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红

　　我将从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条件、内在特征、外在关键、内在关键以及总体生态五个方面讨论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条件

　　新型研究型大学兴起于既有研究型大学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变革和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对既有研究型大学能否依旧独立于科学前沿、葆有国家决策支持能力和继续占据高等教育体系的顶尖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既有研究型大学面对这些挑战对自身不足进行的局部性改革显然已经难以应对了。研究型大学如何变革以应对挑战呢?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可能的新方向，例如，创业型大学、创新型大学以及新兴大学等。但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和混淆。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创业型大学，既可从科技园区发展而来，也可从研究型大学转型而来，这是一种组织上的转型;创新型大学可从研究型大学延伸而来，但是大学本身就含有创新之意，尚不确定是否有一种全面创新的大学存在;只有小部分的新兴大学可能是高速发展的研究型大学，中国学者对新兴大学的看法很有分歧。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在这一系列各有侧重的“高水平大学新概念”的“怀抱”中出现的。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始出现这类大学，尽管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称呼，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加速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的快速出现和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继承和新生了研究型大学的某些特征要素，基于但又不同于研究型大学，以具有多种办学模式特点的“小众群体”归类于研究型大学类之中。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一种自我升级，既具有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性基因，又对某些不适应现代性挑战的缺陷基因予以编辑与重组，从而构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四大特征。具体来看，一是坚持培养学生为未来的拔尖创新者;二是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的基础性、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三是坚持运行跨学科有组织可协同的知识生产模式;四是坚持人力、财力、物力与创新力、引领力和合作力的整合使用。从应然和实然结合层面归纳得出的“四个特征”，为判断一所学校是否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判断不局限于出生年代，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上述特征。如此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中的“新”是可以更新的，“型”则未定，它们并非是某些大学的专属品，它们既可以是21世纪兴起的某些大学，也可以是经改革后的研究型大学，还可以是其他大学努力后得到的结果。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外在关键：体制改革保障

　　正是因为有了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新型研究型大学才得以成功建设。例如，在举办者上，不再是由中央政府出资创办耗资巨大的研究型大学，在已经出现且被社会认可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中，有由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出资举办的南方科技大学，由非教育主管部门，如科学院与省级政府,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上海科技大学，由基金会为主政府大力支持的西湖大学，以及还有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类型的大学举办者。现在来看，如果失去了体制改革的保障，新型研究型大学便难以持续发展下去。比如，若举办者的资金发生困难，若政府部门因对办学有投入而产生的干扰，还若社会对新型大学的办学不热情等等，都可能影响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政府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生之初总体上都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在建设过程中政府态度的变化将带来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增大，比如政府自身的财政受限、领导更换或者领导的思想转变等因素，会导致政府可能在有关人事、财政、治理等方面对学校进行干涉，或降低政策的支持力度，或怀有偏见而发生疏离等。社会各方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持有的“总体上被动”的态度也很可能导致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热衷排名等外显“绩效”而内在发展疲软的现象。本人提出，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创新风险需由政府和大学共同承担。

　　四、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键：机制创新为常态

　　新的大学办学体制促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而与之相匹配地形成了大学运行机制上的创新。但是，当新型研究型大学运行10-20年时，与“新”字相背离的苗头有可能出现。例如，有些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可能“主动融入主流体系”，若采取一律性的大学评价指标，将会使新型大学失去发展的空间;有可能“背上双重包袱”，因为新建校的“双缺”(缺社会声誉、缺资深校友)和传统校某些负面操作的潜移默化;有可能因教师队伍流动性强且全员“无编”所致的“组织凝聚力不高”等。

　　可以看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部负担是沉重的，如以理事会制度为例，某些治理机制上的创新与政府规则不兼容;以招生制度为例，某些人才培养机制上的创新难以得到行政认同;再以师生关系为例，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负担重重;还有，因为新而对标机构相对模糊从而影响了大学发展目标上的动态持续性;校园面积一般不大便限制了大学的发展可能性等等。总的来说，要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减负增能”，需要政府放手大学、社会相信大学、大学主动进取，保持大学在运行机制上的持续创新。

　　五、体制机制创新构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生态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极好阐释，是高质量教育、高尖端科技、高水平人才的极好托举，是中国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且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形成的极好机会。新型研究型大学要能够存活下去、持续发展且兴旺发达，就必须依赖于体制机制创新而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生态。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是构建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总体生态的关键要义。其中体制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总称。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运作原理，借指事物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组成部门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化的相互联系。简单来说，体制是外在关系构成的一种生态，机制是内在关系构成的一种生态，两者之和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持发展生态的持续创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系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副会长，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沈红11月27日在2022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学者论坛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