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展现教育系统面向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生动实践，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这一时代重大命题，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在线推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好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教育强国建设’系列访谈”活动，汇聚独家视角，分享真知灼见。

　　近日，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主任杨维东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的专访，就高校基金会的定位和发展，以及高校基金会如何支持教育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杨维东，管理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教育基金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秘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教师学院公益慈善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捐赠、大学资源拓展、大学筹资、高校基金会治理等。

服务于学校发展，是高校基金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中国教育在线：杨教授好，近年来，国家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注入高等教育事业，高校基金会在高校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观点认为，大学基金会不仅肩负着为大学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的使命，也承担着传承公益精神，助力社会慈善事业的责任。您是如何看待高校基金会的定位和职能的？

　　杨维东：高校基金会最主要的定位与职能就是服务于所在学校的发展，这是高校基金会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首先，我要回应一下你刚才提到的社会上的一些观点，就是认为“高校基金会应该走出高校，发挥更大的社会公益作用”，这样说虽然没有问题，但从高校基金会的组织特征来看，其首要职能应该是服务于高校高质量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社会层面的公益活动，这大多也是通过高校履行社会责任渠道开展的，我想这或是高校基金会不同于其他公益组织的一个根本原因。虽然名称前只有短短的“高校”两个字，但这就决定了“高校基金会”在骨子当中有着难以磨灭的高校基因，它无时无刻不流淌着高校的血液，它的核心使命就是为了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服务。

充分挖掘学校优势，进行“稳妥而体面”的筹资

　　中国教育在线：高校基金会的发展，实际上与高校的品牌，以及高校的校友品质息息相关。无论是校友自身的影响力，还是校友对学校的反哺能力，这些都会影响高校基金会的发展。因此，在品牌和校友方面具有优势的高校基金会，相对来说就会有更好的发展基础和前景。然而，一些自身基础和资源都比较薄弱的高校，它们的基金会发展就会比较受限，那么，对于这些高校基金会，您有什么建议？

　　杨维东：一所地方性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其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我们不能仅从筹资与资产规模角度，盲目地将它们和东部高校，特别是那些顶尖高校去对比。

　　首先，从筹资角度来讲，高校基金会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波动发展态势。所谓波动发展，就是高校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恒定在一条直线上，有时会往上一点，有一些上升的空间，有时又会往下一点。上升的空间受制于很多因素，比如学校主要领导对筹资的看法，比如高校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行事风格、人脉关系等等，这也造成高校筹资会形成一定的弹性。不过，这种弹性也会受到高校自身定位，品牌影响力以及它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当这几个关键因素的影响都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时候，筹资曲线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峰值。

　　当然，高校的筹资不能脱离大学发展的基座，否则也容易出现一些风险，无论是筹资的风险还是投资的风险。所以我一直讲要进行稳妥而体面的筹资，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教育在线：具体如何稳妥而体面的筹资呢？因为每个高校的情况都不一样，您能不能给出一些方向性的、策略性的建议呢？

　　杨维东：首先，要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学校的优势。就像我们每个人去找工作的时候，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们总不能用自己的短板跟别人PK，对吧？比如一个财经类大学，却非要跟师范类大学在教师教育项目上PK，这就是本末倒置了。

　　那么，回到筹资，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聊到的师范类大学，筹资似乎总是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师范类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去考公、考编，当教师、当公务员。显然，从大多数学生的职业选择来看，他们很难从资金上为学校提供大额度支持。即便从内心对学校很有情感，他们或许也没有这个资金能力。这个问题不只是国内大学有，外国大学也是这样，比如我曾经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访学，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来说，那就要看教师学院是否能够对纽约市的发展，以及整个纽约州，乃至全美的教师培育工作产生辐射性的影响。再回到我们国内，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推出了一个“强师工程”，所谓“强师工程”，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重点为中西部地区培养教育领域的人才，从而提升当地的整体教育水平。如果高校有类似这样的具有带动能力和辐射效应的项目，那么高校拿着这个项目与潜在的捐赠人沟通，比如国企央企、社会爱心人士或者公益基金会，去寻找双方的匹配点，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拿到捐赠和支持，从而形成“1+1>2”的效果，这种公益共创就是可持续的。所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高校还是要结合自己独特的场景，以自己的优势去跟外界沟通、对话。

　　第二是挖掘校友资源。即便是刚才讲到的师范大学，他们的毕业生也并不一定全都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总会有一些校友从事具有资金优势的行业，比如金融行业或是投资行业。这就需要我们学校，尤其是我们的筹资机构，我们的基金会，提升自身专业能力，能够主动挖掘基础数据。比如，统计一下学校现在都有哪些校友在这些行业，这些校友的发展情况如何等等。

　　在筹资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海外大学，对校友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比如某个校友的公司什么时候上市，学校可能比这个人自己知道的都早，某个校友在富豪榜上有什么变动，学校也会第一时间掌握。据我所知，国内有几所高校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筹资的过程，是和校友建立互动关系的过程

　　杨维东：在筹资过程中，高校基金会可以天经地义地使用所在大学的品牌，但是最好还是有一些衍生的子品牌，比如高校的公益项目品牌或者学院品牌。比如在相对较小的筹资场景下，比如小额捐赠，可能就不适合用整个学校的品牌，这样会显得彼此距离有些遥远。

　　同时，在学科类筹资项目开展过程中就需要学院出面，与潜在捐赠人建立一些距离更近，同时也更有温度的连接。也就是说，筹资并不一定都是学校层面的事，学院也需要在筹资上发挥主动性。目前我国的部分头部高校，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布局和探索。他们配置了一些激励机制，推动学院形成筹资意识。而这种意识以及后续的捐赠流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

　　一般来说，你给一所学校去捐赠，首先你要认可这所学校，不会对学校抱有太多怨言。如果有怨言，这些怨言来自哪里？可能是教学板块、后勤板块等等。如果学校想要拿到捐赠，就要逐渐改进这些可能招来怨言的板块。当然，改进周期可能会长一些，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完成，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学校各个板块工作的不断改进，我们未来培养的学生，就会对学校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对学校的评价也会更加积极正面，这些反过来都会对学校的募捐工作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捐赠筹募做得非常好，客观来说，前提就是他们的大学本身经营得好。学生从这些大学毕业，可以找到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并且拥有可观的收入，他们就有资本回馈学校，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此外，学校的各种管理与服务也都是同步的。在学校几乎没有什么短板的基础上，校友的大额捐赠或者小额捐赠，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

　　中国教育在线：这是教育高质量发展之后的一个结果，同时也能够反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杨维东：对，是这样的。所以，无论是教育强国建设还是“双一流”建设，“筹资能力”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筹资回馈是一个“多因一果”的概念，就是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才能促成筹资成功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

　　中国教育在线：就是说你凭什么能够拿到别人的钱，他为什么要投资给你。

　　杨维东：对，尤其是年轻人。你从年轻人身上掏200块钱，可能比去一个有钱人身上掏200万更难，因为年轻人可能要用这200块钱交房租，或者去买一个电动车，去换一个手机屏幕。总之，这200元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让这个年轻人给你捐赠，首先你得让他认可你，不能反感，你还要说出充分的理由来。此外，你最好还能了解他们的需求。

　　实际上，大学的筹资是一种关系筹资。你和捐赠人的关系到位了，他会主动说，“你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或者“你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张口，筹资就可以实现了。目前，我们国家在这一点上还不太成熟，筹资还是比较难一些。除非那些跟学校有合作关系的校友，这个时候情感关系可能就会适当地让位给这种合作共赢。即便如此，关系也是一个前置条件。

　　其实现在国内的高校领导，尤其是“双一流”高校的领导，对如何筹资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大多已经过了不愿意张口这第一关。因为不管筹款数额高低，比如2万、5万、10万，这一层级的学校领导差不多都有过成功筹款的经历。但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系统性筹资，而不仅仅是为了筹资而筹资，这可能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曾在2019年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筹资负责人来中国，他说你如果找一个人筹款，他最后可能给你的是建议。但如果你找一个人征求建议，他最后可能给你的是捐赠。这就涉及到一个筹款策略，同样的工作，如果换一种方式做，效果可能就会截然不同。虽然你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支持，但是策略完全不一样。

　　这些年我一直建议在高校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班上要嵌入“筹资”模块，让大家知道有哪些路径可以走，哪些路径不可以走，哪些路径可以更快的实现你想要的东西，这里面有哪些技巧，或者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可以去借鉴学习。特别是我刚才讲到的筹资风险，有哪些学校声誉方面的风险，甚至法律方面的风险需要回避，如你所知，仅在今年，高校筹资相关的舆情就不少。

　　中国教育在线：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基础很重要。所以多元化的筹款渠道也是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环。

　　杨维东：是的。我们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在人才培养上。而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比如美国的一流大学，他们的钱主要也都用在人才培养上。比如哈佛大学每年支出50多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用于人才方面。我国的顶尖大学，这方面的资金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像西湖大学这样的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他们人才培养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还有像武汉大学，这几年筹资做得非常好。前几年他们以校友为主要募捐对象专门设立了一个人才基金，主要就是用在顶尖人才培养方面，这些年这个基金募集了很多校友捐赠。此外，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武大的杰出校友都是谁，因为校友的巨额捐赠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其实也是大学的一个品牌营销策略。

　　中国教育在线：这对后面的学生会有一些影响和带动，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杨维东：对，是这样的。我再举个例子，美国有些一流大学，会把校友筹资、品牌建设和营销，甚至还有公共关系都纳入到同一个体系当中，因为他们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一个高度相关的有机整体，这些大学对筹资的系统观念比我们要强。

　　中国教育在线：系统性地考虑问题，把所有相关因素都统筹起来，就能发挥“1+1>2”的效果了。

　　杨维东：是的。

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搭建行业观察与交流互鉴的平台

　　中国教育在线：现在国内一些做得比较好的高校，已经慢慢摸出了一点自己的经验，但是大部分高校对于筹资好像还是懵懵懂懂。您觉得目前国内做得比较好的高校，通过类似“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这样的平台与大家交流，把经验分享给别的高校，对他们的借鉴意义大不大？另外，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相对更丰富、更成熟，是否也可以借鉴呢？

　　杨维东：我们先说借鉴海外这部分，我觉得借鉴的价值和作用并不是很大。我们国家的高校筹资主体是高校基金会，而美国的私立大学是没有基金会的，他们是另外的一套专业化运作体系。这倒不是主要的，外部环境和法律机制、捐赠文化、管理模式、管理团队考核模式等方方面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他们的筹资历史非常悠久。哈佛大学最早在1636年就开始筹资，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才逐渐形成现在的模式。而我们的高校基金会，成立最早的才不到30年，绝大多数的基金会是近10年才成立的。再举个例子，比如美国高校的筹资团队，有一个专门的队伍叫“Research Team”，专门负责挖掘潜在捐赠人，他们可以从各种公开数据获得相关资料。但是在我国，这些资料是比较难拿到的。所以国外的很多经验我们是不可复制的。

　　至于国内的高校，我觉得非头部高校可以向头部高校学习，有些思路和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因为我们在同一个体系中，大框架是类似的。不过，借鉴过程中也需要对他们的思路和经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打消学校主要领导的顾虑。比如我们想借鉴某某学校的经验，去找校领导签字或者开会讨论做决策时，能说出更多具体的、细节的东西，底气就会更足一些。

　　很多人都认为头部高校在筹资过程中，由于品牌和校友资源，有着天然的优势，可能不需要去做什么特别的工作，就能够吸引到捐赠资金。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也做了大量专业性的工作。这几年，几所头部高校的基金会管理团队，在专业化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也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其他学校学习和借鉴。

　　中国教育在线：那么据您了解，现在有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是机制，能够为国内各高校基金会的交流互鉴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杨维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设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其秘书处目前设在浙江大学，他们开展了大量工作。此外，从2017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举办了一个针对秘书长层面的“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尽管“双一流”高校在筹资能力、品牌、声誉、校友基础、资金规模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而言还相互之间存在更多借鉴的可能。目前，我国有700多所高校基金会，我觉得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引导前五十家高校基金会先行先试，进而形成示范效应。

　　“双一流”高校基金会创新发展论坛迄今已经举办过五届，第一届、第二届在人民大学，第三届在复旦，第四届在暨南大学，今年第五届在重庆大学。这个论坛参会者不是特别多，大概在100人左右，大多是双一流高校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

　　中国教育在线：现在很需要搭建这样的平台，把资源整合起来，大家能够交流对话，互相借鉴。头部先捋清楚了，后面就跟上了。

　　杨维东：对。除了筹资之外，随着资金规模的扩大，就要去考虑如何投资，如何用好这些钱是个大问题。从2019年起，我们开始针对资金规模在10亿、20亿以上的高校基金会进行专门的对话和交流。目前我国这种规模的高校基金会有十几家，他们跟其他基金会考虑问题的角度、投资的策略、产品组合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要对高校基金会进行分层管理，针对不同层级的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通过这些具体的行业建设举措，希望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教育在线：确实需要进行精细化的操作，明确各个层次的情况和需求，不同层级关注的焦点和解决问题的抓手各有不同。

　　杨维东：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进行分层后，大家可以针对共性问题提炼出一些观点，并通过合适的渠道影响政策的制定环节，进而解决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善政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匹配效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这样做向上可以反向推动政策的优化，向下，能够对下面的层级提供一些经验，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杨维东：是的。目前，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些实务导向和应用导向的事情。比如，去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一起举办了一次全国高校基金会公益案例征集的活动。通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每个学校都能看到其他学校是怎么做的，不仅包括筹资方式，还包括如何通过高校基金会进行人才培养和教育科研等等。案例这种形式比较鲜活，实操性强，比起简单地进行PPT分享交流，更能指导具体实践。

　　此外，我们每两年还会推出一份《高校基金会年度观察报告》，对高校基金会整个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观察和分析。很多高校基金会在开理事会或者是开全校筹资工作会议的时候，都会把这本书放到学校主要领导的案头，便于他们了解整个高校筹资领域的动态。目前，新的观察报告编撰工作已经启动。

　　中国教育在线：这相当于是有了两个维度的抓手，案例集是指导具体实践的工具书，而年度观察报告是对整个行业进行深度观察和分析的参考书。

　　杨维东：是的。

　　中国教育在线：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