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读初二的阿凯(化名)刚刚度过了“记忆中最美妙的十一假期”,因为这个假期“破天荒地没上辅导班”,还跟同学打了两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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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新学期伊始,各地纷纷出台“双减”落地政策。
“双减”之后“多出来的时间”做什么,成为学校、家长手中的新“考题”,体育正在很多地方成为答案之一。
“双减”之下,学校、家长怎么选?
9月新学期一开始,各地家长和学生们就感受到了新变化。孩子正读三年级的丁女士说:“最明显的就是有了课后服务,延长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在学校做作业,也可以参加文体社团活动,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双减”政策在各地的落地不仅在于“减”,还在于“加”,在学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体育、艺术等门类正成为填补“双减”之下学校课后服务内容的主力。
在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二小学的课后服务列表里,分别设置了个性化课程和社团俱乐部课程,包括足球、啦啦操、射击、武术、田径、击剑、篮球、跆拳道等多个体育项目,目前学校共有730名学生报名参加。
9月底,苏州奥体中心与苏州工业园区星汇学校宣布联合打造汇奥“5+2”课外实践活动基地,将游泳列为必修课,另设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篮球、攀岩、自由搏击六门选修课,希望让每个孩子都能掌握一到两项体育技能。
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二小学校长孙朝莲说:“双减政策下,学校、家庭、社会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质健康。从学校课后服务报名情况来看,足球等球类运动、武术、棋类等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项目。这非常符合我们培养的最终目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孙朝莲的选择也是绝大多数学校目前的选择,也得到了大多数家长的认同。上海的高女士5岁的儿子目前在学习游泳和跆拳道,她说:“明年孩子读了小学,我觉得我们也会坚持下去,体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一环,不仅是强身健体,更锻炼了孩子的精神品质以及团队合作、尊师重教等。”
当然,仍有很多家长更关心孩子的学习问题,南京的陈女士就坦言自己不反对孩子学点体育技能,“但前提还是学习不能耽误,现在感觉是在一个迷茫期,校外辅导班没了,网课效果不好,一对一又难以承受,焦虑感其实没少多少”。
在南通市海门区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朱建军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问题,“学生发展的首位是培养完整品质,教育发展要回应群众生活需求,让公共服务更舒心,‘双减’的目的是为所有孩子提供高质量的、全面的教育,这其中体育有很多的空间。”
“双减”之中的体育机会
“双减”之所以被看作体育的机会,源自长期以来孩子们的体质“痛点”。
教育部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显示,2019年全国6至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虽然各年龄段优良率较2014年均呈上升趋势,但分化较为明显,初中生增长5.1个百分点;高中生增长1.8个百分点;大学生仅增长0.2个百分点,基本上没有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这与孩子们没能真正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初中有中考体育加分的指挥棒,无论家长还是学校都比较重视,高中虽然没有了指挥棒,但体育课仍有保证,到了大学阶段则基本全靠个人习惯和自觉。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学副校长高伟直言,孩子的身体素质还比较弱,有的班七八成的学生都近视,耐力、力量都比较弱,从学校角度特别希望能够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家长们也愿意让孩子锻炼,但前提是时间和度的把握。
上海诸韵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负责人诸韵颖说:“在‘双减’政策发布后,我们就收到了不少家长的咨询,可以感觉到家长的热情有明显的提升,家长对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需求量大了。”
安徽宿州的退役运动员创业者刘雪的感受更为直接:“以前周末我们这里最多八九十人,这学期第一个周末开了三节课,总共有150多人来上课。”
越来越多人从“双减”嗅到了机会。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数据显示,“双减”发布以来,体育、艺术类教培机构新增3.3万余家,比去年同一时段的增长翻了近一倍。
波动体育科技集团董事长陈理认为,高热度来源于三大因素:一是疫情后大家对健康的认知提高了;二是更年轻的父母们会带动孩子锻炼,“双减”让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参与;三是从业者在增多,其中有体育从业者,也有传统培训的转型者。
南京的陈女士心情略显复杂,“双减”骤至让她在“鸡娃”的道路上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但焦虑感仍在,还多了些彷徨与担心,“没了辅导班孩子的学习怎么办?”
安徽宿州的退役运动员创业者刘雪则喜忧参半,“双减对体育培训是个利好,再加上中考体育分值提高,越来越多人关注体育培训,但行业内鱼龙混杂,刚开始几年肯定会比较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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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课后服务缺口,一边是雄心勃勃的大批入场者,看似能一拍即合的场景却并没出现。
“玩家”大量涌入,“市场”是否真的够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很多学校确实存在体育教师,尤其是专项体育老师严重缺乏的问题,一些体育社团和课后训练基础较好的学校适应较快,另一些基础薄弱的学校很难开出令家长、学生满意的课程,目前各地都在探索引入第三方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缺口确实非常巨大。某小学校长就直言,老师的问题不解决,自己实在开不出那么多课程来,其实孩子、家长积极性都很高,但确实有心无力。
记者还发现,即使是开展较好的学校,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上海的周女士就觉得校内体育课程比较单一,满足不了孩子多元化的需求,所以她给读四年级的儿子选择了游泳和乒乓球两个体育培训课。
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综合学生、家长、校方、职能管理部门、培训行业等多方面的意见,大家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校体育师资普遍缺乏,课程数量、种类难以满足家长和学生需求。校内教师工作强度加大,积极性不强。
二是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资质和教培能力让家长担忧,如何避免出现“培训班跑路”现象。
三是市场监管问题突出,监管标准难以制定、监管机构难以确定,容易陷入“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
四是对文化课的焦虑,参加校外体育培训是否会影响孩子学业,依然是部分家长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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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现在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培训从业者以及管理者都必须面对并得到解决的问题。“双减”对体育培训业是机遇,更是挑战,若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目前相对“低门槛”的体育培训业恐将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一片“红海”。
在上海飞扬冰上运动俱乐部工作人员金琦看来,“双减”对体育培训的助力是一体两面的,不能简单用好坏来定义。“我们作为从业者更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把好关,不能鱼龙混杂、甚至草台班子丛生。也希望从业者,尤其是新入局的从业者要有敬畏之心,不能只想着赚钱。”
刘雪坦言,体育类培训门槛相对比较低,如果遇到不负责任纯挣钱的,可能对孩子、对整个行业都是伤害,“现在是有营业执照就行,怎么去鉴别是否符合相关资质要求,还不是很明确。我想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去优胜劣汰,刚开始这一两年肯定会比较乱。”
校长们一方面欢迎第三方力量的加持,同时也对其资质等有更高的要求,孙朝莲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优质机构,能够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孩子们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学校欢迎能够提供有体育专业特长的师德高尚的好老师和优质的第三方机构。
高伟也表示,体育培训机构要有严格的审核准入机制,“师资力量、教师资质能否达到要求,有没有针对学生年龄特点的专业指导能力。进入这个行业之后要加强监管,不能把教育变成盈利和资本化运营,不能抓住家长的心理,打着培养孩子运动兴趣的旗号,变成应试的辅导班,对于后期监管不能放松。”
家长们其实也有类似的心理,上海市民高女士就直言,如何保证教学品质、保证好师资力量、以及避免出现老板跑路之类的情况,相关部门是要做好监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监管难确实是目前体育培训机构的一大痛点。某地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直言,培训机构那么多,管是管不过来的,目前看主要还是提高门槛,尤其是进校园的门槛,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学校对培训机构“两眼一抹黑”,很难做出独立判断,目前各地的设想包括设立黑白名单、组织等级评定等方式。
新华社记者在此前的《中国足球“假洋教练”调查》中发现,某地方足协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什么社会青训俱乐部会存在假洋教练等现象,“根据现有规定,足球培训不属于行政许可,开设足球培训机构并不需要在体育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批,所以足协对社会青训俱乐部的实际约束很小。如果不来足协注册,我们也不能逼着人家来。出现了问题,除非就是家长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坦白讲,作为市场化的青训机构,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对我们)的约束力都很小,真正有约束力的还是市场监管部门,但市场监管部门又没有能力去审核教练员资质这些专业的东西。”一名社会青训机构负责人这样表示。
这种情况,在体育培训行业中并不罕见。
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发布了《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尽快建立服务监管工作机制。积极协调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摸清底数”等措施。如何联合各个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也有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江苏省体育局提出,要通过建立社会体育俱乐部评级制度,开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星级服务认证,研究具体标准和细则,对社会体育俱乐部资质信用、组织运营、服务内容、人才配备、安全管理、运行效益等情况进行评价,并通过相关渠道向社会公布,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方便群众更有针对性、可选择地参加社会体育俱乐部活动。
在上海,即将出台的上海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级评定活动采取分级评定、公开透明、动态管理的原则,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评定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星至五星,希望以此提供更多“官方参考”。
显然,无论是教育界、家长还是体育培训资深从业者都很清醒——市场虽然很大,但教育的事不能变成生意,紧随政策红利席卷而来的,更可能是泥沙俱下,太多人眼中的“蓝海”也有可能是一片“红海”,当前最重要的还是立好规矩、建起规范,让全社会能真正形成体教融合的合力,因为“双减”的终极目的,同时也是教育部门和家长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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