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临在网上秀自己北大博士后录用通知时，绝没有想到他会因此演出另外一个连续剧：论文涉嫌作假。演艺界的大学霸，现在博士学位不保。翟是否涉嫌作假，最后肯定需要北京电影学院做出权威的学术认定，但更需要我们深思学术造假为什么层出不穷。

　　想起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基本看法没有变，这里再次重发。

　　翟天临涉嫌的论文作假，如果被认定，目前看是最低级的，是抄袭。比翟更高明的，大有人在。

　　2016年，斯普林格大规模取消了来自中国的107篇论文，名校，名医院，名医成为重灾区。之前的2015年，斯普林格也曾经大规模撤销了一批做假的论文，在最后这一次取消时，斯普林格说的很清楚，是上次发现一些舞弊后，再次人工核查，又查出这么多。取消的原因都因为一个原因，涉嫌同行评议作假！

　　什么叫同行评议作假？国际学术论文的出版管理有一个基本的审稿制度，就是同行评议。即让同行专家评价你的论文是否有价值，如何进一步修改等等。同行审稿人制度被公认为最科学的评价制度，也是国际学术界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因为隔行如隔山，尤其是一些新的，微观的领域，一些学术杂志并没有足够的专家库来完成同行评议，担心埋没你，因此一些学术杂志并不是完全依赖自己的专家库完成同行评议的，而是作者可以提供同行专家名单，选择使用，以帮助完善这个评价。我们被撤销的107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假，提供了假的联系方式（邮箱），甚至是子虚乌有的专家，目的就是自己评价自己，最后实现发表论文的目的。

　　学术诚信是学者最基本，也是最低的要求，为什么这么多著名学校与医院的大学铤而走险？道理极其简单，可以获利，甚至是巨大的利益，而且成本很低！比如正高、副高的职称，有些人甚至还想过把教授的瘾，甚至更高荣誉，于是就不惜一切手段造假。有人批评说，大规模医生论文造假，实际上是因为不恰当地用论文评价医生造成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医生忙于治病救人，一台手术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真的很难有更多时间做科研，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就需要论文了，于是就铤而走险。

　　改变评价医生的尺子，可能会让医生在论文作假上的数量降低，但恐怕无法根本杜绝，更不可能改变我们更大范围的学者论文作假。

　　早在2009年，《晶体学报》就发文宣布撤销来自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为主的70篇文章，涉及该校以及中国一些高校很多教师，原因是晶体结构数据造假。根据近年国际学术论文不断的撤稿声明就可以发现，中国学者花样百出的论文作假，已经遍布各个领域，生化，医学等基础学科是论文高发领域，因此成为重灾区。

　　其实论文作假，在国内早已完全产业化，大行其道，不仅限于学者。打开百度，输入论文两个字，铺天盖地都是代写代发论文的广告，中文核心期刊，SCI，不一而足。论文两个字已经成为百度最紧俏的热销关键词。同样，“论文查重”四个字也成为淘宝发布的2016年淘宝教育热搜的关键词。为什么要查重？怕抄袭被发现，找个软件自己先检查一下。

　　有人说，论文频繁舞弊，是我们以论文评价人导致的，这句话根本经不起推敲。国外就不这样评价吗？与我们区别只是我们更惟论文而已，但绝不是不看论文，他们怎么就没有？

　　论文舞弊走出国门，覆盖面更大的不是学者，而是我们的留学生。日前，在澳洲的悉尼大学，卫生间里贴满了代写论文的中文小广告，引起学生之间的攻击与争论，掀起轩然大波。澳洲政府近年已经多次抓获了代写论文，代为考试的留学生犯罪团伙。根据美国一个机构的调查，我们在美留学生，舞弊已经成为被退学的主要原因，上升势头明显。

　　论文舞弊作假，几乎不分人群，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绝不是因为以论文评价人这么简单，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特点。表面看是诚信问题，但再进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是我们过于功利化的文化特性的体现而已。只要论文能给我带来价值，我就不择手段，就如应试教育在中国大行其道是一样的，就如中学生追求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样：学术论文在高校自主招生中有重要价值。2018年，河南考卷掉包案意外揭露出说谎的考生与家长为谋取自主招生资格，涉嫌发表剽窃论文，就是最新的一例。

　　我们不拿论文评价，改变一个评价的尺子，你能保证这把尺子不会被作假？恐怕没有人敢保证。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会用论文数量去评价医生，评价教授学者？道理很简单，这种量化评价舞弊难度比较大，可以最大程度确保公平，就如我们用分数评价学生一样，不科学，但却可以保证最大的公平。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学者在这方面也穷尽一切手段去作假，作弊，就如高考舞弊获取高分一模一样。

　　舞弊既然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顽疾，那么直面解决就是。解决诚信问题当然是根本，逐步改变我们的功利文化传统也是根本，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目前最有效的，还是需要严惩，斩立决，让舞弊成本大到不敢尝试，不敢犯险，让舞弊者因此丢掉一切，职称，职位，待遇等等，甚至是法律的惩处。

　　但可惜的是，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做不到。

　　107篇论文撤销，正好给了我们相关部门一次严惩的好机会，杀无赦，以警示更多的人。

　　但当年中国科协领导立即约见了斯普林格驻中国总经理，中国科协领导除承认作者等责任外，指责斯普林格出版方：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中国科协这一说法的荒诞之处显而易见。西方学术z杂志的同行评议的审稿人制度，审核流程是基于个人诚信与自律为基础的治理办法，就如美国大学录取制度搞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样，让你自己提交资料。前提是不怀疑你会作假，因为作假的后果严重到无法承担。按科协的说法，难不成让国外学术杂志改变其上百年的学术审核流程规则，对中国学者单列一套“有罪推论”审核机制，你就不怕说对中国人搞歧视？

　　对此说法做法，舆论哗然，有人评论说，这就像学生作弊被抓抱怨说你监考不严给了我机会一样。中国科协的这一说法，典型地反映了我们社会各界，无论在意识还是理念上，在舞弊这个问题上缺少了大是大非，总想强调一些场外因素，强调一些客观因素，给舞弊找理由。正是这种可怕的社会意识作祟，导致我们在舞弊发生后，多数没有斩立决，给予最严厉的惩处，让舞弊的成本过低，从而不断纵容舞弊的发生，这也才是我们学术造假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同样，河南那位说谎的家长与考生最后也平安无事，万一当年他们成功了呢？没有成本只能教唆更多的人说谎作假。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仅仅是相关的权威部门，学术机构与高校缺少严惩的问题，淘宝上那么多代写论文的，我们又抓了几个？我们的论文查重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看就是论文剽窃神器，我们又是怎样的态度？

　　如果不严惩，不大幅度提高作假的成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相关制度在说谎作假上仍然宽纵的话，假论文必然还会层出不穷，只是下次再换一个主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