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五莲二中优秀教师杨守梅用书本抽打逃课的两个学生，在家长的持续投诉下，杨老师遭到当地教体局解聘，并被纳入五莲县信用信息评价系统“黑名单”。此事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争议四起。最后，五莲市教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撤销了对杨老师的追加处罚。

　　日前，中央文件中提出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2015年起，我先后写了5篇这方面的文章，呼吁给予教师基本的惩戒权。但显然，惩戒、管教学生是有巨大风险的，如这位杨老师的“遭遇”。很多教师也纷纷反馈：“我们不要这个惩戒权”。

　　杨老师非常优秀，备受大家爱戴，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教育局撤回了追加处罚，但如果杨老师不够优秀呢？舆论没有关注呢？

　　相关部门正在落实中央文件，修改调整相关规定，落实教师教育惩戒权。但我担心具体条例会过于苛刻，这个惩戒权只能是高高挂起，广大一线教师还是不敢用，不愿意用。

　　以下是一篇旧文，今天看起来更合时宜。

　　能否像对待正当防卫一样

　　宽待老师的管教？

　　日前，扬州一中学女英语老师被学校与当地教育局处罚了，原因是体罚学生。

　　事情的原委很简单：上课时，一名学生说话影响到了课堂秩序，这位老师先是眼神示意，无效后口头批评，不料招致该学生的辱骂。课后老师把这名学生请至办公室批评教育，不料又遭到顶撞甚至粗口辱骂，老师一气之下扇了该学生四个耳光。于是，学校与教育部门陆续给了这位老师一系列处罚，同时要求老师公开道歉。

　　这不是个例，类似的新闻接踵而至。

　　安徽歙县一名高二学生在开学典礼与晨训中连续违反纪律，被老师用纸卷着的笔拍头并罚站，随后跳楼自杀；湖南邵阳，一名高一学生因午休违纪，被老师罚蛙跳20米后猝死校园……

　　各种问责如约而至，安徽歙县的两位老师被停职并接受调查，邵阳二中的校长、副校长以及班主任等四人也被立案调查。媒体的各种口诛笔伐也纷至沓来，甚至不惜歪曲事实。

　　相关部门的调查还没有完全公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涉事老师与学校都不会有好结果。轻则处分，赔偿，重则开除，甚至被起诉。

　　从绝对的角度看，老师的批评、惩戒方式都有瑕疵，甚至就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当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换位思考一下，又有多少人能自信避免这种错误？

　　以安徽歙县事件为例。在开学典礼上，教导主任发现一个区域的学生在说话，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作为一名教师该怎么处理？大声呵斥？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位教导主任手头凑巧有纸和笔，于是他用卷着笔的纸，挨个敲打了几个讲话学生的头。这是很多老师在这种情景下都会做出的一个动作，因为这样既可以快速制止学生违纪行为，又不会影响到开学典礼的严肃性。

　　但从绝对角度来说，这个动作已经违规了，涉嫌违反教育部门相关规定，拒绝体罚以及一切体罚。

　　而那位罚学生蛙跳的老师可能更冤，他又如何能预料到猝死这种意外的发生？

　　同样，扬州那位女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先用眼神示意了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在无效后才口头批评，不料却被当堂辱骂，之后在办公室，又被学生直接粗口大骂。在激愤之下，老师扇了这位同学四个耳光。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这位老师，面对这样顽劣的学生，有多少人能做到隐忍不发？

　　至于学校管理与规定的宽严，我不想过多讨论其合理性，如果和英美最好的私立中小学相比，我们的校规只松不严，甚至太没有规矩。老师只是在执行学校的规矩，在正当管教学生。但无论什么原因，发生了这种意外，老师便会被放在放大镜下审查，因为行为瑕疵被处理处分，几乎无一例外。

　　这让我想起之前轰动全国的一个事件。无端殴打于某的“龙哥”刘某在昆山被反杀，按以往经验，大家同情于某的同时，也非常悲观，认为于某会因防卫过当被追求刑事责任。未料，公安部门最后给出了符合大家期望的结果：于某无罪，不属于防卫过当。

　　公安与检察部门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还原了每一个细节，其核心意思就是一个：在当时那种特殊情景下，不能苛求被侵害人完全按法律规定的细节，理智并有分寸地反击。

　　同理，在老师管教学生时，发生类似的事件时，我们是否也应对老师不宜过度苛责，给与同样的同理心？

　　被过度娇宠是现在孩子的一个普遍特点，这本身就给学校、老师的管理提出了更多更大的挑战。试想，我们家长在管教孩子时，不也经常发生过激的行为与言论吗？

　　在特定的场合与情景下，任何人都可能很难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尤其是面对他人的顶撞与过激言行时。去年就曾发生过一名男同学在课堂上顶撞老师，甚至与老师对骂、互扇耳光的事件，最后也是以老师道歉、被处分完结。

　　扪心自问，我们有几个人面对这种情景可以做到镇定自若，理智处理？面对那些屡屡破坏课堂纪律，严重影响他人的学生，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因此，相关部门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有必要考虑到在一些特定场景下，一般老师实际很难按规定恰到好处地处理。普通老师也不是教育家，很难要求他们用超高的教育艺术去处理管教学生。所以在管教学生的过程中，多数老师都难逃违规之嫌，难逃被处理的结果。

　　如若这样下去，还有几个老师愿意管教学生？

　　因为家长的过度关注，老师们在管教的问题上已经战战兢兢了，如果在管教中发生冲突或者意外的处理上，仍然像以前对“防卫过当”那样苛责，只能让更多的老师放弃管教的职责。若真走到这一步，那将是中国教育的灾难。

　　我们有必要在处理教师管教学生发生的纠纷矛盾上，学习昆山对“防卫过当”的处理一样，对老师多一些同理心，鼓励更多的老师敢于管教学生，愿意管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