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余杭区2018年引进人才公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杭州余杭区广泛引进清华北大等国内外著名大学毕业生到余杭这一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余杭区领导亲自带队到清华北大招聘毕业生的做法也已经持续多年。
这一做法，首先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
2019年余杭GDP逼近3000亿，比肩青海省，财政收入超过700亿，位居浙江第一名，全国区县经济上，也仅次于苏州昆山。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余杭上半年GDP实现1300多亿，增长17%，遥遥领先全国与浙江。这其中，核心是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著名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就位居该区。
从余杭的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一个小小的余杭，绝非我们想象的一个区，一个街道办那么简单。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恰恰需要高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的支撑，高水平服务团队的支撑。换句话说，余杭需要优秀的人才，建设一个更高水平与层次的余杭，才能支撑余杭的社会经济发展。当然，这些也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撑，是相辅相成。
之所以有争议，还是因为很多人脑袋里有一些固定的设计，尤其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生。我们不自觉地认为，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就应该是去高大上的地方，比如科研院所，比如大国企，比如中央部委，更主要的是，对基层社会治理认知存在严重的误区，把基层治理低端化，甚至还停留在带着红袖箍大爷大妈的时代。
但浙江等发达地区，早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仙居县县长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MBA。在当时，MBA对于很多人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更不要说是从美国归来的MBA。我曾经问他，到偏远的仙居，是不是有点浪费？
他说，我不觉得，在大公司，省机关好，但基层同样很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2000多个县的县长，都是留美归国的MBA，那么我们的县域治理与经济是不是有可能发展的更好？
同样，如果我们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基层，把一个个街道，一个一个区县治理水平与效率大幅度提升，不也是很好吗？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这其中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人，通过人来提升，提高，摸索建立我们新时代的治理体系。
其实，与之类似，还有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清北毕业生涌入深圳的中学引发巨大争议，道理也是一样的。一个优秀的名师，可以改变引导一批人，一个优秀的校长，可以影响改变一个学校。目前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教师的素质与水平，清北在内著名大学毕业生涌入中学一线，对基础教育的改革与提升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欢呼雀跃吗？
当然，优秀大学生涌入基层一线，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高端人才去向的狭窄。
1999年大扩招，高等教育现在已经迈入普及化时代，2020年研究生招生就已经逼近100万，远远超过90年代本专科招生总量。今年高校毕业生874万，留学回国人员也逼近60万，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85%以上。清华北大目前每年毕业生就高达16000人，更不要说还有复旦交大中国科大等著名高校，985高校毕业生就超过20余万人。
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优秀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也越来越多，但因为高端产业发展不足，相关岗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伴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限。2017年，全球前十五大制药企业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其他行业也是如此。2003年前后，全国高校教师每年需求量曾高达16万，但近年仅有不足3万，没有名校博士学位没有任何可能。
在这种非议声中，显然还夹杂了道德的批判。
如果这些学生去的是新疆，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的区县，街道，相信大家都会树起大拇指称赞。难道余杭的街道就不是街道，不是基层吗？显然大家认为这些孩子只是贪图丰厚的物质待遇，而奔赴余杭。我们先不论是否有价值，这些孩子大多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追求一份体面的工作有错吗？
我们应该鼓励，支持优秀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艰苦地区去，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对没有去的毕业生口诛笔伐。
在我们从道德层面批评这些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反思的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去？相关地方为什么没有上门招聘邀约？可能真没有那么多需求！选调生制度是我党委培养后备干部推出的一项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专门政策，入围大学生都需要先去基层锻炼，由各省组织部门落实。去年我看到有学生咨询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是否有选调生计划，相关部门回复：没有。
我们一方面批评就业歧视，我们一方面又歧视一些就业单位与选择，岂不荒唐？北京林业大学的毕业生去做快递员，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去做保姆，实际上恰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我们恰恰需要打破一些陈旧的观念，比如大学生应该怎么办，清华北大毕业生就必须怎么样。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人才是否浪费本质是一个伪命题，学历出身并不能代表就一定是人才，关键是，如果浪费，这个人才第一个就跑了，因为他永远有用武之地，永远有选择，这也是我们需要修正的一个重要观念。就如造福余杭的马云，也只是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又如何？
原载：光明日报
作者：陈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