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专栏
综合素质评价的困境与尴尬
文 / 陈志文
2023-02-17
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都走得很艰难,甚至很尴尬。

  日前,据媒体报道,杭州中考取消权重为5%的综合素质评价“加分”,引来各方一片叫好声。根据相关方面的解释,准确地讲,杭州不是取消综合素质评价,是把综合素质评价从录取时的关键变量,变成前置及格条件。事实上,浙江是综合素质评价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标杆地区。但显然,这一调整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取消了。

  加分——中国式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什么人人喊打?

  中考“取消综合素质加分”,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情。

  2022年9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这十年高考改革取得的成绩。坦率地讲,在那么多重大的改革成果里,媒体高度聚焦的还是“取消高考加分”相关政策。

  显然,社会公众高度关心高考的公平公正问题。而加分政策的演变,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艰难。

  加分政策,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式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1977年恢复高考,从文革期间的不看分数直接回到只看分数,相关部门很清楚这种唯分数的录取制度是有不足的,对学生的评价是不全面的,于是在1983年出台了保送生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诞生了加分政策,即中国式的综合评价。

  既然仅看文化课分数是不合理、不全面的,那么就把你的特长、荣誉,以及涉及社会均衡问题的各种特殊身份,比如二级运动员、科技奖项、奥赛、见义勇为、少数民族、军烈属等,通通折算为具体的加分,以增强评价的全面性。最初加分项目是叠加制,也就是说,一个考生可以有多项加分,这对高考成绩的评价影响是比较大的。加分政策在最高峰时,可加分的各种具体子项目多达30余个(含地方加分)。

  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国式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设计,但遗憾的是,伴随加分项目的增加,加分舞弊不断爆发,尤其是非教育部门监管的各种加分舞弊尤为严重,体育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以及一些科技竞赛加分,都是重灾区。去年底公布了一个案件,甘肃张掖体育局一个科长在4年间为574名学生伪造了二级运动员身份,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佐证。

  这种舞弊严重冲击了高考的公平公正,导致加分政策人人喊打。2013年,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就公开宣布不承认当地二级运动员的加分,表示“考清华,不拼爹,拼实力”。

  最近十年来,教育相关部门不断缩减各种加分项目,截止目前绝大部分都废止了,仅剩军烈属等极少项目,相关举措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

  在近年的教育评价与中高考招生考试改革上,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直是核心方向,而综合素质评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综合评价录取的重要依据,多年前基础教育就系统启动了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设。2014年正式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明确提出了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录取改革。这也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次。

  但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都走得很艰难,甚至很尴尬。

  首先就是对公平公正的担忧。

  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最后通俗地总结为“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就是两种性质的考试,一个是高考(前3门),一个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后3门)。一参考,就是综合素质评价。对此,有人戏称:看看差不多就得了。事实上,新高考改革地区都进行了综合评价录取的尝试,但除上海、浙江外,基本都只是小范围尝试,没有大规模开展,核心还是对公平公正的担忧。

  2017年北京作为第二批省市启动新高考综合改革,在后来公布具体改革方案中谈到了综合评价录取,迅速引起公众不安与担忧,形成舆情。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迅速回应:综合素质评价录取试点,未来会选择很少的学校,拿出少量计划来进行试点,“这部分数量比较小,未来不会作为招生录取的主渠道。”

  这一专门的澄清,既是回应社会关切,本身也反映了基于综合素质评价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困境。

  目前的中高考制度,最大的不足就是唯分数,即只见分数不见人,也是我们中高考改革的核心。但遗憾的是,学生家长与公众更关心的是公平公正。虽然很多专家不断批评说,高考分数的公平,是简单的公平,是低层次的公平,但老百姓不管这些,仍然要死死守住这最后的一个公平。

  不相信分数之外的东西,根本原因还是诚信的系统缺失。离开高考分数,其他都容易作假,这是家长的普遍担忧。事实上不断出现的弊案也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比如自主招生中剽窃的假论文,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纷纷做起癌症研究,还有大量经不起测验的二级运动员等等。哪怕这些情况占比很少,也足够引发公众的不安。

  英美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社会治理基础,是个人诚信

  英美等国的大学,的确全面实施了综合评价基础上的多元录取,不唯分数。但他们能做,并不等于我们也可以。

  西方推行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础之一,是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怎么理解这个体系?我举一个例子:在个人信用治理体系下,个人签字就是最大的背书,广泛使用于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治理中。比如信用卡和个人支票,你签字就可以在银行预支费用,因为社会对此形成了共识,相信你和你的签字。同理,在申请大学时提供的所有资料,比如获奖以及其他成就,只要你签字,就默认是真实的。在美国,班主任是申请大学录取中指定的推荐信提供者,因为美国大学认为班主任的评价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默认班主任是不说谎的,是公平公正的,对学生的评价是真实的。

  这套以个人信用打底的治理体系,与欧美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尤其是建立在对个人失信、作假行为有着严厉惩罚的基础上。

  在这套治理体系的支撑下,推行综合评价的成本很低,因为个人的主观评价都被默认是真实的。

  我们却不然。

  我们的综合素质评价,变成了繁琐的“证伪”过程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基本上是不相信个人的。虽然也引进了信用卡,但我们基本是不看签字的,我们更认的是密码。个人支票制度则彻底都没有引进:怎么可能相信你个人签字?单位支票虽然引进了,但相信的不是人的签字,是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等等。公章,尤其是官方公章,变成了我们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信用支撑。

  于是,综合素质评价在中国往往需要很多“防伪”手段:参加了某某活动,那就必须上传照片、视频,甚至第三方出具证明。同时,我们知道一些家长有很强大的能力,于是我们就把这些评价日常化、过程化,以尽量增加作假难度。

  造假难度是提高了,但也把综合素质评价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日常化的证伪过程,学生、家长、老师都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参与其中,烦不胜烦。

  对这种繁琐的证伪忍无可忍后,2019年在深圳,一位家长发表了一篇网文,对于深圳实施的综合素质评价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获得了广大家长压倒性的支持。深圳教育局为此进行了专门调研,召开了面向广大家长的座谈会,最后公开承认深圳综合素质评价存在问题,并暂停了综合素质评价的填写。

  录取中不可信,变成“一参考”;实施过程中,为了保证真实,不得不变成一次次证伪的过程,繁琐不已。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综合素质评价的应试化

  更有意思的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推出,一方面是改变唯分数的错误引导,同时也希望达到扭转应试教育的效果,但可能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当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中考招生录取的“关键先生”后,“综合素质应试化”就成了一个新话题,与之相关的各种培训风起云涌。

  在深圳,为孩子们出具公益活动证明的公益组织一度泛滥成灾,盖个章几十块钱。

  其实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应试教育本质是功利应对,你看分数,我就刷题搞应试,你看其他的,我还是这个做法。比如北京上海中考考跳绳,于是就出现了2000元/小时的跳绳培训班。美国大学录取除了成绩,还看你的科研、社会公益活动等等,我们的留学中介就变成了“背景提升”公司,帮你找教授,帮你包装,这不还是“应试”?

  因此,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录取遇到的尴尬,并非一个教育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即功利应对一切需要的。当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

  显然,这也不是靠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全过程记录,反而让老师、家长怨声载道。

  不唯分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理论上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解决诚信的问题,综合素质评价与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就只能停留在理想中,论文中,专家们喋喋不休的建议中,最多是“一参考”,“看看就行了”。因为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公正,而这是我们中高考不能逾越的红线。

  但诚信体系的建立,何其久也!更不是教育部门所能左右的,怎么办?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标题为《被取消的“综合素质评价加分”:尴尬与困境》

简介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多年重点从事教育改革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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