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评招录模式创新实践与启示
作者:杨胜 温苑池
本科生招生录取是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入口环节,是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枢纽。我国传统高考录取模式以单一高考分数为核心评价标准,难以全面识别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潜质与学科特长,无法完全适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核心需求,形成高分与高创新潜质间的人才选拔错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招生录取模式创新、完善多元综合评价录取体系,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努力方向,也对高校以科学方法推进校本院校研究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院校研究是以高校自身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收集与科学分析校本运行数据,为高校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治理效能提升的自我研究、行动研究、应用研究与咨询研究。[1][3]其核心价值在于推动高校从经验决策向循证决策转型,是支撑高校重大制度改革的核心方法论与实践工具。南科大作为广东省举办、深圳市重点建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自筹建之初便以“一步到位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核心办学定位。循证分析发现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8]的创新探索与落地,全程自觉以院校研究为核心支撑,是我国新时代首个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创新探索试点,也是院校研究本土化实践的典型性案例。该案例是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招生录取模式创新的典型样本,将其创新探索的全过程完整嵌入院校研究的核心方法与实践逻辑,具备院校研究案例的典型性、独特性与示范性。
当前学界对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研究,多聚焦于改革内容本身与社会影响的描述,鲜有从院校研究理论视角,系统剖析院校研究在改革全流程中的核心作用,也缺乏对院校研究如何支撑高校重大制度改革的循证分析。本研究基于此提出核心问题,院校研究如何在高校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中发挥决策支持功能?其本土化实践的核心逻辑与实现路径是什么?以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创新为案例,循证解析院校研究的实践过程与核心价值,既能够丰富院校研究的本土化案例体系,也能为我国高校招生录取模式探索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
一、改革缘起——院校研究的问题识别与需求锚定
南科大招生制度改革的缘起,并非孤立的制度创新,而是院校研究专班(校领导、专家顾问、招办老师等)基于校本办学定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对国家政策导向、制度核心痛点堵点、校本发展需求进行系统性识别与分析的结果,严格遵循院校研究是行动研究、咨询研究的总体定位,研究的目的在于咨询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1]
(一)三重逻辑驱动的院校研究问题识别
院校研究的核心起点,是精准识别高校发展中的真实问题与核心需求。南科大院校研究专班在改革筹备期,通过厘清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系统性调研,明确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的三重核心驱动逻辑,三重逻辑相互嵌套、动态校准,共同锚定招生改革的问题域与行动目标。
从宏观层面看是国家战略驱动,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要求。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单一分数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与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结构性矛盾。深化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多元综合评价招生录取路径,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前进方向,为南科大的高教改革探索提供政策空间,这是院校研究识别的宏观政策背景。
从中观层面看是现实问题驱动,直面传统高考招生录取模式在科学性、公平性与适配性上的结构性缺陷。传统高考招生录取模式存在核心痛点,本科录取以高考分数为唯一核心依据,“会做题”不等同于创新能力强,大量具备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偏才、专才,无法通过单一高考渠道进入优质高校,形成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错配。这一制度痛点,是院校研究识别的改革核心问题导向。
从微观层面看是校本使命驱动,紧扣南科大服务改革使命和办学目标。南科大使命是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成为中国高教改革一面旗帜,其核心办学目标是扎根中国大地,快速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其人才培养目标是选拔和培养具备科研潜力、创新思维的拔尖创新人才。传统“唯分数”的招生录取模式,无法适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需求,必须构建一套符合校本办学定位的人才选拔体系,这是院校研究锚定的改革核心内生需求。
(二)院校研究引领下的改革发起
高校领导是院校研究的引领者、制度设计者与需求发起者,其战略认知直接决定院校研究的价值实现程度。[1]而包含校领导在内的院校研究专班是院校研究的核心推动者,是连接领导决策与实践落地的核心枢纽。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核心发起者,正是“领导引领+专业团队支撑”的院校研究主体协同模式的集中体现。
2009年,朱清时院士受聘南科大创校校长后,源于办学使命和人才培养目标,率先提出打破“唯分数”招生方式、探索多元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创新思路,成为本次院校研究的需求发起者与战略引领者。南科大实际形成院校研究专班为核心的招生录取模式创新的研究团队,成员包括校领导、高教研究专家顾问、招生考试专业人员等,形成院校研究的核心执行主体。在南科大相关工作会议上,院校研究专班基于办学使命、人才培养目标和前期调研,正式提出“以高考为基础、多元评价学生素质能力”的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核心思路,成为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雏形,完成改革从战略构想到可落地研究方案的核心转化。
二、改革全流程的院校研究循证实践
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探索从方案调研到落地迭代的全过程,是典型的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实践,综合运用工作专班型、多部门联动型、日常事务型、项目驱动型四种院校研究实践形式[2],形成“调研论证-方案优化-三级审批-实施闭环”的完整院校研究循证链条,院校研究专班在全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决策支持作用。
(一)启动工作专班型院校研究,开展多维度循证调研
2009-2012年,南科大以院校研究专班为核心,组建跨领域专题研究工作专班,全面启动改革方案的调研与设计工作,这一组织形式正是张俊超等学者提出的工作专班型院校研究的典型应用——针对重大专项任务决策需求,抽调跨领域人员组建专班,通过专业协同提出解决方案,具备临时性、跨领域与快速响应的核心特征。院校研究工作专班主导完成三个维度的系统性调研,构建创新方案的完整循证证据支撑[2]。
一是国内高校招生现状循证调研。院校研究专班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高校,重点分析其自主招生、少年班等招生模式的优势与局限,通过数据对比与案例分析,明确当时国内自主招生“最终仍以高考分数为核心,未实现真正多元评价”的核心局限,锁定创新探索需要突破的核心方向。
二是境外高校招生模式循证调研。院校研究专班系统研究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常春藤高校的综合评价录取体系,重点分析其标准化考试与学校自主评价的权重平衡、学生创新思维和学术潜力的评价识别方法,为方案设计提供国际经验的循证参考。
三是政策边界循证调研。院校研究专班多次与广东省教育厅、深圳市教育局开展多部门联动座谈,精准把握国家与地方高考招生政策的核心要求与改革边界,确保方案设计的政策合规性,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多部门联动型院校研究的核心特征。
(二)多元主体协同下的方案循证优化与博弈平衡
专题调研完成后,院校研究专班启动方案的多轮设计与优化,核心围绕招生评价的权重分配,完成从“433模式”到“631模式”的核心转变,这一过程本质上是院校研究支撑下,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平衡与协同。
南科大最初基于院校研究专班的调研结论,设计提出“433模式”初始方案,即自主招生考试占40%、高考成绩占30%、学生高中平时成绩占30%,核心目标是增强学校自主评价权重,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在方案论证过程中,教育主管部门明确提出“高考改革必须坚持公平性优先于科学性”的核心原则,要求高考必须在招生评价中占据主体地位[9]。
当时值南科大创校初期,没有整套自主招生和考核办法保证招到的学生非常优秀,院校研究专班开展多轮政策论证与学校综合情况评估,认为学校招生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需要借助高考来选拔录取人才。与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多次激烈沟通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基于政策合规性与改革创新性的双重要求,形成“631”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核心框架。高考成绩占60%,牢牢守住国家高考的主体地位这一重大原则;南科大自主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保留学校的人才选拔自主权;高中阶段平时成绩占10%,实现对学生成长过程的多元评价。这一方案既符合国家高考制度的核心要求,又实现多元评价的改革目标,平衡招生录取的公平性、科学性与自主性。[9]根据院校研究专班和上级教育考试专家意见进一步细化招生全流程纳入国家高考录取体系、能力测试全流程监督机制等核心内容,完成方案的最终优化,形成正式报批的改革文件。
(三)院校研究支撑三级审批的制度化决策
院校研究是行动研究、咨询研究,研究目的在于咨询,在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而问题的解决、决策的科学性都有赖于领导者和管理者。[10]院校研究成果的转化,必须依托制度化的决策审批流程,实现从研究方案到正式制度的落地。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决策审批分为校内、地方、国家三个层级,院校研究专班在全流程中承担核心的循证论证与材料支撑作用,确保创新方案的顺利获批。
在校内决策层面,2010-2012年,南科大院校研究专班多次审议研讨招生录取模式改革方案,院校研究专班全面汇报方案的调研过程、数据支撑、设计逻辑与风险应对方案,为学校决策提供完整的循证依据,最终方案经表决通过,正式进入报批流程。
在地方审批层面,院校研究专班配合深圳市政府、广东省教育厅完成方案的合规性审核,针对地方主管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快速完成方案的补充论证与优化,最终由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向教育部提交试点方案申请。
在国家审批层面,院校研究专班完成试点申请的全套论证材料,全面阐述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探索的政策依据、实践基础、风险防控与示范价值,为教育部决策提供完整的循证支撑。2012年4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南科大建校,南科大去筹转正;2012年5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南科大631综合评价录取方案,标志着院校研究专班形成的改革方案,正式获得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可,完成从研究成果到官方制度的核心转化。
(四)闭环式院校研究迭代—从试点到稳定化的全流程优化
自2012年正式落地以来,南科大631综合评价招生模式的实施过程,形成“研究-实践-反馈-优化”的闭环迭代,院校研究专班通过日常事务型与项目驱动型相结合的院校研究形式,实现改革方案的持续迭代与优化。
2012年,南科大首次在8个省份开展631模式招生试点,2013-2014年,招生范围逐步扩大至全国大部分省份,院校研究专班全程跟进招生实施全流程,对报名、初筛、能力测试、录取各环节开展全过程数据监测与效果评估,形成院校研究评估报告,为后续改革优化提供循证依据。
2015年后,631模式成为南科大固定的本科招生模式。院校研究专班更新职责和组成成员(含本科招生领导小组、考试招生研究中心、教工部、招生办、招生组等),南科大涉及人才培养的职能部门、院系单位与院校研究专班配合,将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优化研究纳入日常事务型院校研究范畴,每年基于上一年度的实施数据与反馈,持续优化招生流程与评价标准,完善报名初筛机制、细化能力测试评分标准、优化面试组织流程,实现改革方案的动态迭代。
2020年后院校研究专班依托“南科大研究”系列专项课题,以项目驱动型院校研究形式,持续对招生制度开展深度研究与优化,形成专项研究报告,推动招生体系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同时院校研究专班推动落实师生参与机制,教授群体深度参与能力测试的命题、面试与评审工作,实现雷洪德等学者提出的治理共建式参与。[4]在校学生通过假期母校行招生志愿服务、新生体验反馈、学生深度参与招生说明会等环节,为招生流程优化提供一手数据与建议,完成效果验证式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招生治理体系。2025年,南科大针对631模式推出的10项创新措施,正是项目驱动型院校研究的核心成果实践验证,助推生源质量进一步迈向新台阶。
三、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应对探索过程中的核心矛盾
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模式是高校针对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系统化、聚焦化、科学化的专题分析,形成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3]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的全过程,始终伴随着多重核心矛盾的博弈与化解。院校研究专班基于循证分析方法,针对每一项矛盾构建系统化的专题研究应对机制,既保障改革的平稳推进,也充分体现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在高校重大决策中的咨询支撑、决策支撑、风险提示功能。
(一)院校研究平衡政策合规性与改革自主性的矛盾
核心矛盾一是学校招生录取模式的创新探索需求,与国家高考招生政策的制度边界之间的冲突。改革初期,南科大院校研究专班希望探索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但国家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招生必须以高考为基础,不得突破高考制度的整体框架,方案若不符合政策合规性要求,便无法获得审批与落地。
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是院校研究的基本特征。[3]院校研究是行动研究、咨询研究,[10]必须坚守政策底线,主动对接国家政策要求,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最大化的创新。院校研究专班通过多轮政策文本分析、学校实际综合评估、与主管部门的联动研讨,精准把握国家高考政策的核心红线与改革空间,通过方案的多轮调整,将高考成绩权重定为60%,牢牢守住高考的核心主体地位,根据上级主管单位要求将招生全流程完全纳入国家高考录取体系,在提前批完成录取,不搞计划外招生。最终方案既符合国家高考政策的核心要求,又实现人才选拔模式的探索创新,成功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实现合规性与创新性的平衡。
(二)院校研究的保障措施化解自主评价科学性与社会公平性质疑的矛盾
核心矛盾二是南科大自主组织的30%能力测试,引发社会公众与考生家长对招生公平性的广泛质疑,核心担忧是综合评价环节可能出现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若无法打消这一质疑,改革将失去社会认可,无法长期推行。
院校研究专班主导的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必须将公平公正作为底线要求,通过全流程的制度设计与公开透明,构建闭环式的公平保障机制。院校研究专班基于国内外高校综合评价招生的风险案例分析,循证设计四位一体的公平保障措施。一是全流程信息公开,所有招生规则、评价标准、录取流程均提前通过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布,接受全程监督;二是全环节纪检监督,能力测试的命题、印刷(后改机考)、监考、阅卷全流程由纪检部门全程监督,委托国家考试院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实现闭环管理;三是面试双盲制度,考官与考生现场随机抽签分组,面试题目随机抽取,全程录音录像并存档备查;四是综评结果全面公布,所有考生的综合成绩(机考面试综合等)在综评系统发布,录取结果在学校官网公示,接受社会举报与监督。从根本上保障招生的公平性,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7]
(三)院校研究的指标拆解转化多元评价标准抽象性与落地实操性的矛盾
核心矛盾三是创新潜质、综合素质、批判性思维等多元评价维度,具有较强的抽象性,难以量化与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若标准模糊,极易导致评价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主观随意性问题。
院校研究的核心功能为咨询研究,为决策科学化提供支持。[1]院校研究将抽象的评价标准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验证的实践标准措施,实现循证评价。院校研究专班通过对拔尖创新人才核心素质的模型构建,将抽象的多元评价标准拆解为可落地的具体指标体系。一是将30%的能力测试拆分为笔试与面试两部分,笔试重点考察逻辑思维、数理基础与创新能力,采用客观题与开放性试题结合的方式,压缩主观评分空间;面试制定明确的5个评分维度与打分标准,重点考察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科学兴趣与学术潜力;二是将高中综合素质档案纳入初筛与面试参考,不直接设置加分项,既兼顾学生综合表现,又避免陷入“唯竞赛”的新误区;三是邀请不同学科的教授交叉参与面试,保障评价视角的多元性,避免单一评价标准的偏差。
(四)院校研究的体系构建破解招生规模扩张与评价质量保障的矛盾
核心矛盾四是随着招生省份与招生人数的持续增加,参加能力测试的考生规模大幅扩大,若不优化流程与标准,极易出现评价质量下降、评分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违背改革的初衷。
院校研究通过标准化体系建设、系统化培训与数智化赋能,破解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的矛盾,实现管理效能的持续提升。院校研究专班基于历年招生数据的统计分析,构建三位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一是完善报名初筛机制,制定明确的初筛标准,合理控制进入能力测试环节的考生规模,保障评价的深度与质量;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测试体系,所有省份的能力测试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评分标准,确保不同省份考生在同一标准下接受评价;三是建立考官统一培训与校准制度,所有面试考官均需提前接受统一培训,熟悉评分标准与规则,面试前专门设置评分校准环节,确保不同考官的评分尺度保持一致。[7]
四、院校研究视角下的创新探索的成效和案例启示
(一)创新探索成效
截至2025年,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已实施14年,基于院校研究的循证分析方法,验证院校研究支撑下的创新探索成效。[7]
一是人才选拔与培养目标的适配度显著提升。631模式打破“唯分数”的选拔限制,实现生源质量与生源结构的双重优化。一方面,南科大录取分数线常年稳居各省理科/物理类前列,生源整体质量持续稳步提升;另一方面,大量高考分数并非顶尖,但具备突出学科特长、创新潜质与科研兴趣的学生,通过该模式被南科大录取,生源结构更加多元,与学校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适配度显著提升。[7]从培养成效看,631模式选拔的学生在本科培养阶段展现出极强的科研适配性,超70%的本科生在本科阶段进入教授科研团队参与科研项目,本科毕业生平均深造率常年保持在60%以上,2025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更是达到81%,其中超40%的毕业生进入QS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深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二是改革形成全国性的院校研究示范效应。南科大631招生录取模式,是国内首个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其院校研究支撑改革的全流程实践,为全国高校招生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目前,上海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数十所国内高校,均借鉴该模式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录取;南科大的试点经验,为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6]等国家政策的出台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推动我国高考招生制度从“唯分数评价”向“多元综合评价”的整体转型,充分体现院校研究“以校本实践推动行业改革”的核心价值。
(二)院校研究视角下的本土实践启示
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的全过程,是一次完整、规范、成效显著的院校研究本土实践,为我国高校开展院校研究、推进校本重大改革,提供系统性的实践启示。
一是院校研究必须锚定校本办学定位,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院校研究的本质是高校的“自我研究”,其核心生命力在于立足校本办学定位,解决学校发展中的真实问题,而非为研究而研究。[10]南科大基于院校研究支撑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成效初现,核心根源在于院校研究始终锚定“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办学定位和目标,所有专题院校研究设计均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精准解决传统招生模式与校本人才培养需求的错配问题。这一实践表明,院校研究必须以学校核心办学目标为引领,以真实问题为导向,才能真正实现其服务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
二是院校研究必须构建“一核多元”的主体协同体系,强化专业团队的核心作用。院校研究的有效推进,必须依托“高校领导为引领、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为核心、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为重要主体、师生群体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主体协同体系。[1]南科大的改革实践中,校领导作为引领者,主导改革的发起与顶层设计;院校研究专班作为核心,完成调研、方案设计、论证、迭代全流程的核心工作;人才培养和招生职能部门作为重要责任主体,负责招生录取模式的落地实施;教授与学生作为参与者,深度融入人才选拔与流程优化全过程;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协同者,为改革提供政策指导与制度保障。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形成改革的强大合力,这是院校研究成果能够顺利转化、改革能够平稳推进的组织保障。
三是院校研究必须坚守合规性与公平性底线,实现科学性与公共性的平衡。公平性是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生命线,也是院校研究必须坚守的核心底线。南科大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探索的全过程,始终坚持“公平性优先于科学性”的核心原则,院校研究专班在最终报批版方案设计中牢牢守住高考的主体地位,在实施中构建全流程、闭环式的公平保障机制,以公开透明化解社会对公平性的质疑。这一实践表明,高校的校本改革与院校研究,必须坚守国家政策底线,兼顾改革的科学性与公共性,将公平公正作为改革可持续推进的核心基础,才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实现改革的长期价值。
四是院校研究必须建立闭环迭代机制,实现研究与实践的持续双向赋能。院校研究并非一次性的方案设计,而是“研究-实践-反馈-优化”持续迭代的闭环过程。南科大631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14年的实施过程中,院校研究专班每年根据实践反馈持续优化迭代,从最初的八省试点,到全国推广,再到体系化成熟发展,始终保持着探索创新的活力。这一实践表明,院校研究必须建立常态化的反馈与优化机制,将研究融入日常管理实践,以实践成果反哺研究优化,实现研究与实践的持续双向赋能。[7]
五是院校研究必须坚持循证决策与数据驱动,推动高校治理现代化转型。院校研究出发点是实现从“经验决策”向“循证决策”转型,以数据驱动高校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南科大招生录取模式创新从专题研究阶段的多维度调研论证,到实施阶段的全流程数据管控支撑,再到成效评估阶段的循证验证,院校研究专班始终以数据与事实为核心依据,避免经验主义的决策偏差。这一实践表明,院校研究是推动高校治理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型的核心抓手,高校必须以院校研究为载体,强化数据治理,构建数据驱动的决策体系,全面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研究反思与未来展望
从院校研究的视角反思,南科大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创新的院校研究实践仍存在可优化的空间。当前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学生群体在招生录取模式创新中的治理共建参与深度不足,更多停留在效果验证与数据提供层面,未能深度参与方案设计与议题设置。未来,南科大可通过院校研究项目制、定期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师生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推动招生录取模式创新从专题研究式向师生参与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模式升级。
同时,本研究作为单案例研究,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多案例对比分析,选取不同类型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创新案例,对比分析院校研究在不同场景中的实践路径与作用差异,进一步丰富院校研究的本土化理论与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1]刘献君,赵彩霞,周进.论院校研究的主体[J].高等教育研究,2025,46(02):11-17.
[2]张俊超,牛睿.高校职能部门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形式、现实问题与提升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25,46(02):18-23.
[3]魏署光,马玉龙.中国院校研究的三种模式及其特征[J].高等教育研究,2025,46(02):30-35.
[4] 雷洪德,惠志丹,王坤.院校研究中的师生参与及其制度保障[J].高等教育研究,2025,46(02):24-29.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函:教发函〔2012〕71号[Z].2012-04-16.
[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Z].2014-09-03.
[7]南方科技大学.先行先试 探索创新人才选拔模式[EB/OL].https://newshub.sustech.edu.cn/html/202212/43174.html.
[8] 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综合评价招生简章[EB/OL].(2026-02-11).https://zs.sustech.edu.cn.
[9]沈清华. 南科大创校记 [大学从0到1].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21
[10]刘献君.大力加强院校研究,推动现代大学管理[J].高等教育研究,2005,26(1):35-39.
作者简介
杨胜,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南方科技大学招生组工作人员;
温苑池,南方科技大学招办职员;汪炳元,南方科技大学招办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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