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多数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一方面存在0—3岁婴幼儿照护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婴幼儿大多由老人或者月嫂带，还存在家庭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需进一步提升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说。

　　施大宁调研发现，我国约35%的婴幼儿家庭存在入托需求，但入托率仅为5.5%左右，托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目前绝大多数托育机构为民办营利性质，受疫情持续影响及托育市场发育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约，整体收费价格高于群众预期，运营发展艰难。

　　施大宁分析，一是政策支持不足。托育服务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体量小，政府投入少，民办机构场地运营成本高，社区托育税费减免政策落地难，发展普惠托育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二是资金扶持不足。国家对地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项目中，未安排托育服务专项经费，不少设区市没有设立托育服务财政专项资金或资金投入较少，普惠托育机构资金支持不足。三是供需矛盾突出。2—3岁婴幼儿家庭入托需求较强，但质优价廉的托育资源稀缺，民办机构收费偏高。四是教育存在短板。目前托育服务机构管理隶属卫健委，没有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从业人员资质和管理存在教育培训和教学经验等方面的短板。

　　对此，施大宁建议，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为托育机构发展赋能。一是落实托育服务专项经费，列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可参照养老服务机构或普惠性幼儿园补助标准，制定普惠托育项目建设与运营补贴、托位补助、奖补激励等政策，为发展壮大普惠托育资源提供支持。二是继续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惠及更多县市，支持建设普惠托育服务项目。三是引导各地通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四是建立各部门协调机制，由教育部门统筹，在基本公共教育体系中加强托育管理，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设置婴幼儿教育专业，统筹安排托育机构与幼儿园发展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