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教育工作会上，怀进鹏部长第一次系统地谈到对中国教育的判断与认知，他谈到：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

△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摄影 / 张劲松)

　　基于此，他谈了对中国教育的“五个深刻认识”，并基于这些认知与判断，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要求。比如巩固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创新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需要的高等教育，大力发展适应新技术和产业变革需要的职业教育等等。

　　对照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部新年的工作部署，都系统地纳入了这个思路：从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制定相关工作计划。

　　跳出教育看教育，换一个说法，就是强调系统思维，站在全局看问题。

　　首先，社会是一个系统，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国家公器与国家事业，因而教育必然、也必须承担起促进国家与社会进步的使命与责任。

　　在当下两个巨变面前，教育应该充当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比如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应该做什么？在共同富裕的大目标下，我们教育又需要做什么？

　　在这方面，50年代的院校调整是一个典型代表。1952年起，为了给新中国建设提供专门的工程技术人才，对全国的高校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拆解了综合性高校，组建了大量专门的工科为主的高校，比如航空，建筑，电讯，水利，交通，矿业、医学、师范等专门高校以及军工高校，同时，也抽调全国精英力量，组建一些重要的专门学科，比如清华的工程物理(核)，以攻关国家重大核心技术。

　　这次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回头看当时的调整，虽然有瑕疵，但是站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角度，无疑是正确的，利远远大于弊的，也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国家需要的一次大调整。

　　中美博弈，表面是技术，技术背后实际是人才的竞争。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2022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在第20条明确提出了“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有组织科研，组织大任务、建设大平台、组建大团队。主动与行业部门、地方政府和骨干企业对接，共同凝练科学技术问题，组织重大攻关任务”。

　　这就是对国家战略需要最为明确的回应！

　　同样，中央去年出台的“双减”政策，让很多教育界人士颇感意外，认为用力过猛。其出发点显然不仅仅是教育，而是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需求，是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躺平，仍然需要努力奋斗，但我们必须保证起点公平，教育就是这其中的核心。

　　此前，在“单向”减负思想指导下，课内减下去，课外长出来，课外辅导机构全面兴起，成为普通家长与学生的刚需，事实上成为中国式的“私立学校”，在增加普通人经济负担的同时，直接危及教育公平，这也是严管校外培训机构的根本原因。

　　总之，我们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必须站位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站位老百姓的需要看教育，推进教育的发展，而不能只在教育自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更不能只在一些教育理想里打转转。

　　第二，教育既然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教育的治理与改革就需要从系统观出发，跳出教育看教育，站位全局找准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和社会其他方面息息相关，比如教育理念，背后往往是意识形态，同时，也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息息相关。而教育制度，也往往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直接相关，这都是一个体系，无法分割。

　　很多专家都很认可德国的职业教育，但对美国的职业教育却嗤之以鼻。德国的职业教育为什么很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高度发达的高端制造业，美国则不然。在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催生下，德国的企业需要高层次技工人才，于是纷纷直接去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这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非常重要的产业基础，也是我国职业教育迟迟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仅仅靠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不解决产业的提升，是无法真正解决我们的职业教育问题的，一个快递员需要高端的职业教育吗？

　　正因为此，我们经常说，教育问题，大多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投射。教育焦虑，本质是社会竞争的焦虑。教育评价上的唯分数，其实背后也是因为诚信文化的缺失，导致对精准量化评价的依赖。我们国家哪一个行业的评价不是更喜欢量化评价？再比如异地高考，本质不是一个教育政策的问题，如果户口自由迁徙，何来异地招生考试与学籍的问题？

　　再比如教育去行政化，表面上是一个教育问题，但本质还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在我国，行政级别非常普遍，原因是级别是与隐性的待遇相关的，直接挂钩的，因此运动员、演员、国有企业都是有级别的。我们的校长有级别不是很正常的吗？只让教育部门去行政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这项改革迟迟无法落实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对教育出现或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站位全局，才能找到根结。对于很多教育问题，背后根结是社会问题，不是靠教育改革就可以解决的，也是仅靠教育改革调整不了的，对此，我们务必有基本的判断与认识。

　　当然并不是说教育就不动，不改，就等着社会改革了我们再改革，而是我们要基于宏观的正确判断，再从教育下手，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来推动问题的改进，而不是奢望通过教育改革调整社会问题。

　　因此，教育的改革，必须注意和社会其他系统的协调与配合，不能搞自说自话的改革，很多时候需要作出必要的妥协，以保持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这才是成本最低的改革。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系统，教育无法与社会其他部分脱离，也必然受制于其他系统，过于理想的改革，必然破坏与周边其他社会系统、制度的稳定性，最后形成破坏性关系，往往可能产生更为糟糕的新问题，导致改革无法实施，甚至流产。

　　遗憾的是，一些人与舆论更喜欢站在狭隘的专业理论、道义高地，鼓噪绝对理想的局部改革，而忽视这种系统性，最后误导改革，值得警惕。

　　第三，从系统观出发，教育治理与改革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的价值指向与运转逻辑，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方法上，要防止盲目照搬。

　　教育理念背后，往往有意识形态的影子，教育治理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往往有关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影子。因此，西方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制度，我们是学不了的，更不能照搬。

　　回顾近20年的教育改革，我们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教训。

　　比如教材的改革，学前教育的定位，以及择校与私立学校的治理，都出现了治理政策上的大幅度回调与反转，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视西方很多先进教育理念与治理逻辑背后是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以及发展水平，盲目借鉴甚至照搬，导致水土不服，甚至出现严重的方向性偏差。

　　我们有必要详细举例谈谈这个问题，把这方面问题谈透。

　　就近入学，不准择校，是美国择校治理政策的核心，也成为我们择校治理学习的榜样。但我们忘记了这一“就近入学不准择校”政策的另一面却是“拿钱择校”。对于公办学校，只能就近入学，但私立学校却有充分的选择的自由，核心是钱。最好的中小学基本都是私立的，同时，对于公立学校中的好学校，则完全可以通过买房子，租房子实现。于是在美国，不准择校政策的另一面就是“拿钱择校”，在择校上，钱是自由的。

　　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和我们完全不同，存在典型的二元化。精英教育主要是私立学校为主在承担，保基本的教育则由公立教育承担。两种不同路径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教育治理逻辑。私立学校几乎没有任何禁忌，包括公开的体罚，包括学习内容的多寡。但公立教育却有无数的限制，从入学资格，到所学内容。与之相关，在大学的录取中，爹妈若毕业于这个学校是可以优先录取的，经济捐款也是可以获得入学的特殊照顾的。

　　美国择校制度上这么搞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是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国家，金钱在其社会治理中有超级的自由。美国社区差异很大，不仅是教育资源，还有最基本的社会治安都是全方位不同的。富人区的警察远远多于穷人区，背后就是因为钱是不一样的。一些著名大学比较有钱，一所大学的校警警力往往超过了周边社区的警力，于是高校就成了治安最好的地区，原因就是钱。

　　更为重要的是，择校这一政策背后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中美家长对孩子教育重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根本没有可比性。

　　我们能学习借鉴吗？肯定学不来，更不能学。

　　当初盲目学习用房子绑定学校，导致学区房飞涨。同时，与之相伴，我们也曾长期效仿美国，对于私立学校全面放开，对公立学校全面管住，导致义务教育阶段大面积出现“国退民进”，钱成为选择高质量教育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美国教育的这一现状。

　　“拿钱择校”，显然这个结果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与相关部门不得不大幅调整择校政策，从一房一校调整为多校划片，私立学校也搞“公民同招”，严格限制私立学校的“自由”，以防止“高质量教育成为富人的特权区”。

　　我再举一个例子。

　　西方教育理念上强调个性与选择性，其背后实际是深深的人权烙印：天赋人权！一部美国的宪法，从一个侧面看，实际就是如何最大程度保障私权，人权，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最大程度限制公权力。因此，在教育理念与制度上，也必然强调的是学生个人的权利，比如选择权，走班选课本就是在这个意识与制度下的产物，也是美国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即有足够的投入。

　　但是中国不同，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强调的就是国家的权利，对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还不足够，很多地方大班制都没有资源去解决，盲目甚至极端地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强调走班选课，但在一些地方，缺教室，缺老师，显然是不适合的，也存在实施的困难。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文化方面的不适应。在极端功利文化的影响下，不选就等于不学，已经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复杂的问题，新高考物理选考人数下降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更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

　　我们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与相关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西方教育一些成功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领会其精髓，精神，但一些是无法学习的，尤其是具体方式方法上，我们是学不来，也不能学的，因为不匹配，和我们的政治制度，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

　　第四，从系统观出发，还必须认识到教育自身也是一个系统，不同组成部分和层级之间有机联系与衔接，教育治理与改革需要统筹考虑，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比如为应对技术封锁，在高层次与战略人才的培养上，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高校，必须形成联动。自然科学多数是早慧学科，拔尖人才需要特别的选拔与培养体系，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是一刀切，教条地强调均衡与公平，不准早慧的孩子多学，也不准给这些孩子足够的学习支持，那么高校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就成了无源之水。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决不是高等教育一端的事情，需要整个教育系统的联动。

　　“双减”也如此。对校外培训机构严管的同时，”双减”政策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提高校内教育质量，让学生学习回归校园。即打击校外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最后希望形成的是学生回归校园，让国家承担主体责任，而不是交给用钱来决定的培训机构。因此，如果校内教育质量不能提高，不能最大程度满足学生与家长的教育需求，仅仅是打击校外培训机构，那就是为难学生与家长，给他们追求高质量教育设置了障碍赛。

　　同样，对于职业教育的改革，我们喜欢把德国的职业教育奉为经典，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其中的匹配性，即德国的基础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阶段。

　　总之，跳出教育看教育，对于我们把握教育前进的方向至关重要，同样，要有系统思维，对于教育治理与改革，才能找到真问题，找到务实匹配的改革办法，少走弯路，这是所有教育人都需要深刻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