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10岁女童被13岁劣迹斑斑的少年蔡某凌辱杀害，但因为蔡某不满14岁，只能是收容教养。据说，这两天调查期间，蔡某每天都被父母领回了家，在巨大舆论压力之下，24日才被公安机关正式收容教养。

　　有媒体报道称，蔡某劣迹斑斑，此次犯案更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而法律对案犯蔡某的处置却不算重，这再次激起了普通人的激愤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质疑与谴责。

　　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法的关键时期，类似的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那些一味强调保护未成年罪犯的人，不要只是站在道义高地沽名钓誉，必须严惩，以严厉的惩戒震慑未成年罪犯，以最大程度保护受害者！

　　当然，我们也需要深刻反省背后的社会原因与家庭原因，才能长治久安。

　　下文是我三年前所写，今天看来，仍然有必要再次高呼：尽快修法！每一位家长要负起责任！

　　恶徒的背后是谁在纵容？

　　山东东营一位14岁的学生在学校手刃同学致死的案子进入人们的视线。原因是在检察院的抗诉下，这位原判有期徒刑17年的未成年杀人者被重判为无期徒刑，引来一片叫好声。

　　这位行凶的学生案发时只有14岁，还在捅死同学前5个月，捅伤另外一个同学，致其重伤。旧案未了，又犯新案，如此大胆的原因，就如凶手所说：我想弄死他，反正我才十四岁，杀人不必偿命。

　　此类案子屡见不鲜。今年1月，广州一10岁女生被奸杀，案犯韦某很快被抓获，而且此人早就是恶行累累的惯犯。2010年，韦某故意杀人，因未满14周岁未被追究刑事责任释放。2011年，韦某再次故意杀人致重伤，但仅被判6年有期徒刑。在他刚刚释放不足3个月的时间里，韦某再次犯案。

　　今年7月，广西岑溪市一13岁少年一次杀害3名儿童，最后因为不足14岁，不承担刑事责任，被送到少管所，执行3年收容教养。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愈演愈烈，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是家长与家庭教育的问题。

　　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问题家长或者问题家庭。一位教育工作者曾激动地表示：每一个未成年人罪犯背后都有一个混蛋家长或者混蛋家庭。

　　2015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对308名涉案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至少有55.52%的人未受到监护人或照管人的管教，而这些监护人和照管人中，保持婚姻关系的占59.9%，近四成的被调查对象家庭不完整。

　　家庭教育的缺失还只是表面原因，更为可怕的是错误的教育理念。现在，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再到社会舆论，普遍对孩子过度骄纵，没有惩戒，让孩子们养成了“犯错没有成本”的习惯。

　　近40年来，在对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歪曲理解下，一些专家与社会舆论错误地强调对学生无条件无原则的保护，过分强调尊重与个性，学生的日常管理也完全禁绝了包括体罚在内的一切惩戒手段。学校教育只剩下赏识、鼓励，“莫有不是的学生”，学生顶撞甚至辱骂殴打老师的事情屡见不鲜，老师不敢管不愿意管的现象普遍存在。

　　更糟糕的是，这种错误观念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误导了很多家长，“严格管教”成了落后教育观念的代名词，没有原则的纵容成了尊重个性的先进代表，很多家长对孩子百般呵护，甚至溺爱骄纵，把粗鲁、没有教养当个性，让犯错没有了成本，孩子暴戾之气日盛。

　　2014年6月，河北蔚县，11个未成年人围殴一位8岁同学致死，最后因为施暴者均不满14岁，没有一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未受到任何惩戒，只是被家长领回家了事。记者前去采访，在镜头面前，行凶者之一流下了复杂的眼泪，而这时，在镜头前一直没有表达任何歉意的父亲却抱着儿子安慰道：不要怕，有爸爸！

　　没有了法律的惩戒，还有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教育，他怎能不会第二次犯错？对孩子的每一次过度保护，都是家庭、社会、法律在鼓励孩子犯更大错误，陷孩子于万劫不复。

　　另外一个显性因素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罪犯过度保护，不仅没有了惩戒，更是直接怂恿甚至鼓舞了更多的犯罪。就如开篇那位14岁少年，他知道法律拿他没有办法。

　　事实上，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象日渐突出，已经引起社会各方的愤慨。降低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加重处罚未成年罪犯的呼声此起彼伏。许多人甚至形容《未成年人保护法》为鼓励纵容青少年犯罪的恶法。

　　一些法学专家与教育专家盲目学习西方，反对加重处罚，理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青少年罪犯也是受害者，而且刑事处罚会让他们背上一辈子的标签，只能让他们破罐子破摔，因此需要手下留情。

　　其实，第一，西方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保护不是无条件的，是在系统惩戒与社会矫正的前提下保护，在很多时候，西方恰恰比我们的惩处更严厉（比如刚刚被判决的洛杉矶中国学生凌辱同学案）。而我们只学其一，却忘记了其他配套惩戒措施，导致我们往往对未成年人罪犯一放了之，包括杀人这种重罪。

　　第二，法律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作用是用严厉惩戒来威慑所有违规者、违法者，让你不敢，所谓杀鸡给猴看。上面两个案例典型地说明了相关法律对青少年过度保护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法律严厉的惩戒，犯错成本很低，甚至没有成本，只会鼓励纵容他们有第二次、第三次犯罪。

　　这不是保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鼓励他们继续做恶。东营这位14岁的罪犯，无非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激起了公愤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种没有原则的保护，带来更多的是恶劣示范，不仅是给当事人，而且很容易辐射至周边的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这种负面效应还只存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在网络时代，这种负面效应明显在放大，鼓励纵容了更多孩子效仿。也就是说，可能在挽救一个人的同时，却鼓励纵容了更多的青少年做恶，戕害了更多的人。孰轻孰重，利害分明。

　　乱世用重典，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便是治表的手段，给予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者以严惩，刻不容缓。此起彼伏的未成年人连续恶性犯罪已经给我们敲响了刺耳的警钟。

　　当然这还不够，从长远看，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维度“治根”。在加强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同时，更需要厘清正确的先进教育理念、家教理念，对目前被一些被歪曲的教育理念进行拨乱反正，对孩子从小严格管教，多些原则、惩戒，少些纵容、赏识、溺爱，进而少一些“糊涂”、“混蛋”父母。

　　我更忧虑的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只是在过度保护未成年人罪犯，甚至是在无条件无原则地包容违法行为。

　　社会舆论也习惯于为违法者找有情可原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却对执法者的严格执法百般挑剔，动辄强调柔性执法，最后往往邪不压正。一位少管所的管教干部曾说：在目前社会环境下，面对这些人，不敢管、不能管成了常态趋势，令我们从警者陷入深度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