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戏终于揭幕，开奖第一天，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折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隅先生的获奖，把本世纪十七年以来日本获诺奖的人数提高到了十七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相较于美国，日本并没有全世界科技精英移民，并且人口也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值得思考的是，邻国日本能够屡屡获奖，而中国作为世界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实际获得者却少之又少？这其中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中国诺奖何时才能真正爆发？本期《对话·中国教育》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诺贝尔奖得主只不过是幸运者

　　陈志文：王老师，每年大家对获诺贝尔奖的揭晓都很期待，尤其是近几年莫言、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后，大家对诺贝尔奖中的中国面孔更加期待，但目前看来还是寥寥无几，您作为专业的研究人员，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晓阳：诺贝尔奖获奖的问题，我觉得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实力的上升，尤其在世界上像咱们国家逐渐名列前茅之后，我们也在初露端倪。比如莫言的文学奖，屠呦呦的医学奖，它都是若干年前，特别是屠呦呦的成果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做出的成就，所以诺贝尔奖实际上有很大程度的滞后，像今年日本科学家拿到的医学生理学奖，也是90年代做出的成果，基本上也是将近20年之后才得奖。所以诺贝尔奖是对过去成绩的一个承认，因为经过了学者反复的论证、传播，才能确定它确实是有划时代的突破。

　　陈志文：尤其它是偏基础性的学科的，对成就的认定必然是滞后的。

　　王晓阳：对，那么从滞后的必然性来看，我们国家的科研实力目前已经逐渐往世界强国靠拢了，所以未来十年、二十年也可能向日本那样出现一个井喷式获奖。

　　陈志文：您认为现在我们中国的科研水平实际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获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晓阳：恐怕还不能说“很不错”。就数量上而言，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比如清华的科研室，在数量上已经做工作的，明面上也都是排到第一。但是原创型、突破性的研究，比如应用率特别高的，拿MIT来说，与哈佛相比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吧，所以十年、二十年中国肯定上不去了。

　　陈志文：我赞同您一个观点，我觉得诺贝尔奖，其实很复杂。莫言获奖很典型地在某种程度上说，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升有很大的关系。20多年前或者30年前，国际会议不会有中国这个主题的，但最近十年，任何国际会议，尤其社会科学类，没有中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人认识到你，才会去选你，提名你。首先全世界对中国关注的提高，也会整体性的提高对我们在科研学术上的关注。这样的话别人认识到你有价值的可能性才会大大提高。

　　王晓阳：是，我觉得获诺贝尔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必须是你的发现确实是达到了一流水平，无论是科技成果的原创性，还是文学作品的原创性。
　　但一流水平只是一个基本判断，因为同样一流的东西，可能有十个人做得出来，但最后只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比如说日本得了17个诺贝尔奖。那他可能有170个都做了这种水平的工作。

　　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说过“其实诺贝尔奖获得者完全称得上是幸运”，更多的人有同样水平的成果并没有得奖。

　　另外国家实力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像莫言的作品，大量的被翻译成瑞典文。西方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国内作家比如王蒙，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原创性也很好啊，在国内的影响力甚至比莫言还要更大，但是他没有得到，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完全是一个水平问题，这里面实际上还包括有复杂的原因。

　　陈志文：中国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但是还远远不够，那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科研实力的提高，获诺贝尔奖是指日可待的。

　　二、诺贝尔奖被我们过度神化

　　陈志文：您怎么看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特殊情怀或者期待呢？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对诺贝尔奖非常神圣化。

　　王晓阳：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从古代的所谓四大发明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似乎落后于西方强国，首先是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后来是美国，到现在是日本，日本进入到20世纪之后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如今科技水平在国际地位上似乎不相称。而且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实力，正处于全面复兴的状态，必然会有中国人要在世界科学的舞台上也要名列前茅的抱负，包括一流大学建设，诺贝尔奖的获得，就是对国际公认最高水平的追求的体现，所以诺贝尔奖情结我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抱负的一个体现。

　　杨振宁先生最早在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说了，这是证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去做出理论科学方面的创造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和制度条件下，我们的科学整体实力上去了，那得诺贝尔奖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陈志文：我赞同文化的特性使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特殊情怀，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里有造神的习惯，比如说孔子是万世之师，皇帝是天子，关羽被塑造成象征忠义的关公供人们祭拜，我们经常会塑造一些圣人去崇拜，这样说来，诺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就被当成一个圣殿了。所以我认为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独特的圣人情怀，在媒体或者舆论的塑造下，让诺贝尔奖成了科学领域一个神圣的存在。

　　但实际上做自然科学的都知道，诺贝尔奖的核心奖是基础学科，第二学科覆盖面是很有限。我看过相关的专家说过在全世界各个学科门类里边，像诺贝尔这样重量级的奖项总共有300多项，比如菲尔兹奖，计算机领域图灵奖，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诺贝尔是所有科技大奖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优秀的一个，但是这个级别的奖还有很多。我不敢确定说一定就是300多项，但是我相信至少有十几项奖项跟他是平级的。

　　王晓阳：确实在知识竞技、信息时代，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学科分化。学科分化之后，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最杰出的成果，所以分别有最高的奖项进行奖励鼓励。诺贝尔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虽然说它在多样性上还不够，但是在认为当官是最好的出路的时代里，得诺贝尔奖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这对于传统官本位的社会算是一个突破。

　　这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的象征，可以鼓励很多的青少年献身科学事业，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可能家长普遍鼓励孩子当官，赚钱，但是诺贝尔奖并不是说直接带来了多少钱，而是一种社会认可。莫言两个奖可能也才值一套房子。

　　而且诺贝尔奖确实是对文化有贡献，是金钱不能衡量的。个人的好处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文明有贡献是更加伟大和了不起的。

　　陈志文：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话也是中国一个优秀传统。它起的示范效应，就像把大富翁和诺贝尔奖放在一起，让大家都会很膜拜诺贝尔奖，而不是大富翁。不管怎样，这种带社会示范效应的情结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种文化还是值得肯定的。

　　日本也有诺贝尔奖情结，日本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经过这些年日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三、中国到2025年或有上百个诺奖得住

　　日本为什么能后来居上

　　陈志文：诺贝尔奖一百年来，美国毫无疑问是第一，西方的国家都是居于前列，虽然获奖者遍布全球，但是实际上都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日本是这里边少有的后来居上者，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近15年，它拿了15个。

　　王晓阳：科学技术发展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些年，我们一流大学建设也好，国家科技投入，研发投入也好，已经逐渐是世界第二了，超过日本了，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日本战后经济到了90年代以后，经济已经失去20年，有点停滞，但是整体上已经是发达状态，经济实力当时说90年代很恐怖。

　　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制度条件就是说日本战后在很多制度方面全面西化，按照美国模式改造，比如说给大学更多的自治，给科技人员更好的条件。这个改造应该说还是挺成功的，按照美国的模板去做，包括科技人员直接的交流学习，跟着美国的科学家做最前沿的研究，当然美国有很多研究也是从德国，欧洲过去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人才，日本的人才外流并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虽然被美国占领了，但是并没有大批的日本科学家到美国去定居、工作，很多科学家还是选择回到日本。所以日本对国家的认同感方面还是比较强烈，传统点说叫忠贞爱国。民族特性这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而且日本学得很快，就像它很多的工业发明一样，包括技术科学研究这方面。

　　陈志文：日本的大学结构特别有意思，中国从国外请进来的教授，一般来讲来自美国的遥遥领先。但是第二位的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很分散。但是我看过一个研究，关于日本引进国外人才的分布，第一位是来自亚洲的，第二位我记得是来自欧洲的，美国是第三位，而且相互之间不会差距特别大。国内引进美国学者比较多的是在理工科，而日本亚洲籍学者较多集中在社会科学类。那么日本的大学里为什么是亚洲籍教师占比较大呢？其实这一方面说明日本自身研究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就跟美国一样，迁就的是多文化，所以它引进了很多外籍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东亚国家，所以它有大量的亚洲学者。

　　而且在薪酬体系上，外籍教师和本籍教师差距不大，不像中国差距是非常悬殊的，这从侧面验证了日本并不欠缺优秀人才，因为本国人才都会回国发展。

　　中国科技进步受制度创新的约束

　　长远来看，中国比日本有优势

　　陈志文：回到中国层面，对比中国，您觉得我们现在欠缺什么？我为什么引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中国如果学美国，会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我非常反对照搬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认为东亚、日本、韩国是我们值得参考、借鉴的。

　　王晓阳：是，中国现在从整个科技进步的约束条件来看，制度创新可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吧。制度创新就是说，比如大学技术研究怎么样有更多的自主权。当然我们现在改革在往这方向走，比如说管办评分离。

　　管理大学的是政府，办法是大学自己找，所以自主权的落实，评价更多的由社会第三方来做，比如中介机构，所以这个方向我们觉得是对的，确实要往前走，然后根据规律去办科学研究。比如：做科研，包括受行政的干扰也是少一些。经费管理，比如一个科研人员，做出一点成绩了，马上给他提职称，行政职务。但是我觉得要避免那种做出了一点研究成果，就要升职到行政层面的诱惑。科学研究是要能够献身的终生事业。

　　静下心来，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不是说三心二意。我遇见一个澳大利亚的教授，前两年是做学校的教务长，一个美国的教授就觉得这个澳大利亚教授是非常不幸，他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去做行政，这绝对是一个牺牲，这样就不能集中精力于他的科研事业。

　　陈志文：根据刚才您讲的内容，我认为您把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制度上，您认为眼下中国的经济是没有问题了，主要是制度问题。那么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呢？

　　王晓阳：人才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所以将来中国的井喷我觉得应该超过日本。

　　也许在未来的30年，或者到了2050年建国一百周年，咱们真正达到了世界前列，咱们也许上百个得奖的都有可能，当然这个也许我们都看不到了。但是可以大胆的畅想，不一定说50年。20年，就可以看到苗头了。

　　陈志文：2050年我们可以有上百个诺奖得主，这是大胆的预测。

　　王晓阳：所以中国确实是人才济济，而且这些年来，向心力也越来越大，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单是我们自己人回来，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也特别的关注，很多西方的学者，包括到中国来留学，到中国任教的，这有很多呀，我在使馆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在金砖四国里头，到中国来留学的学者人数是远远超出到俄罗斯，到印度，到巴西的人数。

　　如果说美国到中国留学是十个人的话，到俄罗斯可能就两三个人，我有一张图解，回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国际间学生流动图，非常有意思。美国国际交流协会有一张图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以美国学生到中国来是10个人的比例来看的话，到俄罗斯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到印度也就三四个人，到巴西也就四五个人。

　　陈志文：我也分析过这个原因，就是美国后来赶超日本，居来华留学第二位。我觉得这背后有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

　　王晓阳：经济驱动，商业贸易。

　　陈志文：从影响来看，教育是隐性的，经济和政治是显性的。来华留学的节奏跟着两个因素走，变化特别快，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2012年来华留学很快下跌，原因就是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钓鱼岛，一个是西沙。美国留学这两年停滞，就和中国整体经济的下行是有关系。地位上来的反倒都是“一带一路”的，中国经济整体下行，但是“一带一路”的却在上行，这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您说的很对，我也对中国学者最后的回流充满信心，尤其中国现在对引进人才的制度设计，这是体制优势。

　　还有一个体系，有点像当初香港。其实20多年前香港的学校都非常一般，除了港大和港中文剩下的很难敢拍着胸脯说我是多好的大学，20年以后，香港这些大学几乎都成了亚洲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投放，在教育上花钱中央政府不好拦，所以香港系统性的教育界的薪酬体系大幅度的跃升。香港教授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收入最高，吸引了欧美的、大陆的学者，所以让香港在短期迅速达到一个高水平。

　　我非常赞同国内现在的建设双一流大学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体制上必须要做改进，在学科局部高效，形成一个薪酬体系上的人才高地。就像城市化一样，在生活发展水平上把差距减小，既吸引得来，也能留得住，而不是说吸引来留不住，比如说印度，有些地方差距悬殊太大，也不好留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判断。

　　四、诺奖得主少归罪到中国教育是谬论

　　陈志文：现在一些舆论或专家学者会把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情结归罪到中国的教育上，认为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孩子的创造力，您怎么看？

　　王晓阳：应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讲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实施素质教育，从培养创新人才或者一流的研究人才的角度来讲，无疑是要往那方向走，而且现在高考制度要在全国改革，2017年马上要有试点，高考不再是唯一的人才选拔标准了。

　　高考改革会带来一个多标准的选拔标准，比如多样化和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因为我也一直在研究比如美国、日本，高考招生那些制度。仅仅凭据一个分数，一刀切的去衡量所有的学生，这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高考和招生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要走向从多个纬度，多个标准去综合选拔招生，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判断一个人的学习、研究、发现的潜力。比如说女孩找对象，就看男孩的身高，身高这一把尺子就是唯一标准，这肯定不行。是不客观也不科学的，一个学生的学科、特长各方面，都需要从多个因素，多个纬度进行综合的判断。所以我们高考招生方向往那方面走，绝对是对的。那么反过来看，日本这些年他的这个招生制度它也是照搬美国的，但是它要维持全国的统一性，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统一高考。

　　陈志文：简单讲，就是全国考，学校考，然后一般学校就用全国考的成绩了。第一次全国考，保持一定的统一性了，不同大学里边到底占多少权重，这个要看不同的学校了。

　　王晓阳：根据大学的情况，要求高，占比高，所以就保持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还是比较合理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前面有全国统一高考，然后是大学自主招生，也在从形式上靠近。

　　陈志文：今年浙江搞的三位一体就跟这一样。

　　王晓阳：对，所以我觉得考试招生制度还是在往更加进步、合理的方向走吧，这样会给创新人才更多的自主发挥空间，有更多的机会，不是说单单一个尺子给量死了。总的来说高考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指挥棒，最终基础教育的方向，扎扎实实真的是往素质教育方向去努力，全民素质包括所谓的创新素质。

　　陈志文：如果我设计新高考，一定这样考，还是三加三，语数外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自选。我不赞同用水平考试，现在三加三，三是选拔性考试，另外三是水平测试，学业水平考试。各省市无非就是70加30这种模式设计的。那我认为更应该是什么？不管怎样中国最后还要回到分数上，那么就要加大分数的差距。这是核心，所以这三个自选要加大差距，加大难度。另外自选三，我甚至认为，不要求你自选三，你自选一都行，看高校的需要和你所选专业的关联。哪怕只是选一了，一定要拉开梯度，要高区分度，否则的话如果搞成水平测试，我个人觉得反倒是在推动应试教育，因为水平测试是可重复训练，新东方是典范。

　　王晓阳：水平测试它应该不会作为很大的权重吧，它只不过是有点类似英国的基础水平测试。

　　陈志文：它现在很明确讲叫学业水平测试，我个人是坚定反对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反倒非常容易让整个应试教育一直循环，因为全世界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水平测试是可应试，可重复训练。容易重复训练，也容易训练出成绩。

　　王晓阳：对。真正的说，那种多标准，包括综合评价，档案这类东西当然比较难评价，还有诸如面试很多的这种环境，都健全起来，然后把它设计得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确保选拔优秀人才的标准和公平的标准同时能够得到落实，这很重要。

　　陈志文：王老师讲的都比较积极，我们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在改进，尤其像高考这种指挥棒，比如2014年启动的高考改革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它主要是在评价认识上改。

　　我想澄清一点就是，很多专家包含公知们都在讲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多么的不好，我们的观念里面多么的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没有诺贝尔奖。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原因很简单，我们对西方的教育一直存在严重的误读和误解。

　　我来反问大家，奥巴马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颠覆性的平民总统，他的中学是在私立中学读的。比尔盖茨也是西雅图一个私立中学毕业的。美国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的，私立中学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成立要求很高，另外一方面行为规范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美国很多私立中学的要求稀奇古怪，这一类的学校都是很辛苦的，行为规范的要求是很严的。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并不是扼杀他任何的创造力，所有优秀的人都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它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压迫式的，还是主动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不要被一些，我认为的错误的言论误导，如果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那还是必须严格要求，而不是吃喝玩乐。在美国就能上名校，没有负担快快乐乐的就有创造力就成伟大的人才，这是十足的谎言，这和诺贝尔奖没有任何关系。我更想强调的，也是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把伟大成功的名人和没有压力的美国公办学校联系在一起。这些伟大成功的人，还真不是这种没有太多压力的学校毕业的。

　　王晓阳：我觉得你说得对。人才与教育的严格或宽松，怎么个结合的度，在哪方面该严，哪方面是松，宽严有度是非常难把握的事情。在美国的公立学校，特别公立中小学确实是非常宽的，宽到哪个学生不认真学，它也容许，当然很多也高中毕不了业，所以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是相当差的。

　　我们国家的公立中小学还是比较严的，所以它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所谓双基，传统来说，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习总也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数学教得很好。所以我们是有我们的优势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落后的，私立中学其实也是需要严格训练的。不勤奋，不严格，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就能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志文：现在很多专家天天给老百姓们讲什么快乐、幸福，这种好像中国孩子们没有，人家孩子就有似的。

　　王晓阳：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快乐、幸福是从他的个性的发展来讲，严格不能是什么都包办，或者说是填鸭式的。

　　陈志文：家长整天就唯分数论，逼着孩子只会死读书，这样孩子确实会出现很多心理健康问题或者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问题。所以严格要在允许个性发展的前提下去严格，不是说宽松就可以什么都不干，让孩子放任自流这样的宽松肯定是不行的。放养是现在的流行词，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放养害死你自己，如果你对自己有期望的话。

　　王晓阳：对。所以美国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普通公立的中小学教育质量整体比较差，但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质量在世界上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奇怪，似乎基础打得不牢越往上走还能越好。这怎么回事儿？

　　我们跟很多人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这背后原因很多，其实就是每个教育阶段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比如博士教育这个阶段需要的人才已经是经过选拔的有能力有条件有动机的人了，这是选拔性很高的。真正愿意做研究的人才会去读博士。讲到这儿，我现在很担忧，中国现在在各级基础教育治理上，实际上是制止选拔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精英教育非常担忧，这扯远了。

　　陈志文：但实际这和诺贝尔是关联的。所以我们检讨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并不等于全面否定我们的一些东西，我反倒认为有一个问题是，以前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水平都很低，像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您在内，我们满脑子说必须做什么，而不是我喜欢干什么。当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保障很完美之后，我可能会更多考虑，我喜欢什么。就像我孩子这一代人，这就是中美最大的不同，社会发展水平阶段不一样，我们更容易满脑的想，我必须干什么，所以我们长期的培养是工匠型的。从小时候上学，老师就问我，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们那时候有当兵、医生、科学家。但是仔细想，这些伟大的理想其实都富含了一个社会尊重和待遇。

　　现在流行主动饿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经常是下半夜才睡觉，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对自己有期望，是主动地对他喜欢某个学科投入非常大，他做的成就远比我们大学生要优秀，首先他要主动，非常喜欢。这个喜欢其实也很功利，是从那儿获得了尊重，社会认可和成就感。

　　王晓阳：功利，但同时它是一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

　　陈志文：我们为什么培养工匠，人家培养什么，这根本不是一个教育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阶段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孩子更多的强调，我喜欢什么，我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某个学科的喜欢，就会发自内心的热爱，朝思暮想，天天都在琢磨。那么他们就一定容易突破，也就吻合您刚才讲的，中国的诺贝尔奖井喷式指日而待。

　中国未来或将在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有所突破

　　陈志文：您对中国诺贝尔奖未来前景的预估，您刚才讲，说到2050年，有可能超过100是吧？希望如此，那您认为首先集中会在哪几个领域会有突破呢？

　　王晓阳：领域的话，现在从经费投入来看，我们现在一般讲说21世纪生命科学世纪，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我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数据，美国的整个大学研发，拿到的经费60%到了生命科学、医学这些领域。其他的像诺贝尔奖，化学相关的比如生物化学，跟这相关的也会有一些，我的估计是物理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物理学相对难一些。然后文学，甚至政治也许将来也有可能。我想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许能有一个全面开花的局面。

　　陈志文：我也大胆预测一下，我跟您一样很乐观，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诺贝尔奖的快速增长期，但是是否能达到100，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2050年前后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稀罕诺贝尔奖。那是一个社会进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