支撑，通过推动产业创新和产业迭代升级，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当前，我国正处于强国建设的关键节点，如何准确认识高校科研职责和使命？应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绩与问题？如何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和审视，有助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强国建设。

　　一、基于大学治理视角准确认识高校科研职责使命

　　(一)厘清大学治理的特征

　　大学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联系大学内部以及外部各利害关系人的正式的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具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如我国大学治理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要从大学治理的角度，探索建设一流大学的规律，把我国的大学办成真正的世界一流。

　　首先，不能把科技的差距和文明的差距等同。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我们要有自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起步较晚，科技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虽然中华文明领先于全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科技一直领先。

　　其次，要按照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去研究大学治理，明确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现代高等教育本来就包括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若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就没有本质区别。当前，高等教育要认真研究科技或者科研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和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追寻大学治理的一般规律，真正把握高等教育发展逻辑。从科研的角度看，中美两国的发展阶段、国情完全不同，大学承担的使命也不一样。美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不仅技术创新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少企业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也很强。而我国的企业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大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承担产业发展的责任，参与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攻关，承担源头和底层技术创新的责任。产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点，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产学研各界都有其责任，同时又在实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各自得到相应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并非对所有的学科领域或产业领域都进行支持，重点在国防军工领域和生命健康领域，如能源部、国防部、航空宇航局(NASA)等政府部门，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有重点地实施有组织科研。市场在美国科技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认为美国大学大部分是以个人兴趣来开展科研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对美国的具体做法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更加深刻的思考，要区别不同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慎重借鉴。

　　最后，大学治理要从国家(部门)、学校、个人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检验改革、创新的相关政策措施是否有效，主要看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于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潜心学问，做出真创新、真贡献。改革一定要冲着问题去，抓主要问题，不能求全。

　　(二)辨明高校科研职责使命的作用

　　科研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更是当前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科研是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一流学科的重要支撑以及一流人才培养的根本保障。“现代大学，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不可能培养出高层次、高素质的创造型人才的，”“强调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是大学的优势和特色。”因此，要确立科研在大学发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处理好科研与教学、科研与教师队伍建设、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首先，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科研对教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这也是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最大的区别。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有两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课堂教学，第二道工序是科研实践实训。真正的“大家”给学生讲课的效果和普通教师是不一样的，他们深入浅出、融会贯通，把教材变薄，将知识系统化、集成化、综合化，“大学教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和方法问题，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做支撑”。

　　其次，科研影响教师队伍的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需要在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中锻炼、造就”，科研创新能力对于提高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至关重要，没有一流的科研，就不会有一流的教师，更不可能有一流的学科；而没有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拥有一流的大学。并且，高校教师的科研兴趣一定要与国家需求相一致，“加强有组织科研是在更好发挥自由探索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强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把加强有组织科研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最后，科研关系到学科建设的成效。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产出成果，二是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具体而言，培养的人才有两类，一类是教师，一类是学生。可见，科研能有力支撑学科、大学上水平，“一流学科要能持续产出一流的成果，拥有一流大师。一流大师只能伴随着一流成果的产出而被学术界承认，人才和成果是相伴随而生的。”因此，要从大局和本质规律出发，客观理性看待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内在关系，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高质量推进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

　　二、辩证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绩与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要肯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成绩，同时正视其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成绩

　　纵向来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断提升，且增长较快。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高校通过各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数量持续增加。2022年，高校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6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总合同项数为562882项，合同金额为1776.6亿元，分别为2018年的49.8倍和10.02倍。同时，根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统计，近5年，高校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从6000余项增长到21000余项，转化金额从33.9亿元增长到110.1亿元。

　　可见，高校既是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科技成果转化重要的供给侧，“它本身不能直接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只有将科技成果转化到企业中，运用到生产生活上，才能体现成果价值”。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技术创新积累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机结合，实现优势互补，突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1. 重视程度需要加强。在科技体系中，目前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在科技工作布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往往也是放在最后。从创新链条上看，成果转化运用在源头就要纳入布局进行考虑，不能等成果出来后再去考虑转化的问题。在布局科技创新时，要按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要求，一开始就谋划成果的转化。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从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到专业机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2. 指导思想有待调整。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心需要调整。近年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重心都放在激励政策措施的制定上，激励机制过于强调物质奖励，这样引导可能会造成科研人员的急功近利和站位不高。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激励措施是外因，我们更要关注内因，即成果本身。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主要是不少成果本身有问题。评价成果是否有用，不是单纯看技术指标或科学指标，而是看其是否满足市场需求，是否适销对路。有市场需求的成果，就是好成果。简言之，科技成果转化要重视内因，要在抓成果质量和有效性上发力，从源头做起。因此，高校首先要做出改变，把科研题目和成果由“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的模式转变成“从生产实践中来，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模式。坚持市场需求、问题导向，把财政的科研经费、企业的横向科研经费，都变成有用的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和商品，变成回报纳税人更多的利税，而不是只把科研经费变成“纸”。

　　3. 专利制度亟待改进。近年来，我们的激励措施非常优厚，尤其是高校对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依然偏低，在四支战略科技力量中，与科研院所、企业、国家实验室体系相比，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最低的，仅为17%左右，专利产业化率也只有3.9%。究其原因，一是极少数成果还没有出来就被企业关注了，没有再进入科技成果转化的流程；二是部分具有价值的成果，教师知道有用，自行就转化了，没有纳入转化率的计算；三是大量在高校登记的成果，大多是“为了成果而成果，为了专利而专利。”并且，教师个人不用承担专利的申请费和维护费，也造成了专利申请量存在较大的“泡沫”。

　　4. 产学研合作仍需深化。要明确产教融合和产学研合作的区别。产教融合最先是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扩大到高等教育领域。产教融合要求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师资队伍等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出现，需要及时的人才支撑。具体而言：首先，课程内容应符合产业第一线的需要，高校要针对产业需要的人才必须掌握的知识和具备的能力，开展课程教学；其次，企业和高校要共建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且学校的教师要到企业工作半年以上；最后，学习场景应该多样化，学生不仅在学校学习，还要到企业实习实践。

　　产学研合作是从应用研究，特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角度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产业发展，比产教融合的概念更为广泛，和企业的合作也更加有效，因此企业也更容易接受。现在部分企业不愿和高校产教融合，将其视为负担，甚至还有企业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面对上述情况，高校如果用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将学生变成课题组成员，企业会非常乐意开展合作，学生也会在更真实的科研生产实践中得到锻炼。可见，高校要转变对产学研合作的认识，不能老算经济账，得算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大账，产学研合作也不能只是冲着企业的资源去，而是去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迭代升级。一方面，到企业做课题，教师得到了锻炼，做出了成果，有的成果还可以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申报奖项；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升了创新创造能力和综合素质。通过产出成果、培养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就促进了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同时，企业也会肯定高校的参与和付出，高校不仅会获得企业支持、办学资源，而且会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也实现了真正的产教融合。

　　5. 中介机构专业化水平尚待提升。目前，我国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偏少，现有的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也偏低。真正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中介服务机构，需要技术经理人等复合型、专业化人才的支撑，不仅需要熟悉科技创新，还得了解产业、市场和营销策略。可见，技术经理人应当是一个帅才，至少是个将才，既要有相关专业背景，还要具有战略眼光、市场判断能力以及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简言之，现有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关键是缺少这样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才。

　　三、深化产学研合作改革，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要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改革，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来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一)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

　　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高校要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培养高水平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带动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和科研组织模式变革，最大限度释放人才活力、激发创新潜力、提升创新效能，推动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取得更大成效。”

　　首先，从概念来看，有组织科研是按照国家需求，组织团队开展科技攻关，区别于散兵游勇和小课题组。严格地讲，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没有本质区别，是“两条腿”走路的关系，因为原来有组织科研太少了，因此，当前是在强化自由探索的基础之上，加强有组织科研。同时，有组织科研更加强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注重服务于国家需求。一定意义上说，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一定是注重国家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如果科学家的兴趣是真问题，那与国家需要一定是吻合的。

　　其次，从组织实施来看，有组织科研涉及的问题更大更复杂，组织的边界可能更大，跨学院、跨学科是常态，有时甚至会跨学校和跨行业。

　　再次，从服务对象来看，有组织科研的国家需求，包括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政府、行业产业需求，其中，行业产业的需求就是企业需求，企业需求包括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需要。这样一来，各类学校、各类团队、课题组都能找到自己科研的目标，培养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

　　最后，从实施效果来看，有组织科研要争取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解决行业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当前要突破美西方的“小院高墙”围堵，解决产业“卡脖子”技术问题。只有产出捅破天的成果，才能培养出能捅破天的人。

　　(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期间强调，“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这要求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技工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行业产业实际问题为目标，重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把“落地转化”作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基础研究要看有什么重大原创性发现和突破，技术创新要看究竟为国家、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产业发展解决了什么问题。今后检验高校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为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做成了多少事。”

　　一方面，政府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国有资产管理也可进一步简化程序，尤其应规范从非经营性资产转到经营性资产的流程。另一方面，高校要抓源头、抓立项、抓落地，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只要是校企合作，就要坚持企业出题，企业主导，其合作成果直接就可以转化了。科技成果若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那它就是新质生产力。当前，很多服务业也需要科技的支撑，所以，科技成果转化不仅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要支撑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与行业产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简言之，真正的科技成果转化，一定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形成强大的支撑。

　　(三)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

　　现在我国专利数量巨大，远超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我国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仍处于中低端，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甚至处处面临“卡脖子”的情况，这本身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优化专利制度，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首先，改革专利评价导向因素，明确专利的作用是知识产权保护和支撑产业升级、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而不是追求专利数量。当前，一些政策规定，如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等的认定或评定，个人评定职称或申请学位等，都对其拥有的专利数量有规定的指标，这些政策规定是否对专利的数量、质量及其转化实施带来了不良影响，应该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些政策规定会造成很多无用的专利，甚至对科技成果转化产生负作用。同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提高专利审查授权技术门槛，管理理念也应由过分看重专利数量转变为追求专利的质量和专利转化实施产生的价值，还要明确对专利的奖励只能来自它自己产生的价值和创造的收益。

　　其次，高校建立专利申请前的评估制度。不是评估专利的技术，而是请产业的人来评估专利的有用性或潜在的应用价值。若评估结果显示专利基本没用，就让教师个人拿走，自己决定是否申请专利，且申请费、维护费都不能用财政经费。之后这个专利若转化了，请教师告知学校，从而帮助学校对之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做出判断和反思。若评估结果显示专利有用，再支持教师申请专利。具体的申请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师个人申请、自己推广，专利转化教师获得的收益较大；另一种是请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帮忙申请和推广，教师获得的收益要较小一些。

　　再次，教师个人在专利申请中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至少应承担专利申请费和维护费的1/3，而且经费不能从财政经费和课题经费支出。教师承担的费用可以作为投资，专利转化产生收益后可以加倍返还。当教师个人要承担相应的经费时，他一定会考量专利的有效性和转化的可能性，要让教师自己把好关。

　　最后，学校财政可拿出经费成立一个支持教师申请、维护专利的专项，规范专利的申请和知识产权的管理。随着专利价值的不断产生，逻辑上这个专项应该越做越大。若结果是专项的经费很快就花完了，又找学校要支持，那么，这个专项的运维部门的工作就有问题了，由此学校也就找到了提高专利工作效能的抓手。

　　(四)以创新文化为引导，改进激励机制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应引领社会的风气，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起到带头作用。因此，应改进激励制度，淡化物质激励，倡导新的价值追求、科研追求，打造新的创新生态和创新文化。

　　首先，改进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在进入并跑甚至追求领跑的阶段，高校教师应该静下心来，潜心学问，做真学问、真贡献。如果所有的人做科研都是冲着“人才帽子”去的，而“人才帽子”又设置了那么多的台阶，每级台阶都赋予了优厚物质待遇甚至特权，规定了科研成果的数量指标，还有年龄限制，教师怎么可能不急功近利、不内卷？因此，国家一些重要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硬骨头”就难以被攻破。年轻人进入学术领域，应该瞄准一个远大目标，踏踏实实，不管风吹浪打，长期持续探索，力争一辈子干成一件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事情。人才唯“帽子”要不要破除应该引起相关部门注意，相关部门也应该勇敢担当作为。人才评价制度要切实减少一些“帽子”，应当真正回归学术荣誉，回归学术本位，淡化物质激励，取消不必要不相关的特权。同时，人才管理机制也要真改革，既要充分信任教师，又不能总是调动或利诱教师，能让教师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学问、教书育人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教师自己也要自律自强，提升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这份职业身份。

　　其次，改革奖励制度。一个国家真正发达，一定要引导高校教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至诚报国，不可能永远靠奖励制度。当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已经进行了改革，应该科学理性地评估改革成效，是否还有尚未改到的深层次问题，是否符合设置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初衷，应该多听一线科研人员，特别是话语权不大的青年人的意见。

　　最后，减少评估。各种评估考核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甚至干扰高校的决策和学校的建设发展。评估或评价考核现在成了一个行当、一个产业。很多政府部门出台的“工程”或“计划”或者“行动”还没开始行动，相关的评估就在酝酿，相关的机构就蠢蠢欲动，因而不少高校不是考虑如何扎扎实实地实施“工程”或“计划”，而是琢磨如何对付上面的评估考核，本末倒置。所以，人才、学科或学校、学院的评估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做了，否则破“五唯”难以落实，必然会出现唯数量、追指标甚至唯排名的现象。

　　四、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近年来，企业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这些表述充分体现了只有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支撑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一)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工业4.0时代，技术创新迭代加快，发现即发明、发明即应用的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应重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明确“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根本靠科技；破解供应链产业链受制于人的问题，关键在科技；提振企业发展信心，离不开科技。”因此，企业应充分认识科技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深刻认识与高校密切合作协同创新对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重要性。中国的企业要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还有一个过程，要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高校要肩负帮助企业逐渐成为创新主体的社会责任。企业要循序渐进，首先成为科技创新投资的主体，接着成为成果运用的主体，最后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二)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机制

　　校企合作的核心是建立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只有双方或者多方合作共赢才能长久。否则，即使勉强实现了共赢，也只是凑合一段；一方赢得多，一方赢得少，合作就不可持续。双方必须是公平的、真正做到了互利共赢，才能持续下去。可采取以下两种途径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校企合作利益机制：其一，企业出题，高校揭榜挂帅，与企业联合攻关，高校企业派教师和技术人员参与，这样的科技创新容易成功，科技成果易于转化；其二，高校教师在开展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概念及时与企业总经理和总工沟通，如果企业觉得这个想法有价值，企业会迅速投资进行联合研发，进行成果转化。这样一来，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老师的创新更加有针对性，凸显了高校的科技创新贡献，学生也有更多机会进入企业参与解决实际问题。学生通过锻炼，学到了真实本领，也有助于就业，有利于高校与企业形成长期有效的互利合作，实现共赢。

　　(三)高校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策略

　　其一，教师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只要确保转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利，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开展校企合作。其二，科技成果转化不宜做“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直接转让成果，企业风险大、难以下决心。目前高校科技成果的公信力还有待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该更多倡导普通许可，这样企业的成本风险小，容易做出决策。高校的技术也做到“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避免因为一些不确定的原因导致好的技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三，“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普通许可也不主张一次性结清许可费，而是提倡基本许可费加产品销售提成的模式。这样一来，降低了基本许可费，企业更容易接受。同时，销售提成可以保障老师获得长期持续收入，卖一个产品就有一次收入，也减轻了老师对自己成果估价不准的担忧。

　　(四)政府设置产学研合作专项，支持引导有组织的校企合作

　　政府设置的产学研合作专项主要资助两类课题。其一，企业想做、但还没有开始做的项目，政府要尽可能尽快支持立项。企业之所以出题是因为它做不了，而且这种题目往往单靠高校或科研院所也无法完成，一定得校企合作才能完成。高校利用中上游的优势，特别是基础研究的积累，企业利用中下游的优势，组建联合团队共同开展研究，而不是高校在中上游做完了再交给企业去做中下游的开发。这就要求企业工程师一开始就介入到合作之中，便于企业技术人员及早给高校提供建议，等到成果需要往下走的时候，也更易接续转化。其二，企业出题、企业已经出资在做的校企合作项目，政府可直接立项支持。也就是说，企业是出题人，答题人则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高校要与企业强化协同创新，把高校特色与企业主导更好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攻克产业“卡脖子”技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时提升企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要求一流大学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来提供强大的支撑。真正的一流大学，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做法和特色，特别是有实实在在的显著的创新贡献。高校的科技创新一定要和实体经济和相关产业发展联系起来，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一是要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潜心学问，做真学问、真贡献；二是要强化落地转化，这是检验究竟是不是真学问、真贡献的实际举措。

　　【雷朝滋，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刘　怡，通讯作者，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