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展现教育系统面向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生动实践，回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这一时代重大命题，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在线推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好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教育强国建设’系列访谈”活动，汇聚独家视角，分享真知灼见。

　　近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黄斌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的专访，就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和功能、“双减”政策的落地、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和思考。

　　嘉宾简介

黄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教育财政、教育政策评价、教育微观经济计量分析。

教育要回归到人的发展，真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教育在线：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久以来，教育一直被看作是实现阶层跨越、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当前仍存在比较严重的教育“内卷”和高学历“内卷”问题，导致教育投入成本的攀升。这种情况下，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是否变得更难了呢？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是否受到了挑战？

　　黄斌：教育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教育在提高个人收入，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这是被以往国内外学术研究所证实的。国民通过教育，可增强自身的认知和非认知技能，从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他们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我们从二战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能看到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从教育的经济价值观之，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人的发展，尤其是技能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对于教育的研究切入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是达成一致的。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教育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教育很容易引发人们对学位、文凭的过热追逐和盲目“内卷”。为什么呢？有经济学家提出，教育可能是“非生产性”的，它可能只是起到对个人天赋能力的一种“筛选作用”。为了证明自己拥有比别人更高的能力，并以此获得更高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成就，人们就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这使得教育培养人的功能发生了“异化”，教育活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资源消耗而不具有“生产性”经济价值。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教育发展在这个方向上的偏离程度越来越严重。

　　中国教育在线：这其实有点脱离教育的本质了。

　　黄斌：是的。对分数、对文凭的过热追逐的现象会引发群体性的期望提升与恐慌。大家你追我赶，使得水涨船高。实际上，大家所说的教育“内卷”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但并不具有生产性和实际价值。比如，课外培训机构教学内容是十分单一和枯燥的，就是刷题。而大量的刷题对于培养孩子的真实技能并没有太大帮助，但这可能会提高他们的考试分数，使他们在考试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很多家长认为要在“筛选”机制中占据优势，就得让孩子去刷题。因此，有更多的孩子参与这个“刷题”游戏，于是水涨船高，孩子们的考试分数差异变小。为了通过考试区分孩子学习情况，学校就提高考试难度或增加题型多样性，而这又会让家长认为孩子刷题不够，如此反复博弈的结果就是，孩子的真实技能没有得到提高，但孩子的学习负担被无限提升。

　　中国教育在线：家长们似乎觉得必须这样做，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也没有想清楚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儿，或者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黄斌：是的，我相信每个家长都愿意理性地看待孩子的教育问题，然而一旦身处其中，就可能变得不理性。比如，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把能力相对较弱的孩子送到竞争激烈的所谓名校就读，会产生明显的“凤尾”效应，对孩子的会考或高考成绩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很明显，这是许多家长在追逐优质教育资源时没有预料到的。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今年年初有一个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江西一个叫胡鑫宇的高中生自杀，就是因为上了一所当地非常优秀的高中之后，成绩下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黄斌：是的，因此我想说，如果要让教育真正起到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我们需要让教育回归到人的发展，让教育真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并引导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家庭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做出合理的、理性的投资。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现在的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已经不再是政府的一元体制，不再由政府独自决定。

　　20多年前，当我们的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不多的时候，那时候要实现“学生减负”相对是容易的。我们只需要管好学校，学生的学业负担自然就下来了。但现在要推行“双减”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体系是“政府-家庭/市场”双元体系。根据北京大学的数据调查计算，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规模超过政府教育支出规模的一半，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与私人总支出比重仅为63.1%。相比之下，OECD国家这个比重达90%。伴随着家庭和市场对教育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的教育投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权不断被削弱，势必会导致国家在宏观调控教育发展的能力下降，国家意志在教育发展中越来越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家推动教育强国的战略力量亦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层面也在努力调控，“双减”以来，陆续出台了很多具体意见和政策措施。

　　黄斌：是的，总的来看，“双减”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多部门协同治理的手段也应当是有效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对前一段政策落地的成效进行评估。目前还缺少足够的真实数据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反映政策的实施成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双减”实施后我们整体的学生负担是在减轻的，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在“双减”前，从学业负担来看，城市孩子的负担较农村孩子要重，一、二线城市孩子的负担较三、四线城市孩子要重，重点学校孩子的负担较非重点学校孩子要重。总的来说，优势家庭孩子的负担是超过普通和弱势家庭孩子的负担。而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很多培训机构都消失了，培训市场的门槛也提高了，普通家庭和弱势家庭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些资源了，于是三、四线城市孩子、农村孩子与非重点学校孩子的课外负担应当是有明显下降的，这部分孩子毕竟占学龄人口的多数，因此全国学生的整体负担水平应该是下降的。但另一方面，优势家庭孩子仍然能在市场上寻求到分散化的培训服务，虽然价格提升了，但这些家庭负担得起，这就使得不同背景孩子的负担差异在拉大，这对于未来教育结果在不同家庭孩子之间的分配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当然，从政府的角度看，通过公办教育体系为三、四线城市孩子、农村孩子与非重点学校孩子提供更多优质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是非常必要的，要提升这些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及性，尤其是优质师资。这也是我在今天的报告中提到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劳动力的认知技能水平，一国劳动力认知技能水平又取决于该国的教育质量，而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教师的质量。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教师资源是等价的。换句话说，即使学校建设得再漂亮，硬件设施再好，如果没有好的教师，高质量的教育也无从谈起。中国教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优质教师资源太过紧缺。

　　我们可以很快地为农村地区建一所漂亮的学校，但是能否招募到足够优质的教师却是个难题。这个问题与我们给予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是密切相关的。教师的招募符合劳动力市场一般法则，我们教育部门是和其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在一同竞争优质劳动力的。只有出价足够高、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教师的工资补偿力度足够大，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劳动力进入基层学校从事教师工作。

　　人们常常提到芬兰的基础教育办得非常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教师工资高、待遇好。根据相关研究，芬兰中小学教师的认知技能水平是OECD国家最高的，其教师认知技能水平相当于加拿大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劳动力的技能水平。高工资、高福利帮助芬兰教育部门从国内高素质的劳动力中招募到优秀的教师，从而保证了教育质量。归根结底，只有高技能、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学生。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在国内，广州和深圳的教师待遇就比较高，尤其是深圳。因此，有很多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毕业生都愿意去那里从事教育工作。

　　黄斌：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应该让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府的博士生愿意投身基础教育事业，这样，我们的教育质量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中国教育在线：如果这些名校毕业生不去深圳了，而是去西北了，那就更好了。

　　黄斌：是的。对于一国长期发展来说，教育的良性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传统观点认为对于教育的投资、对于教师的人员经费投入，都是“养人吃饭”的财政包袱。这个观点要得到彻底的改变。对于教育的投入是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的，教育的投入不是当期消耗的“消费品”，它是对国家和民族极为重要的一种战略性投资。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教育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但要实现这一点，教育需要充分发挥其“发展人”的生产性功能，压制其“内卷人”的筛选性功能。从这一点看，我们要回归到教育的根本，重视人的发展问题。而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于教师，要重视对高技能教师的招募，提升教师队伍整体质量。

　　中国教育在线：实际上，提升整个教师队伍质量，包括提升教师待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并且，实际上教师质量提升了之后，教育的长期效果也是后置的。大部分家长可能很难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们预期不到长远的效果，只能看到眼前，所以就会很焦虑，觉得除了“内卷”和“鸡娃”，别无选择。

　　黄斌：“内卷”现象的治理实际上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正如“内卷”现象的形成也并非一夕之间，而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不同代的家庭中，通过自己对孩子培养的经验和体验，逐渐累积，形成了所谓的“内卷”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里，从这个角度看，“双减”工作必定是长期的。

　　中国教育在线：这是一个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有耐心。家长们的焦虑或担忧更多是基于他们过去的经验。正如您刚才说的，他们看到的只是过去的情况，以及自己对现状的理解，而对未来，他们看不到，也把握不了。

　　黄斌：是的，家长的预期非常重要。当前家长们的预期是，如果孩子不能进入本地区最好的中学，他们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美好的生活。但事实上，人的成长并不是一条直线。作为学者，我们要研究家长的这种预期是如何形成的？它应该如何来化解？化解肯定需要时间的，很难在短期内就解决掉。因此，我们对于国家政策也要多一些耐心，当然“双减”政策的方向要坚持，手段也要一以贯之。

　　当下，中央对教育强国战略非常重视，相信在未来新的发展阶段，中央还会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让好的政策得以落地、得以见效，这是值得期待的。

南京大学

100%的就业率未必是好事，年轻人对未来迷茫是正常的

　　中国教育在线：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就业形势相对比较严峻。面对目前的就业形势，有的人选择继续读研深造，有的人选择考公、考编。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就业形势？

　　黄斌：是的，当前的就业形势确实有些严峻，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受疫情影响，就业岗位的供给量下降，不过这一影响应该是暂时性的。二是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就业有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从这两方面来看，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渡过一个供需相互匹配的结构性调整过程。

　　这几年研究生考试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这与年轻人的就业期待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年轻人希望通过获得更高的学位、学历，来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是有明确的学术志向，他们希望通过读研、读博，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水平，未来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学生就业的多元化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和期待也在提高，包括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提升，研究生的规模扩大，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都能看到这个现象。

　　具体到就业问题，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导致的岗位供给不足，这背后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和多元的。比如说，在二十多年前我本科毕业时，班上学习最好的同学会选择去外企或大型民营企业，因为企业工资高，而现在的大学生毕业时可能更倾向于考公务员。有些学生没有考上就选择暂时不工作，继续以应届生的身份继续考公。那么，这些人你能说他是失业吗？他们是没有能力找不到工作吗？好像不能把他们当作失业人口。

　　中国教育在线：其实并不是没有岗位。

　　黄斌：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确实想找工作，但可能暂时还没找到。但也存在很大一部分同学，暂时不工作其实是他们的个人自主选择。像二十多年前我们本科刚毕业的时候，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哪怕是再不喜欢的工作，也得先就业。但现在的孩子，他们有选择的条件了。因此，我认为现在就业形势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不能简单下结论。

　　当然，由于受经济形势与结构调整的影响，跟过去相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最近几年确实有所下降。其中，不同学校层次、专业类型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整体看，985高校和工科背景的学校就业率会高一些。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与学校情况、专业情况都有关系。

　　黄斌：是的，每个孩子的情况也都不太一样，需要我们去深入分析、具体分析。现在的孩子们选择更多了，100%的就业率也未必是好事。因为那说明孩子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就业这一条路。当我们有一部分的孩子选择升学，一部分孩子选择就业，还有一部分孩子在犹豫，有些孩子可能还考虑是不是要给自己放一年假，去旅游一下，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此前有个研究生，在读期间自己开公司，工商登记一百多万资本，这是十几二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孩子们的择业观多样化、个性化，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孩子们有了选择的可能性，不像80年代、90 年代的时候，学生没有选择，只有就业这一条路。

　　中国教育在线：是的，那时候的毕业生，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没有其他的选择，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和困扰。而现在的大学生，面对众多的选择，反而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就会迷茫和焦虑，就像是在十字路口徘徊。

　　黄斌：我觉得徘徊一点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孩子们希望通过这种徘徊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从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人均名义GDP翻了十倍，中国两代人的跨度可能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三代人、四代人、甚至五代人的跨度。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是惊人的，我国整体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但有部分领域可能已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我们现在同时遇到其他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政府的治理能力面临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正确的。如今，温饱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孩子们需要的更多是发展问题。如何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道选择题，他们会踌躇，会犹豫，会徘徊，这很正常。

　　找到那条最适合自己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挫折，但是一定要去尝试、去探索。因此，我想说，对于年轻人，不管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与包容，尊重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去尝试，并为他们的发展创造力所能及的条件。

南京大学校园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