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疗卫生需求和医学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医科院校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大健康”发展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带来的多重机遇。医科院校需要抓住机遇，依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特别是实现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教育模式转型、从传统的医学教育向“大健康”需求背景下的医学教育转型，以及从按部就班办学模式向战略管理办学模式转型。

　　关键词：医科院校;“大健康”理念;战略管理;新时代

　　医学是最早的高等教育领域之一，医学人才是高等教育最早培养的专门人才之一。在欧美古典和早期现代大学，高等教育主要培养教师、医师、律师和牧师等四方面的专门人才。我国现代学堂创办之初，医科院校是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所以，研究高等教育，应当关注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近年来，医疗卫生需求和医学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与之相适应，医科院校改革与发展不断推进，表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一、新时代医科院校发展的新机遇

　　高校办学是有规律的，不论医科院校还是其他类型的院校，办学都需要做到两个适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适应人的发展需要。就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就是要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当然，也包括政治发展的需要。不管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发展有什么新的需要，高校和高等教育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以使学校和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与社会需要相匹配。就适应人的发展需要而言，高校办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满足人受教育的需要。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高校的办学既要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还要满足个体人的需要，而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因为每一个人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的，他既有社会阶层和社会群类的共同要求，又有自身个性化的要求。所以，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只要把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弄清楚了，才能够看清一所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要求。

　　新时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又为医科院校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需要。直到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很低。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迅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在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但这一目标在2005年就实现了。所以，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202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调整为50%。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还会提前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已经成为必然。

　　对于医科院校来讲，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什么?对医学教育会带来什么机遇?这个问题值得思考。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发展没有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期，医科院校的教育或医学教育发展不足，所以，社会上长期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不只是医学教育的问题，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问题，社会所有领域和行业都受到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影响。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医学教育慢慢地就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需要，能够解决基本的医治疾病的需要了。但总体上医学教育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医学教育发展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数量上讲，将会进一步扩大规模。医学教育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治病救人无小事，一般来讲，医学教育都应是精英教育，因此，医科院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将面临大提高的需要。在高等教育没有普及化的时候，所谓的精英化高等教育，可能主要还是办学规模小，能够接受医学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尽管我们有水平比较高的医学教育，但总体上是不够高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现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能达到80%以上，适龄人口基本上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教育很自然地就要去追求更高的水平、更高的质量。

　　总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来临，当整体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的时候，医学教育数量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就可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展水平和质量问题。所以，从高等教育普及化趋势来看医学教育，医科院校发展有新需要。

　　2.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内涵式发展既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的必然要求。对于医学教育来讲，内涵式发展的动力应当更强一些。除少数几所学校外，我国大多数医科院校都刚刚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外延式发展阶段，扩大了招生规模，拓展了学科专业领域，新增了学科专业数量，开发了新的办学空间，也增加了很多新的教职员工。从较小规模的学校变成了较大规模的学校，从单科型院校变成了多科型院校，从功能比较单一的学校变成了办学层次、类型和功能比较多样的学校。有的高校办学规模成倍地增长，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稀释效应，优质教育资源在外延式发展中被稀释了，学校整体的办学水平和质量在这种发展中是很难提高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教育不仅要有质量底线，更要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医疗卫生专业人才，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服务。

　　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医科院校办学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注重内涵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升人才培养品质，增强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参与性和获得感，将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着力点。

　　3.“大健康”发展的需要。过去一讲到健康、医疗卫生，都是少数病人的事情，健康人群没有这一需求。新时代，健康的概念已经并正在发生变化，“大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共识。“大健康”的概念扩大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范围和人群，全民健康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天讲的“大健康”，几乎是所有人的健康问题。从出生开始，生老病死都有健康问题。现在讲究生得优、活得好、病得晚、走得好， “大健康”概念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包括进去了。很显然，对于医学教育，对于医科院校的办学而言，有很多新的机会，传统的办学需要有所突破。“大健康”还带来了新的医疗空间的拓展、新的医疗卫生教育空间的拓展，包括要开办或开拓一些新的医学教育专业、新的学科专业方向或新的领域，培养能够适应“大健康”需求的医疗卫生人才。

　　4.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现在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就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由过去的依靠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到一种高质量的、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上来，要使我国社会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按照国际统计数据，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如何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依靠科技、依靠更先进的技术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由创新驱动发展，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换不可能在一两年完成，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项与高等教育发展关系密切的任务。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医疗卫生产业发展，如医疗卫生装备制造业、中西医药品开发制造以及医学检验和诊疗技术研发等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有密切关系，医学教育和医科院校在这些方面是可以有大作为的。

　　二、新时代医科院校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医科院校怎样才能把上述机遇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实践?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大胆的创新。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高校进行综合改革，表明高校改革已经进入复杂的矛盾交错阶段，单项改革已不足以带来推动学校实质性的转型升级发展，只有综合改革才能达到目的。高校要对改革进行整体设计，明确改革任务，分步实施，重点推进。全国有2600多所普通高校，医科院校是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院校相比，医科院校的转型升级发展有其特殊要求，需要尊重医科院校发展的需要。

　　1.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在我国医科院校中，有的是教学研究型院校，有的是研究型院校，但主要还是教学型院校。部分医科院校的教学实验室，课程安排都做得很好，基础教学、临床教学都做了很好的安排。但是，一说研究与教学的关系、研究怎么支持教学?有些什么样的研究机构?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做些什么?正在做的研究与教学发生了什么联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比较少了。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前，在医疗卫生事业还不够发达、医疗卫生人才需求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医科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利用难得的办学资源培养人才。但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的今天，医科院校应当尽快提高办学水平，加快转型升级发展，实现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这是第一个方向。

　　2.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教育模式转型。传统的医学往往主要关注人什么部位、器官有病，把病治好就行。不管这个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管以后会怎么样，先解决的是人最急迫的需要。所以，与满足人的这种健康需要相适应的医学教育主要是基于生物学的原理建立起来的生物医学教育模式。近期，出现了“新医科”的概念。“新医科”究竟新在哪里?前些年，一批医科院校有的被合并到综合大学去了，有的并入了理工科大学。最近又有一些高校在申报举办医学院，如何看待一些高校办医学院?第一，要看是什么样的高校在办;第二，要看是怎么办的。什么样的高校可以办医学院呢?这就涉及了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这是必须要满足的。单纯地办一所医学院，在今天就不合适了，没有其他的学科来支持，只是依靠医学学科来培养人才，这是传统的办法，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如果是纯粹的理工科大学要办医学院，也不一定合适。第三，还要看它要办什么样的医科，如果是要培养一些与科技相关的医疗装备人才，理工科大学去办有优势;但如果要培养执业医师，就不一定合适，因为其学科基础条件达不到今天培养医师的要求。

　　在之前的高校合并中，一批综合性大学把医科大学或医学院合并进去了，由于有些高校合并的效果不太好，因此，有的人说这个合并错了，如果不合并，医科院校保持独立办学，能办得很好或者办得水平更高。我认为，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合并后学校没有办好，不是合并本身的问题，而是学校行政管理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来促进融合造成的。为什么说应该合并呢?这就涉及医学教育模式转型问题。在现代医学教育模式转型上，美国是转得最彻底的。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与我国改革前差不多，医科院校大多都是独立办学。1906年，美国一批教育专家对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医科院校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最后，他们于1910年提交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其基本思想是当时人的健康需求已经不是单纯的医科大学和医学院办学所能满足的，必须走综合化的医学人才培养的道路。建议医科院校转型发展，要么与综合大学合并，要么自己综合化。医学教育模式要由生物医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教育模式。也就是说，医生的培养，不只是要教会他看器质性的病变，不只是会治疗身体器官的疾病，还要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其次，他还能安抚病人，要懂心理学。此外，他还能让病人治好了病之后，懂得保健、预防疾病。这就对医生的个体素质提出了新要求。这一要求只有在综合性大学里才能实现，综合性大学有学科基础，能够对医师的综合素质给予更好的培养。所以，医学教育模式转型成为美国20世纪初期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在美国4 000多所普通高校中，极少能够看到独立设置的医学院或医科大学，医学院基本都在综合性大学中。

　　医科人才的培养一般需要经过基础教育阶段和临床教育阶段。美国医学教育是在综合大学四年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开展的，而四年本科教育与医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一般所说的通识教育。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医学人才，也就是培养医学硕士和博士。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医生，他需要接受扎实的、充分的基础学科教育，然后才能接受“Doctor”的培养和教育。这是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

　　在我国，很多医科院校合并以后，学校还是把医科人才培养看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学校多学科教育资源的综合利用，没有利用学校的文科、理科教育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医学教育，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没有转变。如果医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不转变，尽管学校合并了，但医学院还是独立办学，人才培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3.从传统的医学教育向“大健康”背景下的医学教育转型。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是人人享有保健的新时代，是人们更关心健康的时代。这些都与“大健康”相关，与医学教育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医科院校办学需要有什么变化?传统的医学教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大健康”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有很多新的、可以探索的空间，包括开办一些新的医学教育领域，如整形康复医疗，人口老龄化和残疾人的医疗卫生保障，等等。新科技发展也可能促成新的医学教育领域出现，尤其表现在人工智能与医学的结合方面。总之，“大健康”为医学教育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医科院校可以有很多新的作为。面向“大健康”的医学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很多需求现在还处于萌芽之中，等到10年或20年以后，很多需求就可能是大规模的。如果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在专业方向设置、学科建设以及相关的研究方面提前布局，积极探索开拓，我们就可能赢得未来。

　　4.从按部就班办学模式向战略管理办学模式转型。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我认为，新旧动能转换有两层意思：一是整个社会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二是高校发展有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高校要办出高水平、高质量，靠什么?有人说，办好学校就要有高水平人才，离不开更多的投资。所以，高校人事部门就到处挖人，学校领导到处去找资源。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我以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这就是基本办学模式转型问题。我国高校办学要从根据上级指令、经验性、按部就班地办学转变到战略管理上来。由于文化和体制的原因，我国高校比较习惯于上级部门要求怎么办学就怎么办学，尽管这样不会有什么“风险”，但古今中外没有一所高校是根据上级部门统一要求办学而办成高水平大学的。

　　战略管理是对高校整体办学转型的要求。实行战略管理不只是对学校层面的要求，从学校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到二级院系办学，都要实行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是一种前瞻性地谋划和设计未来发展，是一种抓住发展机遇，采取重大行动，争取未来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办学方式。从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生命周期看，战略管理是这一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改革举措。战略管理需要有战略规划，要有专门机构和团队来负责战略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作者: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熊文丽为本文整理付出很多辛劳，特致谢意。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第6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