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第11届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简称RMM ) 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闭幕;其中以色列选手夺冠,美国代表队获得三块金牌,中国队却无一人获得金牌,最好成绩是第15名,总成绩下滑到第6。事实上,自2015年之后中国队已经连续五次与奥数冠军失之交臂了,排名也不断显著下滑。
与此同时,2018年,我们全面取消了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奥赛在中国一片喊打声中,从政策层面全面退出各级保送生与加分的指标体系。
其实,中国队拿第一,也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如何强大,美国队获金牌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数学成就,包括数学教育就一定比中国好。只是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倒是值得玩味,反思。
三年前我曾就奥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一味做减负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教育难题。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我把文章再次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
奥数在中国近年经历了一场罕见的、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近些年备受抨击,乃至被妖魔化,教育的种种罪责,奥数第一。
在小升初取消考试后,中国的家长、学生想找好学校,好学校想找好学生,不能考试了,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数学,这个学科之母的位置就凸显出来,而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奥数竞赛成绩,于是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奥数热。2009年杨东平教授高声喊出“打倒万恶的奥数!”,掀起了批判奥数的一场热潮。
奥数万恶吗?奥数本无罪,有罪的是异化奥数背后的东西。但不幸,奥数成为中小学教育的万恶之源并被狂轰滥炸。直至今年,终于被全面正式地取消了在各级升学考试中标杆与尺子的价值。
奥数倒下了,至少在国际大赛上倒下了,但我们的教育就好了吗?负担就减轻了吗?显然不是。
其实何止奥数,在当下,当一个东西成为升学的尺子,就很容易被异化。打倒了奥数,会不会有“奥英”?“奥语”?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比如,现在中学生流行发学术论文,原因是在一些学校可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获得加分,于是一些舞弊就出现了。比如2018年河南所谓“考卷掉包案”中,暴露出说谎考生论文涉嫌剽窃的案例,导致教育部在2019年招生政策中明确反对以论文评价中学生,反对凭论文给予自主招生资格。
只要成为升学的尺子,就容易被污染、异化。显然,不是打倒奥数就可以解决教育问题的。
打倒奥数的背后是减负,希望把学生的负担降下来,是希望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为此教育部门殚精竭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考试上降难度。
2015年北京高考两位状元都是女生,有意思的是,两位状元都不是各学校日常学业最顶尖的。理科状元来自人大附中一个普通班,文科状元则自嘲:我是学酥,一碰就碎。为什么?
长期以来,媒体舆论以及很多名人对各级考试题横加指责、批判,认为考试难度推动了负担的加重。于是各级选拔性考试不断退让,追求稳定,降低难度。中高考试题因此越来越趋于模式化,甚至固化,“万年不变”的送分题越来越多。前些年,北京的中高考开启了大幅度调减难度的做法,对比往年,高考平均分文科上涨100分左右,理科也上涨80分左右。同样,2017年北京中考,人大附中录取分数563分,满分则是580分(含40分体育分),如果想上人大附中,每门功课倒扣不能超过3分,分数的筛选价值越来越微弱。
与各级考试难度下降,考试模式化、固化相伴,出现了一些学生学业水平下降的新问题。
北京某著名大学招办主任透露,东部J省曾在2008年推出新的高考改革,减负,降难度,水平化评价是其中的特征之一,但结果让人惊心。北京某著名大学对该省生源的长期监测表明,原来数学物理成绩遥遥领先于全国,高居第一名的J省生源,数学物理成绩下降显著,最差一年降至倒数位置,以致于不得不控制对该省的招生计划。
学生的水平下降在其次,关键是,在我们还无法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对于大多数人只能以考试成绩为核心录取依据的背景下,这种选拔性考试水平化、固化,恰恰强化了应试教育,而不是缓解了应试教育。因为这种固化的,水平化的考试容易应试,适合应试,刷题是管用的,效果是明显的,就如托福、GRE一样,导致应试教育大行其道。
本来想通过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最后适得其反,甚至加重了应试教育。试想,如果试题难度加大,没有了太多“万年不变的题”,无试可应时,还会出现大面积应试吗?
这种一味做减法,降难度的教育治理措施,往往会带来了一连串我们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不仅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甚至反而产生新的问题。
减负也同样经典。
这些年我们持续降低校内学习要求与学习时间,不仅产生了典型的“3点半“问题,结果是校内负担减下来了,校外负担却大幅度上去了,“摁下葫芦浮起瓢”。好未来5年前全年在学人次是83万,但在2018财年前三季度就已经高达484万人次。上个月,好未来财报显示,其季度利润同比增长再次超过100%。2018年,减负的核心目标变成“课外”负担,直接剑指课外辅导班,管起课外学生的学习,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奥数的批判与治理,只是代表了我们近年在教育改革与治理上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教育治理的局限与窘况。
中国教育取得了很多成绩与成就,但还面临很多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当下,遇到了很多难啃的骨头,比如择校,负担,应试教育等。但教育问题的形成是复杂的,每一个教育问题背后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对孩子过高教育期望的追求,比如对教育的功利化追求,这些源动力都来自家长,而家长的源动力则来自社会评价与巨大的社会阶层差距——北大清华应届本科毕业生到上海就可以直接落户,而不是计算积分,凭什么不让家长追求分数与出身?同样,各地选调生都是有毕业学校限定的,是典型的出身论。同理,一个公务员与一个服务员的区别是巨大的,家长当然不得不逼孩子有出息,都要好成绩,而这些,都是扭曲教育发展的种种社会原因之一。
如果不去解决这些社会源头问题,只是一味把板子打在教育身上,一味在教育上折腾,甚至一味做减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衍生出更多新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为民族复兴制造人才障碍。
“当前我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一味做减法的教育不仅不能解决教育问题,也不可能给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人才支撑,不可能满足老百姓对更高质量教育的追求。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些理念,不宜在教育上过分强调不加区别的轻松快乐。“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什么是奋斗?显然不会轻松。
我们需要减去不必要的负担,提供全面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但绝不是没有负担,对于国家栋梁之才,对于定位有所作为的人,需要给他们提供因材施教的选拔与培养机会,而不是一刀切地做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