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采访了40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大学书记校长以及个别代表性人物，如潘懋元先生。我希望从这些高等教育一线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对40年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并给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指出方向，提出建议。
这其中有一个人，瞿振元先生，我犹豫再三没有采访，决定在这次采访集结出版时请他作序。
瞿先生先后转战各种岗位，从高校基层到教育部宏观管理岗位，再转战到高校领导岗位。虽然大多是管理工作，但基于大量工作实践，勤于思考的瞿先生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见识，是一般学者不能比的，也颇受业界尊崇。
也因此，我觉得与其采访瞿先生，打乱他的系统表述，不如借此机会请他系统总结中国高等教育40年。瞿先生于50年代初进入清华，经历了波澜壮阔的40年改革，是对这40年有发言权的人。
《中国高等教育变革40人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时，请瞿先生写了此序。
此文虽然写于去年上半年，但在目前特殊背景下，今天再系统回顾这篇文章，更能感受到瞿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种种思考与判断之深刻，值得仔细品味。
（陈志文）
瞿振元先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78年，我国高校在校生85.6万人，研究生1万人。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上，经过40年努力，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833万人，比1978年增长43倍多，比欧洲44国的总和还要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提升到48.1%，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使我国从人口大国变成了人力资源大国，支撑起国家经济、科技、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全面进步。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在这些显性的指标上，而且在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治理、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隐性方面的变革更重要，因为这些变革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却是骨子里的，涉及每个人的。
总之，40年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变革是非常深刻的，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是跨越性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如何记录这一辉煌的历史？如何还原在这一深刻历史变革中奋斗者的所思所为？媒体和媒体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大家回望历史、总结经验、推动改革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陈志文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以“改革开放40年40人访谈”为题，让我们从大学领导者的视角，了解高等教育40年改革的艰辛探索、40年发展的砥砺奋进，了解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了解高校领导者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大学书记校长是大学的掌舵人，从这个角度讲，对大学校长书记的深度访谈，可以反映一所大学的特点。一批一流大学书记校长的履职经历，几乎就可以组合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治理全景。而本书访谈的部分专家，如周远清副部长，长期领导全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他的体会尤为生动、深刻；又如潘懋元先生，则从更长的历史纵深，对我国高等教育做了一个梳理总结。
难能可贵的是，改革开放40年40人的访谈，没有回避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针对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热点问题，校长书记与专家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答案，非常有趣，引人深思，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与志文相识于20多年前，那时我刚刚到教育部学生司任司长，志文当时在中国青年报负责教育报道工作。虽然他自称只是教育的旁观者，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必陷入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辛苦琐碎，但也可能旁观者清。志文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在上个世纪做记者时就写了很多让我们专业教育工作者深受启发的东西。后来因为工作变化，他有更多机会深入教育本身，做更专业的探究。近年他重新开始动笔写一些东西，把他对教育越发成熟和专业的观察与思考传递给我们。
和很多专业研究人员相比，志文视野开阔，广泛涉猎了从国内到国际，从教育治理到问题学生等诸多方面。他不会就教育谈教育，就高等教育谈高等教育，在很多教育问题的思考上更为深刻和新颖，可以给我们教育专业人士以启发与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志文早已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专业人士了。比如，他在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里出任管理组的专家，经常发表很有见地的意见；他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分会的秘书长、副理事长，对人才问题等也颇有研究心得。
因此，志文所做的书记校长访谈，显然和一般媒体人做的访谈不同，他的访谈，既专业，又耐读，既是请教，也有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有时更像娓娓道来的聊天，可读性与专业性兼具。我还听有的校长说志文非常会激发人，是一个难得的专业访谈者。
志文说不采访我，但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并且希望我也谈谈对高等教育的思考。我抚今思昔，思考再三，说三点想法：
第一，在高度肯定40年成就的时候，要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在2017年曾撰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都存在明显不足：
从宏观层面看，政府及社会对教育高度重视，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努力发展教育事业。但是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比较功利。我们总是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教育的价值，而对教育所蕴涵的对个体、家庭、区域、国家、社会发展的潜在收益、隐性价值和综合贡献认识不够，所以我们较多时候是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认识教育、认识高等教育的，而对其人文价值、其对社会以及对个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认识不够；对教育的复杂性、教育规律的认识，相比于对经济工作的认识要缺乏很多。我们很重视经济、重视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研究经济规律，但是对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我们的认识是不够的。
从中观层面看，教育系统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需要的能力有限；办学形式比较单一、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的能力不足；服务创新型国家的水平不高，解决人类社会面临重大问题的能力更显不足；也包括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创造的能力不足，真正形成中国自己独特的、引领全球教育变革、可供其他国家学习参考的理论和案例还不多。
从微观层面看， 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还很稚嫩。70%左右的本科高校是新世纪以后成立的， 很多高校是专科升级过来的。1300多所专科院校（高职），几乎全部是新世纪以来成立的， 办学历史不足20 年，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高等学校都还相当稚嫩，经历的时间很短，内部要素发育明显不足，能力建设不足。而且，这些新建的学校又基本上在复制原来学校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式，教育教学理念比较陈旧，课程以及教学内容和社会需求脱节，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适切性比较低，院校治理的理念和手段落后。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有清醒地认识并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找到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要牢记立德树人是学校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谈教育问题时，说得最多的一点就是强调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法》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学校开展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都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为人才培养服务。或者说，高校中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都有育人的责任。
一个时期以来，发生的偏向是重科研轻教学，忽视了育人责任，其原因在评价导向上有偏差，特别是“唯论文”的指挥棒不仅忽视了育人，而且使科研工作偏离正确方向，陷入“小、散、虚”的泥潭。我们要看到，人才培养是所有学校的共同责任，研究型大学更要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密切结合起来，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我们现在说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应定位于研究型大学，或者说要建成研究型大学。
对研究型大学来说，这丝毫也不意味着降低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恰恰相反，而是更高的要求，是把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更加紧密结合的要求。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研究型大学不能保持在知识简单再生产的水平，这是所有高校都要承担的责任；研究型大学应当进行知识的扩大再生产，而这种扩大再生产是与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民生所需和人类共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当今，面对中美贸易战、国际空前科技竞争、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大变局，我们要思考：高校应当有何担当有何作为？显然，这些都对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是更紧迫的要求！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在知识创新上作出过重要贡献，而知识创新的过程同时就是培育人才的过程。
第三，要坚定教育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回望历史是为了走好未来之路。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贯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主题就是教育现代化。今年二月，中央发布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办国办同时发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两个文件远近结合，共同构成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施工方案、时间表和路线图，大目标是建成教育强国，而教育强国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强国。
现在，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提出要建设一流大学或顶尖大学，但是少有国家提出建高等教育强国。而我们的目标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强国。为此，就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创一流，二是带一般，三是补短板，这样才能使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一个协调的、健康的体系。
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理念：各个高校都要在这个体系中准确定位，凡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发挥了应有作用的学校就是好学校，而不能简单地说只有世界一流大学才是好学校。所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而不是少数高校的责任。
推进教育现代化，要以教育理念现代化为先导。先进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教育进步的方向，引领教育的发展。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导向，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在自身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代表教育前进方向的现代教育理念，不仅推动自身发展，而且为别人提供有益借鉴。
我想，被访的40个人，每个人都是高等教育的行家里手。志文选择这40个人，也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因此，每个人的见解都是独到的、有价值的。我们仔细阅读，一定会非常受益。善于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更加聪明的人！
瞿振元
2019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