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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若干问题探析
2019-10-29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

  摘要:回顾我国教育学科发展的百年历史,综合性大学为教育学科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新的历史时期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何去何从,应该有理性的思考及明晰的发展定位。教育学科是大学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是大学校本研究的重要基地,这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三种定位与境界。面对新时代高等学校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该进一步明晰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内涵,加强基本理论研究,发挥综合学科优势,创新教育研究方法,实现教育学科与综合性大学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与相互转换,走出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边缘”地位。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学科建设

  一、历史回顾

  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康德,他于1776年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座中讲授教育学,1809-1833年间,赫尔巴特继续康德的哲学讲座讲授教育学,出版《教育学讲授纲要》,并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科学,这被公认为教育学的诞生和教育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的建立。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教育学科的中心,综合性大学在教育学科的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873年,爱荷华大学率先引入教育学教席;1879年,密西根大学设置教育学讲座,标志着美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端;189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聘请杜威主讲教育学,并于1895年正式成立教育系;1898年,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教师培训学院达成协议,成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打造教师培养培训的专业化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加强教育学科建设,积极参与教师培训,推进教育学术研究的开展,成为20世纪美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教育学科的建立,伴随着教育近代化的过程。民国初期,综合性大学设置教育学科的很少,随着“高师改大”运动,一批高等师范院校纷纷转型为综合性大学,1923年,北京高师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北京女高师也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年两校合并为北平师范大学,成为唯一独立设置的师范大学。从此,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置教育学科、成立教育学院,承担着引进、传播与创新教育理念和推进与引领教育发展的责任,为中国教育学科的近代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央大学是高师院校转型为综合性大学的典型, 而北京大学是最早设置教育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这两所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学科的两大支柱。1938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师范学院规章》,提出师范院校独立设置或在大学中设置均可,形成了独立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师范学院并存的开放性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支持发展师范教育,着手建立独立建制、定向培养的师范教育制度。1951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各级师范院校的职能,综合性大学也承担部分工作:“大学和专门学院得设研究部,修业年限为二年以上,招收大学及专门学院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与中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机构配合,培养高等学校的师资和科学研究人才。”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打破了教育院系的二元格局,综合性大学退出了教师教育培养体系,高等师范院校成为教师培养体系的唯一载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院系开始重建,综合性大学及理工科院校开始发展教育学科,厦门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率先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所,许多大学在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教育学院,如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教育学院等。21世纪以来,我国再次形成了综合性大学与师范院校共同发展教育学科的二元格局。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实现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为集中有限的经费和资源发展优势学科,避免学科评估中弱势学科影响学校的综合水平,不少综合性大学对教育学科进行了调整,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广西大学等国内知名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或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受到裁撤,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讨论。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回顾我国教育学科发展的百年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综合性大学都为教育学科的发展以及教师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应该何去何从,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明晰其发展定位。

  二、发展定位

  综合性大学是指学科比较齐全,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办学规模大、科研实力强的高等教育机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与教育学科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表明,一流综合性大学一般都设有一流的教育学科和教育学院,而一流的教育学科和教育学院大多设在一流的综合性大学之中,其背后隐含的规律性值得研究和揭示。一方面,综合性大学为教育学科发展提供广博的学科基础。综合性大学有着综合性的学科门类布局和学科基础,能够为教育学科学生提供宽广的专业发展空间,有助于教师拓展专业深度与广度,为教育学科科研发展和教学水平提高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教育学科为综合性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观念引领与实践指导。根据笔者在教育管理和研究实践中的观察和体验,这种支撑和引领作用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和模式,体现出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中三种不同的定位和发展路径。

  (一)教育学科是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的重要内涵

  教育学科作为综合性大学学科专业结构的重要内涵和支撑,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第一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其形态特征是:第一,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将教育学科作为学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学校发展战略规划和学科建设规划之中,明晰教育学科的发展定位、发展策略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二,健全内部学术治理结构。成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研究院,制定教育学科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思路、阶段目标和主要举措,为教育学科发展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第三,开展学科建设实践。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学术底蕴和文化积淀,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建设,提高教育学科建设水平和学术地位,助力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和发展目标的实现。第四,构建教育学科评价体系。探索与综合性大学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符合教育学科发展规律的成果产出和绩效评价机制与体系,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考核评价制度。

  可以认为,这种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较高境界。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在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研究院不仅可以与师范大学同台竞争,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学科特色与优势。笔者认为,应该以开放与平和的心态看待这种竞争性格局,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要协同创新、取长补短,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图发展。

  (二)教育学科是综合性大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支撑

  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中发挥支撑作用,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第二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其形态特征是:第一,丰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面向全校开设高质量的教育学科门类的必修课程或公共选修课程,丰富和完善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第二,促进教育观念更新和教学改革。将先进教育理念、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进行传播与推广,指导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教学改革试验,比如,学生中心、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现代学习方式,以及信息技术驱动下的网络教学、翻转课堂、STEAM教育等,都可以在综合性大学的课堂中进行探索。第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通过参与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或教学评估中心等机构的工作,在树立现代教学观、把握教学规律、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发挥教育学科的优势,促进综合性大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职业拓展。第四,促进大学文化建设。结合综合性大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开展研究,有利于反思、凝练和升华学校的办学理念及治学经验,营造优良的校园文化和育人氛围,为学校基本功能和发展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这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是我国相当一部分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现状,教育学科的相关教师集中或分散在大学基础教学部、通识教育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等学术机构中,为深化综合性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学科教师自身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促进了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

  (三)教育学科是综合性大学校本研究的重要基地

  教育学科作为综合性大学校本研究的重要基地,是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第三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其形态特征集中体现为围绕本校的教育改革建设任务开展校本研究。第一,开展院校研究,从学校的办学理念、目标定位、治理体系、重大举措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决策咨询,为综合性大学的改革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第二,参与本校发展战略研究与发展规划制定工作,与有关职能部门合作,开展论证研究,提出规划草案。第三,针对本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与咨询,如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聘任和考核制度改革、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内部治理体系优化等,提出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第四,参与本校重要文献,如政策文件、领导讲话的研究和撰写起草等工作。

  这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在我国综合性大学中普遍存在,多以组建学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作为载体。实践中,一些综合性大学在高教所的基础上拓展功能、扩充队伍、加强建设,逐步发展成为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研究院,有效促进了教育学科,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从而转型为前述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第一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大部分综合性大学高教所成立的初衷是开展院校研究,为学校改革发展服务,这也是教育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从综合性大学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对教育学科服务于本校改革发展的期盼和要求高于学校其他学科,当在情理之中;而且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笔者认为,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致力于学术创新的基础上,要拓展研究视野、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本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咨询建议和实践指导,同时注重理论上的反思、批判和升华,促进中国特色教育理论创新。

  综上所述,围绕不同的功能定位,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需要有不同的发展策略、模式和路径。三种定位与模式,也是三种选择与境界。当然,上述三种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只是对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现状的概念上的划分,实际上,第一种模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后两种模式的消失,往往会涵盖后两种模式的功能;而后两种模式亦可转型为第一种模式,这取决于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布局的总体规划,以及对本校教育学科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判。总之,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应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策略、模式与路径,构建科学的学术治理结构,实现教育学科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要坚持顺势而为,坚信有为有位,走出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边缘”地带。

  三、发展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教育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教育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使得教育现象更加复杂,教育规模更加隐蔽,教育决策难度明显增加,教育改革推进更加艰难,高校内涵建设任务更加繁重。这些都给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使得综合性教育学科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学校办学主体地位强化,内涵建设任务繁重

  一方面,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推进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和改革举措,如制定和实施高等学校章程、取消统一印制学位证书、逐步取消本科招生录取批次、取消高校研究生院行政审批、扩大教育专项经费开放度等,其重要价值取向是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强化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即将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学前三年教育加快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今年将超过50%,迈入普及化阶段。教育发展方式正在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当前我国高校内涵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涉及到转变教育教学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精良师资队伍、完善内部治理体系、营造优良校园文化等。毋庸置疑,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周期较长,与公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急迫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这一规律和特点应有理性的认识,否则就会滋生急功近利的绩效观和政绩观,出现违背教育发展规律和干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现象。教育研究要针对我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揭示教育规律,阐释先进理念,剖析热点难点问题,提出政策对策建议,彰显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的功能。

  (二)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利益诉求更加多样

  当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上学难”转变为“上好学难”,即日益增长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日趋旺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改革的深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各种社会冲突与问题凸显,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会以价值观的形式体现在社会舆论、学术争论和政策制定中。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都要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任何一项教育改革举措的实施,都会面临公平性与科学性的质疑,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

  利益相关者增多以及多元利益诉求带来的利益博弈和价值取向冲突,是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政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重要问题。以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为例,特长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具有体育艺术或学科特长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但实施过程中会成为优势利益群体寻租的空间,目前正在逐步取消特长加分政策以维护高考招生的公平性。为了解决高中学生偏科对学生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带来的影响,并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浙江、上海等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实施“3+3”考试科目改革,但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趋易避难、“田忌赛马”的功利化选科倾向,造成物理选科人数大幅下降,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隐忧;2019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8个省份考试科目调整为“3+1+2”科目设置,固定物理或者历史学科,加强高校选拔人才的学科基础。

  (三)教育改革张力逐步增大,系统性不断增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改革张力不断增大,系统性不断增强。一方面,某一层次或类型教育内部的改革关联度增加,单项改革难以深化和实质性推进,亟需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比如,高校全面学分制的实现不仅需要教学部门提供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还需要人事聘任和后勤管理制度的配套改革,也需要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创新,以及社会和政府的配套改革。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类型教育之间的改革关联度增加,一项教育政策或改革举措的出台,往往涉及到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相关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需要协同探索和系统改革。如高考考试内容与方式的改革首先冲击到基础教育领域,要求高中学校深化课程改革、调整教学组织、优化资源配置、改革绩效考评制度;同时对高校招生策略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也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综上所述,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加强系统研究和综合改革,教育政策的出台和改革举措的实施需要加强系统论证和协同推进。教育研究要正视教育问题的复杂性,跳出单一的研究领域,重视研究团队建设,注重从不同的视角开展跨教育领域的研究,不断提高教育决策咨询和指导学校教育实践的水平,在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高校和中小学校内部治理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四)教育与社会联系紧密,信息科技驱动教育变革

  21世纪以来,教育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日趋紧密,学校已经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教育质量提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教育承担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教育改革发展受到教育外部制度、政策和舆论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要求教育提供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人力资源需求和社会职业及就业市场的变化,大学生就业压力逐年增大,要求高校重视大学生适应能力与竞争能力的养成。另一方面,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也对高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学科发展既高度分离又高度融合,学科综合化成为主要发展趋势,要求高校整合学术资源,探索学科融合创新和跨专业人才培养;知识更新和成果转换的周期不断缩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工程、海洋工程等学科和技术领域孕育着重大突破,要求高校凝练学科和科研方向,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速度加快,对教师的权威地位带来直接的冲击,要求高校更新教育教学观念,调整教学组织形态,创新教学管理机制,改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总之,面对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学校发展要保持理性思维,回归教育本质,深化综合改革。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要增强问题意识,加强系统研究,在理论创新、科学资政和指导实践等方面有所作为,努力成为学校教育改革和科研创新的主阵地与引领者。

  四、建设内涵与路径

  (一)明晰学科建设内涵

  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是关于一门学问的知识的集成,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学科是大学存在的逻辑起点,大学围绕学科建构起来,知识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学科建设的内涵就是致力于系统性知识体系的构建、维护与更新。

  学科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一是凝练学科方向,在当前知识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在某个领域重点突破,形成自身特色优势;二是优化学科结构,注重科学设计,完善学科专业体系;三是汇聚学科人才,引进与培养并重,倡导团队精神,为学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四是搭建学科基地,从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资金支持等方面,为学科建设提供物质条件保障;五是创新学科建设机制,探索协同创新,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统筹协调机制,为学科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六是制定学科建设规划,提出指导思想和发展策略,明晰近期和中长期建设目标,明确战略任务以及相应的实施保障措施。

  学科建设要注重效益和产出成果。一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学科专业基础扎实、学科知识面宽广、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二是产出原创性成果。瞄准国际标准,形成中国学派,产出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提升学科的国际学术地位,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

  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要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励精图治,科学谋划,坚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力争重点突破,形成特色和优势。

  (二)加强教育学科建设

  首先,加强基本理论研究,推进教育学科建设。教育研究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否则教育实践探索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教育学科也就失去了其独立性及其自身的价值,沦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学科,教育学尚需在概念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等方面不断完善;作为研究领域,教育研究需要更好地回应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学科发展需要和教育实践诉求构成了推动教育学科发展的双重动力,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交叉融合也将促进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的创新。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中,教育学首先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得以创立,后来在杜威、桑代克等人的努力下,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成为教育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综合性大学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应致力于增强教育学的专业性,在完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等方面有所建树。

  其次,发挥综合优势,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学科发展的的重要趋势,教育学科发展要重视并实现“跨域”“跨界”和“跨学科”研究,推进教育研究创新。“跨域”,就是要打破教育不同层次、类型、领域的界限;“跨界”,就是要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与系统研究;“跨学科”,就是要实现不同学科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渗透与融合。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要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基础学科优势和开放包容的大学文化,面向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炼出“真问题”,形成优势研究领域;规范政策研究,走出“纯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将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提高政策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资政服务水平,同时搭建好国家教育政策解读的“桥梁”;重视微观应用研究,开展院校研究,发挥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功能,服务于学校发展与管理实践;加强比较研究的针对性,依托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化资源和平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注意批判性反思,重视本土化实践研究,为推进教育国际化做出贡献。

  最后,创新教育研究方法,完善方法论体系。综合性大学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发展的成就及其与教育研究的结合,为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理论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当前,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以规范性研究为主的格局仍未改变,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等实证性研究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建设应将丰富和完善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作为重要任务。要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覆盖面广的优势,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统计分析法、模型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手段,创造性地运用于教育研究领域;注重将规范性研究与实证性研究紧密结合,揭示复杂和隐蔽的教育规律,阐释杂乱纷繁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当然,也要避免陷入“纯技术性”的误区。比如,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必将更新传统的教育观念,转变传统的教师角色,变革传统的学习方式和教学策略,改变传统的教学组织形态,但是教育育人的本质和基本价值不会改变,应该加强教师的育人功能,回归教育的本质,保持教育的初心,警惕背离教育的基本价值。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04期

  作者简介: 钟秉林,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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