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题目来发言，是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正在迈入普及化门槛，面对国家对创新的迫切需求，我们的大学和学科发展政策需要有所调整。政策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调整或规范，具有适时性、阶段性和方向性等特点。如在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走的路子是跨越式发展，现在是内涵式发展，政策是不一样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大学政策的基础与重点建设政策的演变。首先，教育拨款方式是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我们国家的经费预算体制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在体制、规矩内行事。其次，大学是开放型、学习型、专业型、创新型、公益型的复杂组织，大学发展的环境需要满足这种组织特征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需要有“开放、竞争、合作”的内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主要是重点建设和门类调整，这是传统的政策路径，也是一以贯之和行之有效的。现在，我们开始重视战略布局，如《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国家教育发展五年规划“四点一线一面”，还有高教司主导的新工科建设等，其实就是试图从战略角度形成突破。待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后，高等教育将更加多样化，需要更进一步地推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政策，即政策要善于去发现更多的“好”和不同的“好”，政策要尽可能去支持特色发展。

　　第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一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座谈会上提出来的，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国家的需求。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产物，根植于社会服务职能。从发展的逻辑来看，首先，社会服务职能的产生使得大学走出了象牙塔;之后，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又引发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结果，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在相互促进中催生出一流大学。研究发现，一流大学的成长具有不同的路径，路径的不同自然导致了模式的不同。正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不同模式和路径，为中国特色的提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依据，即一流大学可以、应该且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一流大学也还需要遵循共同的规律，即共性要求。合在一起就是“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由此看来，服务社会是未来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需要，必须加以重视。

　　第三，对未来大学发展政策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加强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从一流的大学建设扩展为一流的体系建设，以体系的适应性来满足社会的变化。其中，要认识到省域体系的重要性，我国多数省份比欧洲一些国家面积都大、人口都多，多数省份都有百所以上的高校，因此需要考虑省域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性和省域内高校的差异性。政策需要支持不同的特色发展，全国2,000多所高校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群落，政策在考虑到层次类型布局发展的同时，还要善于去发现和支持不同的好学校、好模式、好做法。二是把一流大学的建设拨款由项目支出转变为基本支出。从“双一流”建设三个阶段的目标划分来看，这项政策是管到21世纪中叶的，即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因此可以考虑改变项目制的办法。项目支出的方式，好处是突出重点，绩效导向明确;缺点是学校自主余地小，项目不确定因素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提高一流建设大学的拨款标准来推动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增加拨款系数的方式，改变一流大学建设的支持方式，因为这是国家意志、国家目标和国家行为。如一般院校拨款标准系数是1，一流建设大学可以是1.5~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甚至可以更高，当然具体数据需要通过具体测算和高校的使命要求而综合评定。其好处是鼓励学校奔着目标踏踏实实做事，更好地实现内涵式发展。三是加强各种类型的高校共同体构建，也包括校内的学术共同体，共同体的特点是符合大学特征要求的。四是加强合作，包括大学间的合作、学科间的合作、教师间的合作等，合作是有助于创新的，现在的竞争过于白热化，需要适当降温。

　　节选自《笔谈：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本节作者为：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9期第1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