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第一次大规模治理辅导班是1998年。今天回头看，辅导班在一轮轮治理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学生负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到底为什么？
显然，背后不仅仅是教育问题。
去年底，储殷教授批评说，“教育已经成了最好的绝育工具”，宁愿回到应试教育。减负与课外辅导班也再次成为今年两会的主要话题，减负与课外培训班的治理仍然是一项顽疾，也是教育部2021年工作重点。
回头看上次的减负新政，3年过去，课外辅导班的市值再次翻番，在近日股市大跌之前，好未来市值曾高达470多亿美金，是3年前的2倍多。
近日关于“双减”政策的传闻不断，对校外辅导班的治理是重中之重，但不同的是，近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明确地提出了强化校内主战场的问题，即一方面做加法，一方面做减法。
此文为2018年初教育部减负新政出台不久对减负与辅导班比较全面的一次分析，今天回看这篇文章，愈加有价值。在减负上，我们的治理思路与方向，仍觉得有探讨的空间。
减负为什么会遭到家长反对？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是否应该减负，成了一个问题，甚至遭到家长激烈反对。前一段时间，《教育部，请不要给我们家孩子减负》的文章风靡网络，当天上午就迈上10+，点赞过万。两会期间，这个话题不断发酵，此类主题文章不断涌现，流传甚广，至少说明，不希望减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1998年，第一次大规模减负时，北京要求关停所有校外辅导机构。当时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精诚文化学校校长王国欣最头痛的不是关停学校，营收减少，而是家长们的激烈抗议：你不能关，我们一起去找北京市政府！
20年一个轮回，减负错了吗？
为了孩子能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在减负上，政府出力不讨好，不是第一次，也可以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这个总体结论应该没有错，也没有太大争议。既然负担重，为什么还反对减负？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股热潮过后，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不同定位的人，负担是不同的，没有区别，一刀切地做减法的减负政策，的确有不足，需要反省并适当调整
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也不觉得累，如果不喜欢学习，10分钟都是负担。负担的多少，绝对值是与每个人的期望值与自己定位是相关的。对于那些有远大追求与抱负的学生与家长，客观上负担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变为主动行为，就未必是负担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献词中谈到，美好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是什么？至少不是轻松的，是需要为自己的理想、目标作出辛苦努力付出的。因此，对一部分对自己有期望的学生，辛苦一些是应该的，多学一些也是应该的。
在这一点上，不会因为教育制度或者考试制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在其《美国最好的中学怎么炼成的》一书中，第一章就详细纪录了旧金山最好的公立中学惠妮中学一位高三女生的一天：睡4个小时，喝四杯咖啡，得4.0的GPA。这位高三女生的负担，恐怕比我们大多数学生都重。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就是针对在校中学生的，是美国优秀大学所看重的，也成为优秀中学生的标志性成绩指标之一。AP本就不是中学课程，本就是鼓励学有余力，或者有天分的孩子多学一点，“超纲”学一点。
一位在美国一所常青藤读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在一门高级数学课上，他才发现，美国的同班同学在中学的数学学习中，其实比他们在国内中学学得更多，更深。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一点，即我们因为教育制度理念落后，所以我们的教育负担沉重。长期以来，一些伪专家与舆论给公众制造了一个虚妄的故事与错位嫁接：英美先进教育就是没有负担，幸福快乐的教育，最后孩子们还卓有成就。
英美教育完全是两条道路，对于以私立学校为代表（包括学区房公立学校）的精英道路，一点不比我们负担轻，甚至更重。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不会轻松，客观上讲，负担都是很沉重的，这是我们都需要认识到的。
中国家长受文化传统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是极其重视的，多数有着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观上负担必然会重。认识到这些基本现实，我们就知道有必要在学校体系里，对那些有较高期望的学生，对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无论是出于功利还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条件，让他们可以多学一点，多写一些作业，晚回去一会，而不是必须都不得超纲学习，不是都必须在几点放学。同时，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质量，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学校内满足这些需求，把负担降到最低。
但遗憾的是，减负虽然说的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的减负做法，忽视了这部分区别，全部减，必须减，必须轻松没有负担，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家长的反对。
2013年3月，北京推出了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在校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这个指标是根据国际上的相关调查得出的）；严格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这一要求无一例外，不会因学校与学生而有区别。
一些地方更为夸张，出现无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试，即便搞期末测试，也不能出成绩，称之为“乐考”。
伴随对孩子教育的高期望，无论正确与否，需求是客观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了出来
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根据好未来（学而思）披露的年报，好未来在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达到68亿，较2016年增长68.3%，2012至2017财年年度平均增长646%，近3年市值已经增长了近10倍。在培训人次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四年几乎增长了5倍，并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4—2017年度对比增长幅度分别为25万人次、43万人次、80万人次、163万人次。
根据好未来公布的财报显示，2018财年前三个季度营收达到76.36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017财年全年收入。前9个月的总学生人次达到483万，已经远远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总学生人次。
注：2017年底好未来市值约200亿美金，而去年底，已经高达470亿美金。最近5年好未来收入除去年受疫情影响外，其他年份增长都在40%以上。
其实不止好未来。2016年起，新东方的主业就已经不再是出国留学考试，而转为国内的中小学培训了。根据最新财报披露的数据，新东方优能中学与泡泡英语的营收规模已经和好未来差不多了。
谈到最近几年校外辅导班的快速增长，一位上市公司的副总开玩笑地跟我说:感谢政府神助攻！一是早放学，孩子没地方去，去辅导班总比网吧强；第二，就是学校一味做减法，这种想多学的需求就被转移挤压到课外辅导班里了。
这个事实本身就提醒我们，对合理的负担需要有一个准确认识，不给课内机会，课内就转课外，负担没有减下来，却增加了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课内转课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从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我们的减负政策所没有料到的，也需要考虑的。
如果说学校教的多，布置的作业多还多少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课外培训班里，每一分钱，都是家长主动排队交给培训机构的，为什么掏钱给自己孩子加负担？
家长疯了吗？
当然没有疯。
中国家长比任何民族都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内不给，我就花钱走校外。
对更好教育的追求没有错，但麻烦的是这种对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过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随形，名校情结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更好教育，简单化为各级名校，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最好是著名大学，甚至清华北大，而路径，往往就是极端功利学习，培训，应试教育，择校热，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学习负担重，无非是这种功利追求下的一种体现而已，与应试教育本源是一样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说，家长是被逼的。因为优质资源短缺，好学校少，以及应试教育制度等等才导致了家长的疯狂。
这个说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脚。
新东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教育市场头号企业，其主要收入都来自于托福，SAT、GRE，雅思等英美升学考试为主的备考辅导，与中国的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毫无关系。早在2002年，新东方就在华人聚集较多的多伦多开设了第一个海外分校。
中国人这种功利化追求，不会因为国别与社会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不同而有区别。华人走到哪里，补习班就走到哪里，应试教育就走到哪里，负担也带到哪里。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400余家补习学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补习学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与日落公园——都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补习内容也都是当地的各种升学考试：纽约高中联考以及AP，SAT等。在旧金山，洛杉矶很多公办学校门口也如我们北京上海一样，培训班林立，几乎都是华人与韩国人举办的，笔者熟悉的一家华裔所办的培训机构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金，其主营业务就两个，一个是考试辅导，一个是升学辅导。
注：学而思去年在旧金山开办了美国分校，主营业务是小学生奥数。为什么？这难道也是中国教育的错？所谓优质资源均衡了就没有择校，没有负担的说法，更不值得一驳。
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美国世界新闻报道排名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当然，对于很多家长，的确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孩子没有一个好学校，就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未来，中国家长处于一种集体焦虑中，于是拼命给孩子加码，也的确是不得已。
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当保安与坐办公室区别也不大，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的社会，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这个样板就是芬兰。
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后了，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和其他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和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芬兰，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个高福利国家里，自私一点，更多的是想我喜欢什么，我想干什么，伟大一点，更多的想是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上班是实现价值，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谋生。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是先进的，至少绝不功利。
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也是教育，包括减负难以调整的。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在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实际上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最近几十年减负的结果就给了最好的阐释。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经激烈批判过学生负担过重，今天我们还在批判，但伴随社会发展进步，我们却发现负担越来越重，背后显性原因，是更有钱了，家长要求更多了，投入更大了。但本质，却是社会分层的加大，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的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
当然，还有家长定位的盲目，还有被裹挟的家长，别人都上了，学校不零起点教学，被迫也跟着上，等等，都是一些原因。
在减负的问题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家长一边反对负担，一边又反对减负
2009年初，在制定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一位小学6年级的家长谈到女儿因为过重的学习负担，休息都无法保证时，泪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儿在上着6、7个辅导班，在当时应该是上的非常多的，的确辛苦。我问这位家长，这些辅导班有哪个是学校要求报的，有哪些是你自己报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这位超级妈妈自己给孩子报的。
家长们一方面抱怨负担重，一方面基于过高的期望，不断给孩子加负担。辅导班一方面在广告中大讲提分，补课，一方面又说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这种分裂的想法口号不少。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需要面对的囧境，也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不断被翻烙饼说来说去的原因之一。
在减负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减负做法，引起家长反弹
在减负的治理过程中，因为认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一些减负措施出现一些偏差，客观上增加了负担，也容易招致家长的反对。
考试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试与试题的难易程度直接与负担挂起了钩，一旦说考试，就认为是加负担，因此考试被尽可能取消，升学考试的取消，带来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学习负担。
调查表明，目前中小学生负担的重灾区在小学，高中反而是相对最少的，为什么？好未来（学而思）的主要收入来自K12，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培训。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数据由当时开班数量搜集整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了升学考试，大家都想上好学校，但是好学校又想招好学生，于是各种坑班，各种特长班，各种竞赛班，比比皆是，无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负担。最近教育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长招生，就是一个针对性的措施，剑指各种特长培训班。反观高中，就只有一个高考考试，孩子们不必上这么多的辅导班，负担反而普遍是相对少的。
考试被扣上负担的代名词，很多基本的评测也被停止，在大量的基层，对老师的教学质量也失去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手段（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评价替代），客观上也导致农村基层教师的松懈，混日子，教育质量下滑，也带来了负面声音。
考试的难易程度本来和负担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但也被纳入了减负的选项。一味要求降低试题难度，尤其是选拔性考试不断模式化，水平化，简单化，这些表面上的减负措施，在现实中，恰恰可能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推手，进而推动了负担的增加。
2017年北京海淀中考，语文满分为120分，全区平均分高达109分。这种水平化简单化的选拔性考试，在进一步强化了分分计较的同时，更推动了应试教育的发展。因为这种事先都知道要考什么的水平测试，更适合应试，更适合刷题教育，因为刷题的是管用的。老师对学生强调的是扎实仔细不丢分，是重复训练，优秀学生盯的是错题本，重复训练。新东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托福，雅思，GRE，SAT无一不是水平测试的代表，反而是高考，我们很难看到那个培训机构做到了一家独大，新东方曾经收购了一家专门做高考辅导的机构，后来因业绩未达标，退出了这家机构。
当考试无法通过简单机械刷题获得成绩时，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减负，无试可应实际上才是最大的减负，而不是简单。
减负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标准的学校教育，作为减负的标杆
近几十年的教育治理上，很多专家动辄讲英美的教育如何轻松，也爱以此给中国下指导题，尤其是动辄以美国公办学校的治理为中国号脉。
先不说美国最优秀的精英多数是以私立学校为主培养的，私立学校里的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较宽松的美国公办学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给那些优秀的学生以不同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近几十年，历任美国总统对过度强调轻松但质量每况愈下的公办教育都给与了无情的否定。
小布什当政时，对公办学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评测，通过对学生的成绩评测，来决定对公办学校的拨款多少。奥巴马公开抨击说：每年有100万高中生辍学，美国学生在数学等科目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未来，我不会接受！奥巴马政府在呼吁晚放学一小时的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力推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建设，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选择权。特朗普上台前对公办中小学更是给与了无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请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长，而这位颇有争议的部长主张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钱给家长，让他们用脚投票。
•美国前议长金西奇也在其出版的书中批评到：“2017年，巴尔的摩有89%的八年级学生无法通过数学考试，这不是中国的错……”
当我们激烈批判我们的奥数的同时，英国却聘请中国的数学教师到英国传经送宝。卡梅伦首相在卸任前公开激烈地批判那些认为可以用计算器替代而没有必要学习中国背乘法表的言论，呼吁英国教育界多一些虎妈精神。
因此，在减负时，我们同样也需要注意，不应该追求绝对的轻松，没有负担，更不应该把英美国等已经错误的做法，或正在纠正反省的做法，作为我们减负的样本。
一个日本朋友曾愤愤地谈到日本的减负。初一的孩子英语得了满分，本来满心欢喜，结果一看试题气得七窍生烟：26个字母大小写对了就是100分。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谈到日本减负三十年的后果时，也谈到了这一怪现象：学生负担增加，家长负担也增加，尤其是经济负担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减负的一个重要恶果是“国退民进”，私立学校兴起。30年前，给东京大学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学，17个是公立的，3个是私立的，但是减负30年后，这一数字完全颠倒过来，只有3所是公立的。
在过度强调公办保基本，一刀切减负等各种不当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挥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国退民进现象，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开始以私立学校为主，这值得我们高度警醒，也是和我们国家社会性质背离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减负目标，而不应该是拉低标准的减负。
此次反弹，多多少少也是老百姓对学校教育质量在减负的背景下下降的担忧。
减负错了吗？区别化减负，精准化减负，是化解对减负误解，化解家长反对的有效途径
很多人反对政府减负，认为减负本就是错误的伪命题，是干预家长与学生的基本权利。理论上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有点像人生道路的选择一样，是个人的事情。
但是，减负首先强调的是减去多余的负担，不是不让多学。减负是希望全面成长，减去那些重复训练等不应该有的负担，作为政府，我们必须承担一个政府的责任，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应该引导孩子与家长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作为政府是永远需要作为的，这也就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发展。
减负的精神我们需要坚持，但在诸多的反对声中，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如何减负。
首先，我们需要区别化减负，支持合理的诉求，不仅仅是做减法。比如有更远大追求的，无论出发点如何，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在学校教育体系内最大程度去满足，而不是处处算计，一刀切必须减下来，必须轻松快乐，因为这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把学校教育这个主战场做好，作为最基本的减负措施。
减负的关键，是减去那些不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一部分被裹挟的人，一种就是过度功利化的做法。比如对辅导班的此次治理，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学，同时要求学校不得非零起点教学，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思路，把不想多学，不想提前学，但却被裹挟的家长，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这就是一次精准减负。再比如在升学考试上取消特长生招生，禁止举办一些学科竞赛等一系列新政，实际就是剑指各类培训班，颇有精准化打击的意味，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拿出长远的计划，下决心解决一个根子问题——家长的问题，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问题，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观念，一个是过高的期望问题。
成绩不决定人的一生，学校也不决定人的一生，谁都不喜欢一个只是会考试的动物，很多道理我们似乎都认同，但一到自己孩子身上就完全变了。政府希望把负担减下来，希望让孩子多一点全面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但对于很多功利的家长，无论是数学还是艺术，都是奔着好学校去的，多数在做重复训练以获得好分数与好成绩，负担由此而生，这也是应试教育的另外一个翻版。
还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的问题。过去还有考大学的顾虑，在大学马上普及化人人都可以上大学时，家长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学，上北大清华。有追求固然好，但我们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清华北大每年在参加高考的940万考生中只招生7000余人（2020年已经是1071万考生了），对于很多的家长，仍然盲目地向这个方向前进，负担加上去了，但结果却永远得不到。
当然，观念问题任重道远，也不仅仅是我们教化的问题，也需要社会本身的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缩小，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决，才能化解家长根本性的焦虑。看看过去20年，放眼未来中国发展，其实大可不必紧张，我们可以预期中国未来的发展，就不应该有太多担忧。
此次舆论在减负上的反对声，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那些地方还做得不好，不该减的减了，或者做法不对，不减反增了，招致反对，及时调整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减负做法，区别化，精准化减负，相信会得到老百姓赞同与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