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河南郸城，105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中，101所将停招新生。这是继公民同招之后，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打出的又一重拳，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遏制“国退民进”，不能让钱成为上好学校的门槛。

　　在河南郸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约占50%，而且最好的学校也是民办。郸城一高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都会有30人左右考入清华北大。2018年郸城一高录取中考生共1933人，其中竟有1018人都来自一所民办学校——光明学校。

　　作为一个近年才脱贫的贫困县，一些学校一学期学费超过7000多，一般人显然是承受不了的。如果上一个好学校，不仅需要孩子学习好，还要有钱，是我们能接受的吗？

　　显然不能！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问题的严重，是引发此次重拳治理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郸城，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前10名小学与初中，几乎一边倒的都是民办学校。

　　以上海为例，一起来看一组网上的数据：

　　从表中不难看出，在上海中招成绩排名前7的初中，有6所是民办校，只有1所公办校，市北初级中学能“硕果仅存”，据说源于该校享受独特的理科实验班招生政策。

　　最好的小学与初中都成了民办学校，这就意味着金钱成为优质教育资源选择上的基本门槛。这显然是我们国家性质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系列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这就如同学区房政策的纠偏一样：不能让金钱成为择校的合法渠道，成为教育公平的门槛。

　　公民同招之后，直接关停部分私立学校，几乎可以算是对民办教育政策的一次大回调：从没有太多禁忌限制，到与公办学校一样的管制，同时，甚至在总量上直接进行控制。有人批评说和现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存在一定抵触，我理解，国退民进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采取直接关停的手段。

　　除了关停进行总量控制之外，我们有必要深刻检讨义务教育阶段“国退民进”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根本的治理办法，至少未来不再重复这种错误。

　　民办学校的快速逆袭，很多人归结为民办学校有钱，投入建设了优质的硬件，引进了大量的优秀老师。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道理，但解释不了两个事情。第一，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最近10余年？而不是以前。在上世纪80/90年代，包括本世纪初前10年，民办学校就已经比较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民办学校仍然是薄弱校的代名词，很多所谓贵族学校，只是钱多的问题少年聚集地。第二，为什么目前主要局限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为什么至今很多私立高中仍然难以超越公立高中？

　　最近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推动了这一现象的全面出现？

　　显然，这和我们近年来对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区别化管理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一度对公办学校严管的同时，对民办学校的全面放任。

　　基于“公办保基本，民办满足个性需求”的定位，我们把重点全面放在了对公办学校的监管上，而对民办学校，则完全放开。

　　民办学校可以自由地挑学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放学时间、课后辅导等。但是公办学校却不一样，生源被严格卡住，一律就近入学，也禁止一切形式的生源挑选。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上，也有很多的清规戒律，不准超纲学、超纲教、超纲考，更不允许课后与周末辅导，还有一系列的减负措施：三点半放学，低年级的取消考试，禁止布置作业等等。

　　但民办学校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场景。什么时候招生，怎么招生，是没有人管的。平时的教学等，更是学校的自由。多数民办学校，也往往是寄宿学校，学校全方位安排了课后的辅导以及其他的课程与培训，也就不存在三点半放学的说法了。在这类学校周边，辅导班也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需求。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管？很多人会马上说，因为是私立。

　　因为我们流行的教育理论就是这样，通行世界的教育治理思想也是这样，是世界的“惯例”：只要不违法，私立学校无禁忌。其实从这种治理逻辑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美国、英国的影子。

　　在美国，对于公办学校，完全禁止择校，只能就近入学，无论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但对于私立学校，在招生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不违法，都是学校说了算。

　　此外，还涉及到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截然不同的治理逻辑：只要不违法，私立学校是完全自由的，但公办学校却有很多清规戒律。比如，公办学校禁止体罚，但私立学校是除外的，美国至今有19个州在法律层面是允许学校体罚的。

　　很多私立学校的管理之严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些学校的严苛校规，放在中国都足以被列为极端反面典型，也是违法的：比如顶撞老师是要被开除的，违反一些校规是需要被打板子的。有一个私立学校规定晚上十点后禁止在学校河边散步，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条规定的原因与依据。至于学习与教授的内容，只要不违法，是谁都不能过问的，一些优秀学校，学习上的要求当然也是很高的。

　　至于挑生源，也是必然的。虽然也是申请制下的综合评价，但一定要看你爸妈是谁，也必然面临测试，申请录取比一点不比著名大学高。而学生来源，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全世界都可以，只要你优秀并交得起钱。

　　不过家长与学生在上这类学校时，往往要签署一个声明：让渡自己的权利，认可学校的一切规定与决定，包括体罚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严苛校规。

　　一句话，严格筛选的生源，严格的日常管理，丰富而没有封顶的学习。于是，在这种治理逻辑下，最好的中小学多数都是私立的。但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允许”的严格管控下，公立学校全面滑落。

　　北大学者王蓉就曾发文表示对这一教育治理思想下的担忧：公办教育的拉美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套表面上强化公平的择校治理政策与公、私立学校的区别化治理，最后必然导致一个结果：私立崛起，钱是包括择校在内最大的教育自由。

　　比如一律就近入学，这种公平背后，更强调的是钱的公平，钱在择校中的权利。对于公办学校，不准择校，但却可以通过租、买房子实现择校(学区房)，对于私立学校，则直接就是钱。因为最好的中小学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学校，没有钱上不了(个案除外，不必讲这些学校每年都招个别穷且益坚的孩子)。

　　换句话说，有钱，在择校上就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更好的教育资源，这实际是隐藏在美国的择校治理政策，以及公立、私立学校不同治理政策后的一个潜在逻辑。当然，这也是其国家性质决定的。

　　不幸的是，我们作为教育的普世理论借鉴学习了。虽然说这套治理思想已经推行了许久，但真正进行全面落实、越来越严格，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情。就近入学的口号喊了多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但真正的严格全面执行，是什么时候？也主要是最近10年。而长三角与珠三角之所以率先沦陷，与这些地区率先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这些治理政策是直接相关的。反观一些就近入学落实的并不好，或者说不严格的地方，这种现象发生的就比较晚。尤其是高校附中附小林立的地方，因为不完全受这种政策限制，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公立主导地位。

　　这种治理政策我们是否应该学？坦率地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适合学习借鉴这种教育治理逻辑。但遗憾的是，我们学了，也才埋下了今天国退民进的“祸根”。

　　把公办捆死、把民办放开，不同的治理逻辑，为民办学校的快速逆袭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为了遏制这一现象，两年前政府力推“公民同招”，即民办学校也必须参加摇号。

　　显然，民办超越公办，首先就是在生源上。虽然我们不能否定优秀师资在一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但显然决定性的还是生源，是优秀的学生成就了优秀的老师与学校。打蛇打七寸，为此，相关部门不得不率先在招生上“痛下杀手”，私立学校也需要和公立学校一样，不得提前招，也不得通过考试筛选等等，最后，还需要参加摇号。这就是所谓的公民同招。

　　同时，绝对化的就近入学，也导致学区房飞涨，成了事实上的拿钱择校。于是，在遏制学区房房价的同时，相关部门大幅纠偏：改“一房一校”为“多校划片”，即把一个房子对应三类学校，最后随机抽取。

　　国退民进，民办私立学校全面胜出，不仅源于生源上的优势，如前文所述，还与学校日常的严苛管理和学习不封顶等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在短期内，这种不公平是难以快速解决的。于是，相关部门在先后调整择校政策与公民同招后，不得不直接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比例与数量，这才有了此次郸城101所民办学校停招的措施。

　　这项措施颁布后，一位曾经就读于光明学校的读者给我留言说：打击私立学校的同时，为什么不把公立学校的质量提高？

　　换句话说，绝不是公民同招，甚至限制比例，我们就能全面改变国退民进的，让公办学校质量全面提升，得到家长追捧才是根本。中央领导与教育部门也多次谈到，我们的教育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公平”，我们公办学校需要积极赶上去，而不是把私立民办学校拉下来，禁止或不让私立民办学校怎么做。甚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治理思路，私立学校可以做的，在合理范围内，也允许公立学校这么做，而不是简单禁止，这也是一种公平竞争。

　　是时候重新检讨我们对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理论与定位、以及整个教育治理指导思想了。

　　改革开放40余年，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教育学习西方的40年，我们从中受益良多，但也照搬了一些不符合国情文化的东西，导致水土不服，比如对公办与私立学校的定义与定位，比如择校的治理政策等。

　　其中一个根本，是我们没有把西方某个具体的教育政策放在整个社会制度、社会治理以及文化等大背景去理解，没有放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下理解，甚至简单照搬，导致出现一系列错误的后果，如国退民进，如事实上的“以钱择校”，这些都违背了我们的国家性质、价值理念与文化传统等，于是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调整和扭转。

　　坦率地讲，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形成的现代主流教育理论与教育治理逻辑，是与其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直接关联的，是我们无法全盘接受的。比如国退民进对于他们来说是必然，应该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这点在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部分共识，即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治理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按他们的理论、模型，中国经济早已崩溃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但在教育上，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认真地呼吁推动一些“普世”的教育理论与治理思想。

　　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一重大议题。这其中，理论研究者首先要行动起来，把我们的定位需求与问题搞明白，把我们的发展阶段搞清楚，学习借鉴别人时更要全面吃透，学习其精髓，最后结合我们的国情文化，立足中国大地，找出中国办法与思路，才不至于不停纠偏。

　　最后，我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留给大家再想想，为什么对民办教育限制多的义务教育大规模出现了国退民进，但对民办教育基本放开的高中阶段却没有结果，或者没有明显地出现国退民进？

　　其实答案一样，大家可以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