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给孩子报了校外培训班，上了不到10节课，发现公司跑路了。针对这样的情况，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会有什么新政策吗？”两会召开前夕，中国教育报征集大家最关心的教育话题，一位家长向记者反映道。

　　近年来，培训机构乱象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培训机构治理还存在哪些难点、堵点？面对层出不穷的教育培训新业态，如何汇聚多方智慧，创新治理手段，巩固治理成果？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治理“常长”结合，聚焦难点、堵点

　　“找一线名师，学解题大招”“想要好成绩，就找好方法”……电视屏幕里、公交站、地铁站广告牌上，时常可以看到某些培训机构的广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阶段，‘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贴合了部分家长的内心诉求。”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认为，大量校外培训机构运用营销模式制造了群体性“恐慌”，让一些家长在急迫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下，被动听从广告引导，投入资金为孩子争夺教育资源。

　　“内卷”是时下学生群体、行业内部的流行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用它来形容不少家长的状态，“整个家长群体性焦虑还比较严重，存在盲目攀比和跟风的现象，而培训机构利用家长的恐慌盲目生长，形成了恶性循环”。

　　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自2018年多部门开展联合治理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打响治理攻坚战，剑指“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表示，自2018年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湖南建立了省、市、县、乡镇(街道)、社区五级联动，教育、人社、市场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专项治理工作机制，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管理相结合，逐步实现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常态化。

　　“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校外培训乱象得到了根本上的扭转，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态势，治理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介绍，浙江联合12个部门出台了指导意见，实现了校外培训机构生命全周期信息化管理。

　　成绩取得的同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也逐渐暴露。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在基层具体监管过程中，还存在不小的困难。

　　“目前国务院的文件要求重点规范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但有些培训机构如机器人、跆拳道、溜冰等非学科类培训，具体谁来监管，分工不够明晰。”李和平表示，目前治理工作存在事前审批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政策体系有待完备。

　　近年来，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常见诸媒体。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看来，这暴露了事中事后监管方式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培训机构的非正常停业，缺乏即时监控和预警的方法，仅仅在非正常停业发生后，疲于善后处理，对有损消费者利益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状况，还要探索建立主动发现和提前介入的机制”。

　　监管和执法力量不足也是代表委员普遍反映的问题。韩平表示，由于教育部门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执法能力不足，在监管中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来实现监管目标。

　　“以上海市为例，每个区教育局往往只有0.5—1人负责辖区内培训机构的审批和日常监管工作。而其他执法部门也没有专门针对培训市场的执法力量，缺乏执法的专业性与连续性。”倪闽景告诉记者。

　　在线培训“涨潮”，亟须专治专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日益深入，校外培训从线下向线上迅速发展。一场疫情也给在线培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教育行业累计融资1164亿元，其中在线教育融资金额1034亿元，占比89%。与此同时，在中消协发布的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在线教育机构榜上有名。

　　去年，安徽教育厅接到群众举报，某线上培训机构运营不善，导致部分学员课程未学完又无法退费。省教育厅立即组织核查，工作人员从企业注册相关网站查到地址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根本没有实体店面，无法进一步处理，联系人电话也是空号。

　　“目前，很多培训机构利用第三方服务平台开展培训业务，甚至都不需要在我省备案审核，这进一步增大了监管难度。”李和平表示。

　　在倪闽景看来，线上培训具有跨地域的典型特征，不仅是服务对象跨地域，服务器、师资员工、管理客服等都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家的。长期来“属地化”管理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举措，已经不适用于互联网教育形态，必须根据线上培训的特征进行优化和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剑萍对资本在线上培训机构中的野蛮扩张感到担忧：“资本的逐利性影响着教育自身的规律，很多线上培训机构花费巨资在营销和广告上，真正用到培训教师工资、改进教育教学方面的经费十分有限，导致教育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与此同时，李剑萍注意到，不少线上培训机构为了吸引融资疯狂扩张、抢占市场，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金融风险大幅增加，这是暴雷、跑路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教育部门必须认识到，信息化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一定要顺应形势变化，加快数字教育建设，抢占教育高地。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公办优质教育资源，以多形式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韩平表示。

　　当线上培训市场异军突起的同时，线下培训也在“深入”发展。刘希娅就发现，在专项治理行动过后，很多线下培训机构转入地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由于政策明确禁止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不少培训机构便与名师签订保密协议，学生不知道老师从哪所学校来。培训地点通常设在居民楼里，为了躲避监管，经常是几十个学生挤在屋子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刘希娅认为，此类地下培训处于监管盲区，亟须专项整治。

　　治标更要治本，多方共营教育好生态

　　是“洪水猛兽”，还是“刚需互补”？对于培训机构的定位，各方看法莫衷一是。

　　李剑萍认为，治理培训机构的前提是要理性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尤其是在线上教学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值得肯定。只有正视这种市场需求，才能合理地加以规范和引导。”

　　而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类教育培训新业态，监管方式又该如何升级？在韩平看来，教育行政部门需要积极转变方式，变被动救火为主动预防，加强研究和制度设计，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出台相关制度，形成切实有效的监管机制。

　　对于发展迅速的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李和平认为，需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不同部门责任分工，细化机构设置标准、监管内容、培训人员资质、执法制度等一系列细则，做到有据可依，依法监管。

　　“关键问题在于政策如何落地。”在刘希娅看来，治理工作不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各省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有些地方的培训机构主要培训内容是搞题海、强应试，有些地方还存在培训机构与重点中学暗箱操作，培训机构就成了重点学校的招生门面，这些分化是地方教育生态不一导致的。各省份要因地制宜，制定操作性强的治理办法。”

　　在“他律”的同时，“自律”也是一条解决路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建议，支持在线教育机构组建行业协会组织，通过信用积分、星级评定、行业黑名单曝光、行业禁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环境。

　　从整体上来看，校外培训是整个教育生态中的一环。采访中，不少代表、委员建议，要实现标本兼治，离不开教育生态的系统性改革。

　　蒋昌忠表示，要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课后服务能力，强化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减少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看待青少年培养培训和成长成才。

　　“要秉承系统观念，把整个生态链串联起来，从人才培养出发，统筹用人体制、考试招生、教育评价、教育教学等各领域改革，在保障学业教育需求和发展素质教育上找到平衡点，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共同营造和维护良好教育生态。”韩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