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等部门正式推出了对艺术类专业与高水平运动队(体育)招生的新政。新政涉及很多方面，在核心指导思想上主要有三点：

　　第一，继续提高文化课成绩要求与占比。在艺术类专业录取总分的合并计量中，明确规定文化课占比不低于50%。对于部分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则直接取消艺术类专业考试，全部按文化课成绩录取；对于极少数还可以组织校考的艺术类专业，也需要满足当地对文化课与专业课双要求的基础上，才可根据校考成绩排队录取。

　　换句话说，文化课更为重要了。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成绩则统一要求达到本科线的80%。对于入校后准备就读普通专业的，则需要达到该专业录取分数线线下20分以内，否则只能就读体育专业。

　　第二，加强专业评测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公平性，压缩学校校考数量。在艺术专业测试上，力推省级统考全覆盖，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取消各类非必要校考。在完成省级统考基础上，可允许少量顶尖专业高校组织校考。并明确限定，现场校考的规模不超过招生计划的6-8倍，以最大程度压缩高校的现场校考人数。体育的14个专业测试则全部转由国家体育总局完成，同时对于报名资格也从二级运动员提高到一级，等于把报名资格的认定从地方体育局升到了省级。对于容易出现“滥竽充数”的艺术团体项目，此次则直接取消这类项目的招生资格。

　　第三，在考务组织管理上，再次强化安全机制建设，并出台新的惩罚措施。在继续坚持严把“三个关”即考试入口、考试组织，考试评分等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完善对考务漏洞的规避：比如尽可能增加更多的“外来”评委，以增大“做工作”的难度；比如要求考评人员中省外、校外人员需要达到考评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时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对于管理漏洞较多的跨省考点直接取消考点资格，对于出现舞弊污点的高校，则直接取消其校考资格。

　　显然，这一切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确保高考的公平正义！

　　艺术与体育类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一直比较特殊，虽然都是普通高考的一部分，但与其他专业类别主要以高考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不同，这两个类别长期都是采用文化课成绩+专业成绩的录取方式，且专业成绩往往占比很重，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1952年新中国高考招生诞生起，艺术类就一直采用这一招生模式。但因为对文化课要求较低，大量考生把“艺考”作为高考捷径，造成了高考的洼地效应。目前艺考生报名总人数超过100万。

　　笔者曾在西南一所薄弱高中校考察时看到了非常奇怪的分班：音乐、美术、书法、舞蹈等等，不一而足。学校负责人坦诚地解释：“靠分数他们不行，我们升学主要靠这些。”

　　分不够，艺术凑！大量的考生并非因为爱好与兴趣，仅仅是为了钻文化课分低的空子而扎堆涌入艺术类专业。

　　另一方面，设置艺术专业的门槛不高，同时学费又比较高，高校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于是设置艺术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招生量也逐渐扩大。据了解，目前在高考招生总量上，艺术类招生人数已经位居本科招生专业的第三位，仅次于工科与管理学。

　　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无论在哪个国家，艺术的社会需求都是最低的，就业也是最艰难的。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艺术类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只有60%，属于较难就业的专业之一。

　　难就业，于是大量的艺术类毕业生再次涌入艺术培训行业，培训更多的艺考生，形成一个诡异的循环圈。

　　这不仅仅是人才培养上的浪费，也是一种公开的功利风气，本质上是有损于高考公平的。当然，相比人才培养上的浪费，公众更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专业校考所伴生的灰色空间，对高考公平正义产生的严重危害！

　　2020年，四川音乐学院3名声乐老师因为涉嫌招生腐败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原因就是她们在校考专业课测试中涉嫌舞弊。其中一个任职系副主任的教授当时从美国冒着疫情风险赶回国内，竟然在朋友圈公然声称目的是“割麦子”：收受当年艺考考生贿赂。

　　近年，先后有多所高校艺术专业老师或负责人被起诉，如中央民族大学原声乐系主任孟新洋、原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王红星、原湖北美术学院书记刘刚等均因涉及招生舞弊被起诉。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在专业课考试上做了手脚。

　　在文化课+专业成绩的考核中，专业测试一般由学校完成。近年各省陆续推出了省级专业测试，但还无法完全覆盖所有科目，比如北京仅有美术方面的专业统测，其他科目则没有。虽然教育部不断压缩校考，但因为艺考省级统测不完善，截止目前仍然有300多所高校举行校考，参考人数超过了160万人次。

　　每个学校的测试内容和方式是不同的，于是艺考培训成了培训行业炙手可热的赛道。一些老师通过培训班把贿赂合法化，一些培训班竟然办进了高校里，甚至公然诈骗，类似案件也层出不穷。虽然相关部门一再三令五申禁止高校参与这类培训，在专业课测试上也想尽各种办法，但种种原因导致专业考试“宽松软”的现象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个别艺考腐败案对高考公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始于1987年的高水平运动员项目，最初目的是为高校培养专业的体育竞技人才，备战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虽然每年仅招收4000余人，也仅限于14个项目，但在招生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第一，专业门槛起步太低，二级运动员就可以报考；第二，专业测试部分项目掌握在学校、教练手里，仅有7个项目由体育总局组织统考；第三，文化课水平要求过低，最低要求仅为二本线的65%。加之不限制录取专业，具有招生资格的高校多是名校，高水平运动队项目实际上成为高考的“旁门”，成为危及高考公平的另一个风险点。

　　不仅是在中国，两年前美国著名大学曝出系列招生舞弊丑闻，全都发生在“体育特长生”这个“旁门”上，先后有30余名学生被退学，学生家长也被陆续被起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与体育等特殊类招生，就成为近年高考改革与政策调整的关键所在。在持续加强管控、不断提高门槛与要求、压缩学校自由裁量空间的背景下，这次系统性地针对艺术考生与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作出了全面的调整，以“扎紧制度的笼子”！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教育都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渠道、手段。因此，教育公平对社会公平的推动有着重要意义。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躺平，需要每一个人努力奋斗，但我们需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平起点。而这所有的起点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就是教育。而教育的核心和关键则是高考。从这个角度来说，扎紧艺术与体育高考制度的笼子，完善高考公平公正的笼子，不仅仅是确保社会公平，同时也对第二个100年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此次调整，也是从艺术与体育人才培养的角度做的一次改革，对艺术与体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真心想从事艺术与体育的广大学生及其家长也需要认识到，提高艺术、体育人才的文化知识水平，具备扎实的文化功底与素养，是艺术类人才走得更远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李兴国多次公开表示：“艺术大学培养的不是工匠，而是有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艺术人才，没有文化素质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肯定走不长。”

　　事实上，在各个艺术、体育行业出类拔萃的人大多都有着扎实的文化素养。比如近年火爆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其导演梁旋曾是清华大学热能动力专业学生；颠覆文坛的《北京折叠》，其创作者郝景芳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黑天鹅》等大片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女演员娜塔莉·波特曼毕业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

　　运动员也一样，一旦欠缺了扎实的文化基础，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篮球巨星姚明，有着娴熟的英语、睿智的反应，这都是让他风靡全球的重要砝码，而这些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上的。同样，我国奥运冠军李宁，创下“李宁”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也绝不仅仅凭借其体操的优秀。很多人不了解，李宁从小就学业优秀，而且在艺术上也很突出，并非是只会体操的体育生。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调整，对于真心喜欢艺术、体育的考生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那些想钻空子的考生与家长，则是噩耗。这样的效果，也是公众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