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和新现象是高等学校正在成为一个地方或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地标。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现实合理性。它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提出了新的地方化的要求，反映了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高等教育;区域发展;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近年来，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政策，包括“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有的亲自到教育部向有关领导表达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决心，有的则在百忙之中亲自参与有关大学制定项目的申请与建设方案，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主要领导还放下身段，接见这些项目的评审专家，等等。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一个，努力争取本地的大学能够进入这些国家工程或项目之中，获得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番号。虽然这其中的动机莫衷一是，但为地方争取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与资源，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及其意义，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信息：即过去人们常常把一个地方的GDP，或者是政府的财政税收与人们的收入等经济指标，作为一个地方发展水平与履职政绩的标志，为此地方政府领导把吸引外资，增加GDP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某些财税大户的大企业，以及某些显示发展经济实力的高层大楼等，往往成为显示地方发展水平的地标。而如今，区域或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重点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显示其改革发展新成果，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进步，科技文化发展新水平，以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新内涵的一个新“地标”。

　　高等学校逐渐成为区域性新地标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的结构性调整与协调发展的一种内生动力，体现了现代社会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与发展方向，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种新定位和评价模式。应该看到，这种变化趋势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信息化建设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一致的，与区域或地方的发展在新的发展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独特地位，以及不同区域或地方之间的竞争内容与方式的变化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格局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便悄然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逐渐地从潜在的层面浮上了水面，成为了区域和地方发展的新地标。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地标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使高等教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发展水平与人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变量。

　　随着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与积累，以及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在这种新的发展阶段，物质条件的增加和变化对人们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影响的边际效用正在逐步减小，而生存环境的好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等，正在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而在其中，教育则是首当其冲的因素。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教育在社会改革与民生的诸多领域排列中摆在第一位。这种安排并不是偶然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纲，按条条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教育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各项事情中是第一位的。这充分表明，教育在整个国家战略部署和新的改革发展格局中已经具有了新定位。应该看到，这种新定位与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反映了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不待言，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家庭中，经济收入、就业、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当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出现了某些问题，由此给家庭带来的苦恼、折磨和痛苦则是超过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家里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学校，在学习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那么，相比之下，哪怕其他方面不尽人意，这个家庭仍然是比较幸福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一个称心如意的教育，自己在其他方面多受点苦难与损失也愿意。而且，在现在的社会中，某个家庭在经济上的富有，某个人在官场中的发达，或者学术上的成功，等等，都不如自家的孩子在学校和教育方面的优秀，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以及获得社会与邻里的赞许。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中教育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且逐渐普及以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政策和公众话题。而全社会对高考的持续关注更是说明了这种现象。而且，一个区域或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往往也能够成为这个地方老百姓评价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如果高等教育的某些政策影响了老百姓的利益，那么由此产生的反响常常是非常激烈的。而如果某地有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它往往能够成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骄傲。

　　第二，高等教育正在逐渐成为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包括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卓越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

　　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它的持续稳定发展不能单纯依靠传统资本的投入，不能依靠大量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以及低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必须依靠人才、知识与创新。也正是如此，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而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的新动能，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协调、开放和共享的交集。这种新动能和交集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在四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是人才贡献，即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大学对地方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的培养与输送，特别是能够适应和促进相关行业创新发展的各类人才的培养，正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支撑;其次是知识贡献，即大学对地方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束缚地方经济发展的某些瓶颈的突破，进而成为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可靠的力量;再次是文化贡献，即大学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当地社会风气的建设，以及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实践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倡导者，以及庸俗与落后文化的批判力量;最后则是政策贡献，即大学对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大学智库的建设，通过有效的机制，将大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使公共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覆盖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显然，这样的新动能是其他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而且也是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持续发展最可靠的动能。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新格局，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与调整便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逐渐成为了影响经济社会公平发展与长远效率的重大政策课题。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通过不同的措施促进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所以，在国际上各种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中，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分量的因素。其中，在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评价指标体系里，“教育获得”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社会发展的水平。后来，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更加准确和方便统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取代了识字率，利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即预期中儿童现有入学率下得到的受教育时间)取代了毛入学率，由此HDI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评价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这也反映了教育作为区域发展新地标的现实价值。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这种新格局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新定位也进一步加强了高等教育与区域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合作，进而也推动了高等教育新理论形态与实践的创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方教育学”，或者是“地方本位教育”与“地方意识教育”。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这种“地方本位教育”旨在“将学习植基于在地现象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并且将杜威的经验教育作为这种学说的理论渊源。还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本位教育”是“运用在地社区与环境作为起点，教导跨领域的语言、艺术、数学、社会领域、科学与其他科目的过程”。总之，它强调的正是教育与区域或地方的结合。按照学者的观点，这种教育与区域或地方的结合包括了五个方面：即在地文化研究、在地自然研究、真实生活问题解决、工作现场实习、结合学校与社区。

　　也有的学者(Gruenewald)试图用比较严谨的方式描述这种“地方”概念的内涵，并且融合其他学者的观点，从下面五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地方教育学”的概念。①地方的知觉面向：意味着通过身体各种感觉经验所掌握的地方意义，这也是一种现象学的观点，即地方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意义，而在于个体与周围环境或空间真实具体的互动;②地方的社会学面向：地方并不是被动的地理或空间名词，而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与社会建构，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对地方的认同有相互影响之作用;③地方的意识形态面向：这个面向与前面的社会学面向比较相似，但前者比较关注的是对实质地方的认识、记忆与认同，而这种意识形态面向则比较偏向抽象层次的记忆、历史、思想与论述;④地方的政治面向：即关注地方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以及对正义与公平的理解，牵涉了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力、权利与责任等议题，也涉及多元文化、性别、族群、阶级等议题，等等，这个面向与批判教育学存在关联;⑤地方的生态面向：关注地方的非人类存在与自然环境，地方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区域的文化、自然、环境、政治与经济等条件，维护区域的自然与文化持续性与多样性。

　　这里，笔者并不想深入分析和评价这些看法和观点，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从一种理论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问题。其实，区域高等学校的发展涉及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与协调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地标，而且也是一个国家或社会高等教育的结构性指标，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最根本的体现之一，以及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

　　高等教育强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排行榜概念，而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这种所谓的“结构性”概念，指的是高等教育强国应该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要，适应与引领不同地方与行业的发展，以及支撑国家和地方不同战略的实现。而且，这种不同的“满足”“适应”和“支撑”之间能够相互协调，形成一种整体性的优势。目前，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中，往往非常关注中国的大学在某些国际高等教育排行榜中的名次。当然，这种排行榜中的名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与地位的重要指标。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因为，TOP100的大学及其数量只是高等教育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并非是充要条件。一个国家并不能只是依靠若干所排行榜中TOP100的大学就能够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实际上，世界上许多专门性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一流大学与学院，并没有进入到这些排行榜里。如艺术领域的俄罗斯列宾艺术学院，设计行业的顶尖学府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等等。在美国，除了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之外，还有若干所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号称小常春藤(Little Ivies)的本科层次的顶尖文理学院，包括威廉姆斯学院、艾姆赫斯特学院、卫斯理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明德学院、鲍登学院、科尔比学院、贝茨学院、汉密尔顿学院、哈弗福德学院等，成为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大学，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不亚于那些一流研究型大学。实际上，正是高等教育的这种结构性优势，是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之一。

　　而在这种高等教育的结构中，地区分布则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仍然以美国为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许多一流大学并不集中在某些大城市，而常常是分布在一些小城镇，甚至是乡村。如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分校等，就坐落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它的某些非常高水平的学科、专业与实验室等，也并非集中在某些著名大学里面，而是分布在若干州立大学中。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天体学科与新闻传播等，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地质与石油等学科。而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则是德国的高等教育，尽管排行榜中德国大学的名次并不如英美大学那么显赫，但德国大学的整体水平却不能不让人佩服。而且它的整体结构与布局也非常的合理，对德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与结构调整中，这种高等教育地区分布结构的优化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来说，我们不仅需要那些在排行榜中进入TOP100的研究型大学，还需要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水平大学;需要顶尖的培养博士的大学，也应该有一流的本科、专科大学;不仅有著名的学术型大学，还要有名牌的职业教育大学;不仅有具备学术影响力的一流学科，同样要有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一流学科;不仅有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学科，而且有应用技术方面的前沿学科。同时，这些具有优势的大学与学科能够根据中国的国情，比较合理地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形成一个能够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满足人民群众不同需求的综合性高等教育体系。

　　从高等教育理论上说，这种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结构的合理性正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与基本指标，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正如一个人的颜值取决于他(她)的面部五官，以及身体发育的匀称一样，高等教育强国的整体质量也取决于它的结构性优势。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加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这也是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作者：谢维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4期第12-15页

　　此篇为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为《效率与公平：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