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强国建设全面发力的重要一年。面对人口结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及知识生产方式、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的深刻变化，如何以科学规划和精准政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论坛于2026年9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战略 推动‘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教育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及京、津、沪、晋、辽、苏、浙、赣、鲁、粤、桂、川、云等地教育科研和智库机构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和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和“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与改革，聚焦国家战略、教育战略与区域战略联动，深入研讨突破性政策举措，推动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全球教育治理对话。

在国家战略全局中谋划“十五五”教育发展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结构变化、科技革命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等维度，对当前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作出系统阐释。面向“十五五”，如何以科学规划和精准政策回应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教育战略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康宁研究员在致辞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切实承担起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作为教育政策的研究者、推动者与践行者，要做好系统谋划、推进精准施策。她强调，教育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规划要立足国家整体大局和发展大势，做到上下贯通、统筹协同。面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和全球格局变化，教育战略与规划的落实要更加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配置，坚持顶层引领与基层创新相结合，并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影响，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

　　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国教授致辞强调，教育战略研究是国家战略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立足国家整体发展大局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从国家发展全局高度谋划教育改革路径，不断提升教育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当前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多重挑战，教育战略与规划研究要切实提升对长期趋势和重大变化的研判能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协同配置研究，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切实把研究优势转化为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上午大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范国睿教授和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国教授主持。

从发展动能到政策规划：把握“十五五”教育发展新阶段

　　进入“十五五”，教育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发展的动力来源，也需要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设计回应新的发展要求。两场主旨报告分别从发展动能和政策规划两个层面，对未来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作出研判。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来源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谢维和教授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动能转换与实践》主旨报告中指出，我国教育改革已完成从“单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根本性动能转换。2020年三中全会正式将教育综合改革确立为新时代核心政策方向，标志着教育治理进入新阶段：这一转向本质是新发展理念中“协调”要求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从过去局部倾斜思路转向以“协同”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方向，打破分部门、分领域的治理割裂，实现制度、资源、机制的系统性整合，具体体现为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体融合、产教融合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构、大中小学贯通培养、学科跨学科重组、五育融合立德树人五大方向。他强调，教育动能转换不仅是教育自身发展要求，更成为支撑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引擎，未来将以结构优化和活力激发为核心，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面向“十五五”，教育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对规划理念和政策取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在题为《“十五五”时期教育规划的重要政策导向》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十五五”是我国向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目标迈进的关键攻坚期，教育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结构优化、服务升级”的新阶段。他强调，“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要始终围绕两大主线推进：坚持人民至上的民生主线，立足强国建设的战略主线。他提出，教育政策要突出三个重点导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配置、培养链条、评价体系“三个贯通”；保障教育经费提质增效，坚守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底线，加大对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倾斜力度，建立绩效评价体系；优化教育供给结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构建覆盖各级各类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

科技变革与人才竞争重塑教育发展

　　面向“十五五”，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国际人才竞争正在成为影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变量。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人才培养、高等教育改革、政策转型、科研组织和基础教育发展等议题，多位与会专家从不同层面讨论教育体系如何更好地适应科技创新和国家战略发展的新要求。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加快进入教育场景，技术应用正从效率提升进一步走向价值判断、伦理规范和治理机制建设。如何在释放AI教育效能的同时守住教育公共价值，成为技术进入教育深水区后必须回应的问题。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张羽教授在《从数据到价值：构建循证的技术伦理治理体系》主题报告中提出，破解技术应用困境需构建“数据—证据—价值—治理”逻辑链，改变“技术先行、价值后置”的传统模式，建立以教育价值为核心的循证技术伦理治理体系，将教育价值作为技术应用的前置校验标准，从源头防范技术逻辑替代教育逻辑的风险。她提出，应将价值导向贯穿教育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全过程，通过长期追踪评估、“选择权机制”和多元观点碰撞等方式，使技术治理建立在持续证据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在鼓励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之间形成动态平衡，既释放AI提升效率、促进教育公平的潜力，也防范技术依赖等风险。

　　科技竞争的核心，正从单一技术优势转向人才培养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竞争。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岳昌君教授在《面向国际竞争的人才培养能力》主题报告中指出，面对全球竞争格局和就业市场变化，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更加突出能力导向，提升人才培养与未来就业市场和国际竞争需求的适配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的发展阶段，国际视野、创新能力、数字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正成为面向未来竞争的重要能力。面向“十五五”，应坚持“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推动人才培养更好对接国家战略、国际竞争和市场需求，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优化专业结构、加强跨学科培养、改革学业评价等方式，培育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为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人才竞争格局的变化，正在推动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加快调整人才培养、学科布局和创新组织方式。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阚阅教授作题为《从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动向看“十五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他指出，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呈现国家战略驱动、政府统筹强化的趋势，高校科研深入嵌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产学研协同、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加速，学科专业布局更加注重与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衔接。面向“十五五”，我国高等教育应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和创新发展的支撑作用，以“双一流”建设助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完善分类发展机制，引导高校突出特色，激活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动能，动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同时，深化高校与企业、区域协同，构建更加注重质量、服务和贡献的评价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教育强国建设深入推进，对教育政策的科学性、功能性和社会认同提出更高要求。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薛二勇教授作《教育强国建设的政策转型与推进理路》主题报告，围绕如何构建与教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展开分析。他提出，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层级响应与部门协同、规划引领与综合改革相结合的实践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教育政策体系转型。面对宏观、中观、微观证据相对分散，利益相关主体参与不足以及政策监测技术创新等挑战，应推动决策范式走向循证，强化多源证据的集成、分级分类与有效应用，将教师、学生、学校等主体利益更充分纳入政策制定、执行和优化全过程，并促进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决策相融合。通过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实施的支撑力和利益相关主体的认同度，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

　　随着科技创新对跨学科、跨领域协同的需求不断增强，科研组织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突破学科和院系边界，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协同机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永红教授在《促进教育强国建设 推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战略布局》报告中指出，当前科技创新对跨学科、跨领域协同需求持续提升，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是服务国家战略、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必然选择。报告重申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概念内涵和有组织科研/自由探索的多类组合逻辑，从多元知识生产模式和科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等出发，多维度分析2023年以来教育部学科交叉中心建设的模式与特征，提出智能时代未来学科的零创/元学科观点，建议在学科交叉中心持续建设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有组织科研一有组织人才培养一重要创新平台一新兴产业之间互动循环，规划如何从原始创新走向新兴产业、新兴学科，并基于国家赋予的目标就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从制度创新、组织架构、协同推进、资源配置、人才培养、数智赋能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设路径。

　　教育强国建设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教育这一人才成长的重要基础，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也因此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尺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未来教师学院院长张爽教授在题为《“十五五”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切》的主题报告中，对全球基础教育改革总体趋势进行了分析，提出“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公平普惠向全学段、全人群延伸的态势愈加明显，要构建普惠贯通的公共基础教育服务体系，打通资源配置到育人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要着力构建因材施教的育人体系，以学习科学支撑五育融合，推动校长成为学校学习生活“总设计师”，引导教师基于成长规律优化教学与评价；以制度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待遇、优化环境；在AI与教育融合中坚持以人为本，明确技术边界，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成长。

　　会议围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分别设置专题论坛，聚焦“十五五”时期不同教育阶段改革发展的重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基础教育专题论坛

　　基础教育专题论坛围绕“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展开研讨，由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光明教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所长杜晓利研究员主持。与会专家从规划、评价、督导、人口、资源配置、数据治理和地方改革等不同视角切入，集中回应基础教育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面临的新问题。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规划方式和评价尺度。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规划、评价和督导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范晓东教授从地方教科研实践出发，提出省级教科院要从教学研究、考试命题等传统职能，进一步向教育决策智库、教研枢纽和学术平台“三位一体”转型，推动科研范式由相对分散的课题研究向战略需求牵引、数据循证、交叉融合和有组织科研转变，使教科研更好地服务教育决策和教育强省建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中心副主任刘韬从学校德育工作评价切入，提出德育评价既要避免凭印象判断，也要防止简单量化排名，应回到立德树人和学校育人的原点，通过领导力、执行力、协同力和生命力等维度，推动评价由“评学校”进一步走向帮助学校改进育人工作。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所长杜晓利研究员则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的演进出发，提出督导评估要突破重硬件、重静态达标和外部主导的路径依赖，从侧重鉴别证明的行政管理工具转向诊断、改进和发展，从“一把尺子”走向更加关注增值、特色和治理效能的发展性评价。

　　人口变化正在重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逻辑。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倪娟教授以江苏为例指出，人口流动加快后，传统以学籍和生均公用经费为基础的“钱随人走”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现实变化，需要从“经费随实际服务走、责任随人口流动走、标准随差异化需求走”三个层面重新理解教育经费配置机制。流入地需要承担新增学位和教育服务，流出地仍需维持必要校点和基本教师配置；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特殊教育等实际办学成本不同，也需要在统一规则下体现差异化保障。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宫珂研究员则从区域战略和“十五五”规划层面指出，山东学龄人口呈现学段次第达峰、乡村持续下降、城区资源紧张、区域分化明显等特征，需要通过学龄人口预测模型和资源配置平台，把人口变化提前转化为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和资源调整的依据，并以规划统筹推动资源跨区域、跨学校更加灵活配置。

　　改革的生命力最终体现在地方实践，规划和政策最终要进入真实的教育场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魏峰教授从数据驱动视角讨论基础教育变革，指出数据驱动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而不仅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学校治理既要关注师生、学校运行和满意度等内部数据，也要将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外部变化纳入决策，通过数据更准确地识别教育问题、改进资源配置和学校管理，同时警惕简单依赖数据带来的局限。东莞市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政研室副主任唐清志则以人口持续流入的东莞为例，指出面对学位供给、财政、土地和教师编制等多重约束，基础教育发展需要从规模扩张进一步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东莞通过学龄人口预测研判不同学段梯次达峰趋势，在新增学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存量资源挖潜，并将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纳入区域教育改革，以教育结构优化更好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高等教育专题论坛

　　高等教育专题论坛把讨论聚焦于知识生产、科研组织、人才培养、教育科技人才协同以及全球教育治理等问题，由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毅、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阙明坤主持。

　　重大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跨学科协同，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也由学科布局调整进一步走向知识组织、科研组织和评价激励机制的重构。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三发研究员认为，交叉学科的形成既源于知识生产的需要，也源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具有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双重属性。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问题建设的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则进一步强化战略布局和问题导向，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载体。他同时指出，交叉学科的组织方式发生变化，评价方式也需要相应改变，不能沿用传统学科的单一评价方式，应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成果影响和组织机制，探索多元、多维的评价体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哈巍从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出发，指出职称晋升对教师科研行为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教师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保持着持续的科研活力，合作网络和科研角色也在不断变化，高校教师评价因而需要更加关注职业发展的长期过程以及科研合作方式的变化，为进一步完善评价激励机制、优化科研组织方式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协同创新还需要把握规模与效能之间的关系。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凤娟教授基于科研团队数据发现，学科协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应从扩大协作范围进一步转向提升协作深度和团队内部协同质量。不同类型高校和科研团队的资源禀赋、协作方式存在差异，协同机制也需要更加注重适配性。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的关键，不是简单增加连接，而是提升协作质量和创新效能。

　　从要素集聚走向生态协同，正在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一步，人才培养和识别机制也需要随之调整。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所长高兵研究员从“要素集聚”走向“生态协同”的视角，分析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现实路径，提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的高度集聚，并不意味着创新效能能够自然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是贯通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枢纽，要进一步打通高校与企业、科研与产业之间的连接，推动企业需求更好进入科研创新过程，使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协同创新优势。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刘继安教授则从学科交叉视角出发，提出面向重大原创创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突破传统学科和培养模式的边界，传统知识体系、人才培养和管理机制之间需要建立更加适应交叉创新的关系，从战略、制度到培养过程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支持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生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张家勇研究员将视角进一步延伸至创新人才的选拔与识别，认为人才潜力难以通过一次考试、一次评价准确识别，研究生招生需要完善分类选拔机制，更加关注人才成长的发展性和不确定性，将人才识别从一次性选拔延伸到培养过程，通过更加多元、动态的评价持续发现创新潜力。

　　从大学内部治理进一步走向全球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的视野和能力也在不断拓展。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研究处处长熊建辉研究员从全球教育治理智库建设出发，提出以数字技术和有组织科研汇聚全球教育知识、数据与研究力量，推动全球教育研究从静态知识积累走向动态态势感知和深度研究，提升教育战略研究的及时性和前瞻性。通过整合分散的研究资源和专家力量，可以围绕国家关切的重大教育问题形成更加有组织的协同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执行校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则从全球教育治理视角出发，提出中国教育经验走向世界不能停留于经验介绍，而要进一步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检验和共同使用的公共知识，从经验交流走向知识共创和治理参与。这也意味着，中国教育国际化需要从“经验传播”进一步走向国际规则、知识体系和专业网络的共同建设。

专题圆桌研讨：聚焦改革落地与成果转化的两大议题

　　两个专题论坛的圆桌研讨聚焦具有鲜明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一是如何在坚定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同时，激发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统一部署更好适配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二是如何破解产学研深度融合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制度堵点，推动高校与产业建立更加稳定、高效的协同机制。

　　以“坚定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激发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主题的圆桌讨论，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晨研究员主持，杜晓利研究员、倪娟教授、唐清志副主任等参加深度讨论。

　　与谈专家围绕教育政策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有效传导、地方改革创新如何形成上下贯通的政策循环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面对区域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财政能力的差异，全国性政策如何既守住基本底线，又为地方因地制宜留下空间，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专家指出，具体政策落地不能简单追求“上下一边粗”，从中央要求到省级统筹，再到市县和学校实践，需要经过结合实际的解释、转化和适配。省级层面尤其应发挥承上启下作用，把宏观政策进一步转化为基层能够理解、能够执行的具体任务，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政策向下传导的同时，地方实践如何有效向上反馈也受到与谈专家关注。专家结合集团化办学、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等地方探索指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基层实践仍较多依赖个别地方和负责人持续推动，如何将实践探索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是改革能否持续的重要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基层创新的发现、评估和转化机制，使经过实践检验的地方经验能够进入更高层级的政策视野，推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更好衔接。围绕区域教育协同和资源配置的政策落实，与谈专家还就跨行政区域合作、教育投入、教师编制等现实问题进行了交流。跨区域教育合作不仅涉及优质资源共享，也面临行政边界、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担等问题；在人口持续流入地区，学位供给、教师编制和财政投入等压力相互叠加。专家们提出，应进一步加强教育、财政、编制、人社等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更好统筹教育发展需求与地方资源承载能力。与谈专家认为，面向“十五五”，应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策传导和反馈机制，在坚持国家政策基本要求的同时，增强政策实施的适配性，为地方结合实际开展改革探索留出必要空间；同时及时发现、总结和转化基层创新经验，推动中央政策、地方实践与基层探索之间形成更加顺畅的良性互动。

　　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破解路径”为主题的圆桌论坛，由阙明坤研究员主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刘兴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孟照海、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刘虹等参加深度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当前，我国高校科研能力持续跃升，创新成果、发明专利非常丰富，但是存在科研与产业 “两张皮”的现实难题，科研成果多、落地转化少；论文产出多、产业应用少；实验室成果强、市场适配性弱。一些成果 “锁在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悬在半空中”，难以真正变成产业竞争力、企业生产力。如何破解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之间的供需错配，解决链条割裂、衔接不畅、激励不足、机制不通难题， 推动科技成果从“能够转化”走向“有效转化、持续转化”，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专家指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已经形成不少有益探索，但从整体看，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一方面，成果形成之后再寻找市场，往往已经错过产业参与和共同研发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高校内部管理、科研评价与市场运行遵循不同逻辑，也使成果转化面临“不敢转、不会转”等现实障碍。围绕如何打通这些堵点，与谈专家提出，成果转化不能简单追求数量和短期收益，而应根据高校定位、行业特点、成果属性和项目风险实行分类施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成果具有不同的价值实现方式，既要关注经济价值，也要兼顾国家战略和社会公共价值。通过“一校一策、一业一策、一果一策、一项一策”，以及成果清单、负面清单、激励清单等制度安排，可以进一步厘清转化边界，增强科研人员开展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专家们还特别关注成果转化能力本身的建设。当前一些成功案例仍较多依赖科研人员个人资源和偶然机遇，尚未充分转化为高校稳定、可复制的组织能力。为此，应推动企业需求更早进入科研过程，培育专业化成果转化团队，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市场对接和商务谈判等专业服务，并优化高校内部审批流程，推动管理方式由串联式向更加协同高效的并联式转变。与谈专家认为，深化产学研融合，关键不仅在于增加成果转化数量，更在于重构科研、产业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机制，使产业需求能够更早进入科研创新过程，使科研成果能够通过专业化、制度化的机制持续走向现实应用，不断提升高校服务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谈专家表示，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第三方机构力量，四方协同，形成合力，加快建立成果转化机制、激励机制、产权保护机制、容错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促进更多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本次年会从国家战略、发展动能和规划政策的宏观研判，延伸至人口变化、资源配置、评价改革、学科交叉和科技成果转化等现实问题，更加突出不同改革领域之间的协同联动。与会专家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刻变化，“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由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推进，更加注重国家战略、教育战略与区域实践之间的贯通衔接，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尺度，并进一步总结中国教育改革经验，推动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国际教育对话的能力。面向“十五五”，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将更加关注长期趋势与现实问题的交汇，强化政策设计与地方实践的衔接，为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研究支撑和智力支持。

　　会议期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与同济大学联合发布《全球STEM教育发展指数2026》。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三发研究员介绍，本轮评价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地区覆盖范围，从全球比较视角呈现STEM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及最新变化。研究发现，亚洲在全球领先梯队中的席位增加，领先格局更趋多元；中国在保持“教育过程”优势的同时，在“知识贡献”等成果与影响维度表现突出，比较优势进一步向知识产出延伸。部分国家在不同维度上互有升降，反映出全球STEM教育领先梯队内部结构持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