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迅速，政府持续推动、大学自发行动和市场开拓驱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主要动力来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不同阶段，政府、大学和市场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种力量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基本模式，即计划模式、计划主导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新世纪以来，在市场主导模式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与世界高等教育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的关键在于开放和包容，只有开放包容、携手共进，才能实现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化;中国;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文所采用中国统计数据均为中国大陆有关统计数据，不包括台、港、澳地区)高等教育摆脱了封闭的办学模式，面向世界，建立了全面开放的办学新模式。据统计，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来华留学人数达到49.2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已累计派出留学人员585.71万人，其中，完成留学回国人员达到365.14万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仅有5所大学进入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0强，进入排名前100的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学校;2018年最新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中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六所学校跻身100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

　　一、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动力源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具有后发外生的特点，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虽然是开放的，但却是单向的，主要是向欧美发达国家派出留学人员，同时引进在欧美国家学成的留学生归国工作。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影响，一度主要面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目的也是向其他国家学习，派出留学人员，引进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的专家学者。后来因为国际政治外交形势变化，中国高等教育一度陷入了比较封闭的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国际交流中，中国高等教育输出的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化教育，例如，汉语教育、中医教育等，规模不大，影响比较有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不断打开，中国高等教育逐渐实现了与世界的深度对接。截止至2018年，与中国签订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国家已经达到46个，世界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实现了互认。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的需要，同时也是世界的需要。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政府、大学和市场三种力量相向而行，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偶尔也出现过三种力量不协调的现象，但总体看，和谐是主旋律。没有三种力量的和谐互动和共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一)政府持续推动

　　政府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引导、经费支持、与国外政府协议接收中国留学人员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持续不断的政策调控、大力支持和条件保障等方面，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不断向纵深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并不是大学的自发行为，而是由政府推动的国家行动。四十多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旅途中，政府从来没有缺席。

　　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迅速拨乱反正，短时间内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思想陈旧、观念落后、条件简陋、师资力量薄弱、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就所知甚少等问题严重困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打破封闭办学的习惯，建立开放办学的局面，成为中国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先政策。197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决定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在增加派出大学教师出国访学进修和攻读学位的同时，教育部还选派部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分赴北美和欧洲部分国家访问考察。当时出国进修和攻读学位的大学教师均为“国家公派”，后来大学派教师出国留学的积极性提高了，政府为了鼓励大学派更多教师出国学习，便设立了“单位公派”这一新的留学类型。毕竟“国家公派”和“单位公派”的数量有限，为了满足部分大学教师希望出国深造的愿望，政府又设立了自费出国留学这一通道，并且允许大学为自费出国留学的大学教师保留教职。198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使大学教师自费出国留学有章可循。

　　新世纪以前，中国高等教育不仅规模比较小，毛入学率长期维持在1位数，而且体系不完善，学科专业结构残缺不全，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缺陷和短板。为了弥补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政府启动了从研究生中派出留学生的工作。研究生出国留学的形式有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等，研究生出国留学后来纳入政府专项支持计划。2007年教育部出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从中国高水平大学中选派5000名左右的优秀学生出国深造。2009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学费资助办法》，加大对公派研究生的资助力度，为出国留学的研究生创造了更优越的留学条件。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往主要是大学教师享有的出国留学权利，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的框架下，成为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甚至高中毕业生追求的权利。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批准开办各种中外合作班(专业)，为大学生规模化自费出国留学建立了稳定的机制，各种校际交流项目的发展使中外大学生有了短期交流的通道，很多大学生在学期间获得了出国出境校际交换交流的机会。部分大学还将校际交换交流学生所占比例列入国际化工作的考察指标。与此同时，政府加快了与外国政府间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谈判，为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架设了一条关键的桥梁，使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有了可靠的保障。

　　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和开辟各种渠道的同时，还提供了经费资助，以保证推进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政策落地。早期，除了从国家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国家公派”外，政府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国际组织资助、外国政府贷款等途径支持大学派出教师赴国外留学。笔者之一便是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共同资助教育部大学领导能力开发项目，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教师获得赴法国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参加1991/1992教育规划与高等教育管理年度培训。与笔者同期获得资助出国进修的还有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教师代表，进修国家还有美国、英国、日本等。1996年教育部成立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专门负责计划、组织和协调留学工作，不仅使出国留学工作管理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而且使在政府层面的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奖学金资助更加稳定，具有可持续性。为了吸引更多外国优秀学生和学者来华留学，政府设立了一系列奖学金项目，例如，长城奖学金、优秀生奖学金、HSK优胜者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项目和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等，给予来华留学生和学者奖学金资助和医疗生活补助。此外，为孔子学院建设提供资助是政府支持中国大学走出去的重要战略行动，它将数百所中国大学与世界各国众多大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开辟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崭新局面。

　　(二)大学积极行动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几乎与世界隔绝。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学缺少对外开放办学的自觉意识，主要是被动地根据政府的计划落实派出留学人员。大学既不能制定自身的派出人员计划，也不能自主地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当然，也不否认有个别大学因为领导有比较强的自觉的开放意识，国际化工作比较积极、主动。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开展了较多的国际化工作，为后来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979年，校长朱九思受教育部指派任中国大学校长美加日考察组负责人，回国后他大力推进学校对外开放工作，包括派出教师出国留学、引进国外图书资料、研究国外大学办学经验等。他组织干部教师翻译和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办学资料，提出了学校发展的新设想，使华中科技大学走向世界比很多大学领先了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学校未来发展的格局。

　　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固有属性。在高等教育所受限制逐渐松动，国际交流的大门逐渐开启后，中国大学逐渐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大力推进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制定了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政策，大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权利。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高等教育事务，很多大学将原来的外事处更名为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建立了国际教育学院。原先的外事处主要负责学校领导出国访问计划和安排、教师干部出国审批和护照签证办理、外籍教师聘用和管理、留学生管理与服务等职能，更名为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以后，不仅业务范围扩大了，而且工作的深度和质量也有了重要改变，国际交流与合作有了全新的局面。例如，清华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了与世界沟通的窗口，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主要职责包括合作交流、外国专家、国际会议、师生派出、学生国际化培养、留学生教育以及对外宣传等。清华大学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与一批世界知名大学签订了合作与交流协议，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通过联合学位培养等多种形式，开展学生的国际培养。每年有大批世界一流学者来校任教、短期讲学，开展科研合作或参加学术会议;众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及跨国公司的总裁来校访问、演讲。与世界著名大学和企业开展高水平科技合作;每年选派大批师生到世界各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来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广泛、紧密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但促进了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丰富、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使清华大学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清华大学的教育日益走向世界。

　　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与大学战略密不可分。新世纪以前，中国大学较少制定自身的发展战略规划，学校发展较少依靠明确而有力的战略指引。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大发展阶段，大学办学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制定战略规划成为大学转型发展的关键举措。在很多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中，国际化战略几乎成为了必备的内容。例如，在北京大学“十三五”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将“强化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为此，要“全面提升北京大学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深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教学科研、师生结构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北大全球布局、影响力进一步扩张、国际教育资源汇聚运筹能力显著提高。”为了达到强化国际交流合作能力的目的，在教育上将“进一步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联授互授项目，协调培养模式与出国交流之间的制度自洽，支持更多学生参与多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建立本科生国际交流基金，推进‘十三五’期间实现90%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有机会出国交流。扩大学期海外交流、国际暑期学校学生规模;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海外暑期科研以及海外志愿服务，尤其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完善学分互认等国际化培养管理制度，增加教学评价体系中的国际化相关指标。加快研究生学位授予、学制改革，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完善国际联合培养模式，建设双学位项目、硕博联合培养项目、探讨设立3+X本硕(博)连读项目;推进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联合办学。加强英文课程平台建设，试点建设全英文授课本科专业。建设全英文学位项目，依托燕京学堂打造“中国学”品牌硕士教育项目，加强临床医学教育质量评价制度建设，助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医学教育实质等效的医学专业认证制度。推动博士生毕业去海外高校任教。”实际上，有北大这样的国际化战略的大学不在少数，这些战略的实施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一些大学领导的影响非常值得重视。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张杰上任第一年就与不同国家的45位大学校长进行了深度交流，在他看来，“中国正在快速地走向国际化，作为大学，要快速为国家准备足够多的具有国际化事业的人才。”

　　(三)市场奋力开拓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几乎没有发挥影响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没有给予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是由政府计划调控的;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家庭收入水平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不足以支持家庭成员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推动力量，集中表现在大学师生自费出国留学上。尽管这时市场的作用还只是补充性的。市场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一旦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就利用一切条件尽可能发挥更大的影响。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市场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市场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政府顺应形势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包括对国外高等教育市场影响的管控，例如，国外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奖学金为中国大学师生出国留学创造了新的途径;二是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民众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有可能支持家庭成员出国留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便利。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元素，高等教育成为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领域。市场，包括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发挥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作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传统上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主要通过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两种路径，在市场的作用下，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交流项目到举办联合学院和合作举办中外合作大学，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宁波万里学院与诺丁汉大学合作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合作举办的昆山杜克大学，等等。这些中外合作办学并不单纯是学术交流与合作，离开了市场，既不可能有合作的动议，更不可能有合作的成果，尤其是对外方大学而言，更是如此。高等教育贸易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关系，传统上，比较纯粹的学术交流，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高等教育努力通过派出师生留学和引进外籍专家学者、留学生，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在学习和借鉴性的交流中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但在服务贸易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66.21万人、在外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人员总数153.39万人的规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2018年，有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籍留学人员在中国大学学习，近年来，每年都有很多外国大学到中国举办高等教育展览，进行招生宣传;中国大学也开始走出国门，到其他国家进行招生宣传，参加高等教育展览。201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教育部在利雅得举办了第八届高等教育展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应邀参展。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为世界所需要，中国与世界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格局。

　　市场不只是密切了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人员交流，而且将中国高等教育带入了世界。长期以来，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是世界的一片洼地，所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多都以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为主要目的。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弱小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高等教育拥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实力和底气，不仅在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使中国大学自信地在国外举办合作学院和校区。近年来，先后有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走出国门，与老挝、日本、泰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合作伙伴在当地举办学院，发展海外高等教育。厦门大学更是赴马来西亚举办了马来西亚分校。2014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奠基，2015年底首批招生200余人。开办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教育，开设了人文学院、医学院、经济学院、计算机学院、工学院等共五个学院。本科设置了汉语言文学、中医学、国际商务、会计、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工程、化学工程、海洋环境等专业，学制3—5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由厦门大学独资举办，学生学习期满并达到有关培养要求的，由厦门大学颁发相应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学位得到中国教育部和马来西亚教育部的认可。

　　二、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基本模式

　　政府、大学和市场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三大动力之源。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国家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影响，三者的作用相互交织，关系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别。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社会变革相匹配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三个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三种基本模式，即计划模式(1978—1992年)，计划主导模式(1993—2000年)和市场主导模式(2001年至今)。这里主要选取1978年至今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来华留学人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数等数据的变化情况来进行分析说明。图1、图2分别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人数的变化情况。

　　(一)计划模式(1978-1992年)

　　计划模式是一种完全由政府主导和掌控的模式，存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78—1992年)之前期间。这一阶段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展开，传统的体制和文化将大学的自主作为和市场调节都排除在外，刚刚开始的改革给予了大学和市场一定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它们都还不具有平衡或取代政府计划的能力。以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人员为例，据统计，1978年，中国向32个国家公费派出留学人员1548人，单位公派和自费出国留学工作还没有开展;1992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达到2574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3966人，如图3所示。尽管1992年自费出国人数已经从数量上超出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数，但自费出国留学的影响力还是远远低于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影响力。1979年，中国接受了440名来华留学人员，他们分别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1991年，来华留学人员达到1490人。大多数来华留学生都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如图4所示。

　　计划模式存在期间，尽管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开始得到调整，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受到关注，政府提出了下放办学自主权的政策要求，大学开始获得有限的办学自主权。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办学体制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原因可能主要有二：一是政策刚刚出台，权力下放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政府与大学权力关系的调整不只是要解决大学办学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政府管理机制和职能的问题，这都不是一纸政策文件就能解决的。二是真正下放给大学的权力非常有限，不足以使大学改变传统的办学方式和习惯。所以，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大学处于被动地位，基本上只能按照政府的计划办学。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经济体制改革动摇了计划体制的基础，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以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但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否定计划体制，市场只是发挥一种补充作用。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第一阶段，市场还只是一种新生的微弱的动力源，市场作用的发挥并没有改变计划模式。

　　计划模式是一种政府掌控模式。它表明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方式、规模、节奏、要求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定，大学只能在政府计划范围内推进相关工作。尽管政府也允许大学和市场发挥一定的能动作用，但与政府的作用相比，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是微弱的。计划模式是一种严重的动力不对称模式。在三种动力源的互动中，弱小的大学和市场力量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发挥的促进作用是很小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主体，自主性无以发挥，市场作为高等教育的服务面向，不仅需求难以得到承认和激发，而且它自身所具有的能量也被严格地限制在极低的水平。计划模式是一种动力严重不足的模式。尽管有三种动力存在，但只有政府比较活跃和强势，另两种则受到前者严格的约束。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这样就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推动力总体上是非常欠缺的，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

　　(二)计划主导模式(1993-2000年)

　　计划主导模式不同于计划模式，它是继计划模式之后发展起来一种新模式，可以看作是计划模式的改进版，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一种在政府主导下，大学和市场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模式。在计划主导模式下，计划并没有完全消失，依然存在，而且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学的自主性扩大，大学能够更积极主动地谋划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市场需求受到更大的尊重和欢迎，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得到拓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发力，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呈现出崭新的局面。据统计，1994年，中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为1962人，自费出国人数为1.26万;到了200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8.4万人，其中，自费出国人数达到7.6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比例为90.4%，如图5所示。1993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8000人，其中，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人数有4000人。到了2001年，有来自169个国家的61869名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或交流，其中，自费留学生有56028人，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为90.5%，如图6所示。尽管从统计数据看，政府计划直接调节的出国留学人数和来华留学人数已经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政府依然表现出很强势的影响力。大学和市场的作用确实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发挥作用的范围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总体上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还是由政府计划主导的。

　　与计划模式相比，计划主导模式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加快走向世界的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交流更便利，交流目的更多样，交流与合作方式更多元。计划主导模式的形成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实施，得益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更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民众家庭收入比前一个时期有了明显增长。在计划主导模式下，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政府对大学的指令性计划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大学自主办学机制的建立使学校可以自主地规划和实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政府对市场仍然发挥着很强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已经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在计划主导模式下，大学自主开展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比计划模式下要多得多，市场则促进了国内外高等教育更频繁、更密切的交流，从而拉近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距离。例如，中外合作办学起步较晚，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机构数只有71个，仅仅过了六年时间，到2001年，就增加到了600个左右，如图7所示。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既是大学自主办学权扩大的结果，又是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计划主导模式是一种进步模式，与计划模式相比，政府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政府已经放宽了管控限制，不仅赋予了大学必要的办学自主权，而且给予了市场越来越大的作用空间。正是由于政府自我调整了角色和作用，才使得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进程的力量越来越大，政府、大学和市场三种力量的总和远远大于计划模式下的力量总和。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计划主导模式是一种有限动力模式，尽管与计划模式相比它更富有力量，但此时的大学和市场已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它们自身所蕴含的力量还需要有更大的作用空间，需要政府做出更大的改革和调整。在这一个时期，大学推进国际化战略更加自觉，建立国际交流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新路径。它使中国大学能够更便捷地与国外大学建立稳定的、更加对等的合作交流关系，而不是像前一个时期那样比较单向、更少有合作与交流。市场发育更加充分，国内外留学市场对接关系已经形成，留学中介市场在留学生与国内外大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直通互连的桥梁，极大地方便了中外留学生到达留学目的地。正因为如此，计划主导模式还不能完全满足大学和市场的需要，计划主导限制了大学和市场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市场主导模式(2001年至今)

　　市场主导模式是一种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大学发挥主体作用，三者共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关系模式。新世纪以来，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实际的作用发挥上，政府逐渐从前台更多地隐退到后台，主要发挥制定政策、监督实施和协调方向的作用，尽管政府仍然在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国家公派人员出国留学，而且所提供的经费与过去相比增幅很大，资助人员和范围也有明显增加，但从实际结果看，政府资助与市场所协调的资源相比，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如图7所示。例如，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60.84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留学生仅为3.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关键推动力，在相关资源配置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支持了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几乎所有各种形式，包括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来华办学、网络跨国在线教育、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各种交流合作方式，且都发挥了关键的资源调配作用。以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例，2002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85829人，到2016年，达到442773人，增幅达到415.88%，如图9所示。如果没有市场超强的资源调配作用，来华留学生很难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也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涨幅。与市场作用紧密关联的，是大学自主办学能力的提升。大学自主性的增强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大学自主办学，如果大学的每一项行为都需要政府严格审批，都要纳入政府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市场就不可能有任何发挥作用的机会，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不可能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政府放权给大学和市场，成就了大学和市场巨大潜力的开发。

　　市场主导模式的形成得益于计划主导模式后期政府、大学和市场关系的调整，更得益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新世纪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国家经济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英、法、德、日等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为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客观上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基础上，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之间有了更畅通的交流桥梁。教育服务贸易是市场要素，它为市场更多地介入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正因为如此，市场得以发挥主导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很多工作和成就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例如，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大规模发展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作用密不可分。新世纪是中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实现大众化，即将迈向普及化。据统计，2000年，中国有普通高校104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909.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2.5%;到2018年，普通高校数增加到2663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总数达到2831.0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既是政府政策激励的结果，又是大学自主办学的产物。大学办学自主权超过了以往两个时期，自主办学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使高等教育发展充满活力，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更适宜的环境。在市场与大学的互促共进中，政府并没有缺位，扮演了促成者角色，使市场和大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它在传统的作用方式之外，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例如，国家教育部开发了与外国大学联合举办孔子学院项目，借助于孔子学院，中国大学与世界众多国家大学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自2004年首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在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孔子学院548所和孔子课堂1193个。在548所孔子学院中，在亚洲34个国家(地区)有126所，在非洲43个国家有59所，在欧洲41个国家有182所，在美洲24个国家有160所，在大洋洲5个国家有21所。

　　市场主导模式是一种需求牵引模式。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既是中国的需要，又是世界的需要;既是政府的需要，又是大学的需要，更是民众的需要。这些需求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汇聚到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推动力，使政府、大学和市场三方形成合力，为满足各方需求而协力同行。三方的能动性都得到了释放，尤其是市场的潜力，在促进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得到了无限的开发。市场主导模式是一种未来适应模式，与计划模式和计划主导模式不同，市场行为总是面向未来，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市场对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影响中，尽管有关各方都抱着良好的愿望，但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和市场影响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各方的参与难以达到理想的结果，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具有冒险的不确定性给予了有关各方对未来的憧憬，使各方通过参与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为未来预作准备。

　　三、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展望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封闭的时代，世界不可能在缺少中国的情况下发展得更好，逆全球化的回流不可能主导世界趋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然结果只能是相互融合，即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除了体现在基于交流与合作需要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以外，还包括中国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文化融合、制度衔接和理念相通，从几乎是单向度的“走出去”、“请进来”到双向和多向的交流与合作，再到相互融合。这也是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向。中国是世界文明大国，致力于“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等教育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润滑剂，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融合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一)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是必然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度不断扩大。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就是开放的，更具体地讲，是在走出去学习、模仿欧美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秉承全面开放的精神，中国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开放度不断扩大。从内部来讲，中国高等教育从思想到制度，以及课程教学等越来越开放;从外部来讲，中国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人员往来越来越频密，交流与合作的国家和大学越来越多，与中国建立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的国家不断增加。在不断加深的开放中，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色彩越来越浓。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利物浦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肯恩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加拿大莱姆顿学院等数十所外国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不但为大量的中国大学生提供了不出国就能接受外国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吸引了大量外国大学生来华接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中国大学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合作院校遍及世界各国。例如，厦门大学与国外境外240多所大学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与近50所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交流合作关系。厦门大学积极参与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与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大学合作建立了15所孔子学院。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认可度和可接受性增强。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大幅增加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提高的反映。改革开放之初，来华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大都是单独安排的，被圈定在相对独立的空间，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基本上是隔绝的。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开放度不断扩大，大学干部、教师和各种相关制度对来华留学生越来越适应，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他们的住宿、饮食、上课以及学业指导和各种文体娱乐活动越来越多地与中国学生打成一片，有的虽然住宿仍是相对独立的，但他们与中国学生的交往已经没有隔阂和限制。部分中国教师的外语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外语授课和指导不成问题，这更拉近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外国留学生之间的距离;很多来华留学生甚至用外语撰写毕业论文、申请学位。这些都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从理念到实践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通性得到了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适应性。

　　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的基础越来越牢固。高等教育具有国际性，这是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特性。高等教育的国际性需要有必要的经济基础作支撑，跨国教育、人员往来或外国教育资源的引进都是有成本的，需要有经济基础支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刚刚实行开放政策，人们对走出去还不太适应;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很不发达，政府可以用于支持高等教育走出去的财政拨款非常有限，而民众的家庭收入也很低，不足以支持子女出国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开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政府和民众支持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能力不断加强，这才有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很高水平，自2010年以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一直排名世界第二，仅居美国之后。尽管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据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中国GDP增幅将为6.3%，而且未来虽然可能呈小幅下跌，但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如图10所示。中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不仅将对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将为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提供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世界需要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既是中国的需要，又是世界的需要。世界是多样的，世界大家庭是由不同种族、民族构成的，不同种族、民族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时代，世界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和破坏，一些种族和民族遭受了几乎被灭绝的命运。在人类付出了惨痛的教训后，尊重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的共同追求。1945年10月24日生效的《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宣布：“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是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根本准则。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而又最充满活力的现代文化。

　　中国高等教育文化是世界高等教育文化的活跃组成部分。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瑰宝。尽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和制度脱胎于欧美高等教育文化，曾经深受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影响，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锻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自成一体，形成了覆盖人口最广、规模最庞大的体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16年，世界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为2.2亿，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388.6万人，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占世界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不乏欧美高等教育的某些元素，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它都没有被强大的欧美高等教育文化所同化，不是任何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翻版。在世界高等教育文化百花园里，中国高等教育文化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境遇中发展起来的、充满活力的一支新兴文化。一方面，它与世界高等教育文化共呼吸，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鲜明的自主性，拥有自身的特色。中国高等教育文化涵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自2013年以来，中国还是世界上除了美国和英国以外，排名第三位的世界留学目的国，中国高等教育接纳了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留学人员。不仅如此，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活跃，中国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中国大学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创造力逐渐增强。据统计，2017年，中国大学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人次达180112人，交流论文99032篇，特邀报告20828篇，其中，中国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达2533次，如图11、图12所示。频密的国际学术交流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国际学术生态。

　　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深。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不只是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得到了不断的加强，而且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也由知之不多发展到不断加深，世界接受中国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来华留学人数的显著增加表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高等教育是认可的，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是信得过的;中国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4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与众多国家建立了政府间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高等教育成为了中俄、中美、中英、中法、中欧、中印尼、中德、中非等八大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磋商的重点;众多专门合作交流机制的建立更拉近了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距离，从“鲁班工坊”到“中非20+20”，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到“中国——阿拉伯大学校长论坛”，从“中国——拉美教育交流平台”再到“金砖国家大学联盟”，等等，这些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建立本身表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们也为世界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提供了更便捷的机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认识和理解，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在中国大学担任学术领导职务，一改以往只是担任教职的状况。例如，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萨文迪教授兼任了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劳瑞·欧林教授担任了清华大学景观学系系主任。当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不论是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都还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面的，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加深。

　　(三)开放和包容是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融合的关键

　　中国不能自闭于世界，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相互作用、唇齿相依的新时代，融合成为了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关系的共生样态和发展趋势。融合意味着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将建立起无障碍互动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的普适性将更加突出，普世性更加鲜明，中国高等教育将拥有海纳百川的品格，能够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者和学生，包括他们所带来的五光十色的民族文明、国家观念和高等教育文化;世界也将更加开放地接受中国和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可分离，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世界大家庭不可缺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可能缺位，也不会缺位。

　　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融合需要更大的开放。开放是融合的前提，中国古人讲“有教无类”，如果放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来解释，就是中国和世界的高等教育都应当全面开放，为有需求者提供其所需要的教育，而不应为国别、民族、种族、文化等所限，真正做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应该说，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要做到国与国之间的融合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要说世界高等教育的融合了。高等教育的融合不仅取决于各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历史文化、教学语言和教育标准等，还取决于各国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国际关系以及文化交往，等等。尽管如此，高等教育融合是中国和世界的共同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支撑。因此，中国和世界各国应当在可为处发力，在进一步加强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中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大学不断加大开放，加强合作与交流，持续夯实相互融合的经济、政治和教育基础。

　　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融合需要更多的包容。开放更多地是一种环境条件，或者是某些制度机制设计，包容则更多地是一种文化精神，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包容度直接决定相互之间的可接受程度和相互作用的深度与广度。承认差异，承认不同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尊重人类平等权利，重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意义，培育高等教育的包容精神，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发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我们再次肯定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和价值应当保持、强化和进一步扩展，”包括“帮助保护、提高和传播国家和地区文化，吸收每一代人的传统，为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为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国际理解和和平文化的建设服务。”增进包容，加强融合，是实现世界高等教育价值的必由之路。包容的根本在于大学精神的弘扬，在于大学在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中保持适度的张力，摈弃偏见和歧视，抵制和克服各种诱惑，维护教育和科学的宗旨。在国际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包容支撑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使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彼此走进对方，合作与交流不断加深加强;在国际互联网时代，更多的包容将促进高等教育全球化，中国与世界各国将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基础平台上走向融合，携手同行，建设更加繁荣的世界高等教育，造福本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各自更大的贡献。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年05期

　　作者简介: 别敦荣，湖北洪湖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战略与规划等;亢萌，河南漯河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台湾教育与两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