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东方员工自揭伤疤的年会节目刷屏了，俞敏洪不仅给口头表扬，而且直接奖励主创团队12万，迎来一片喝彩声。

　　仔细看了这个视频，熟悉企业治理的估计不会有新鲜感，核心就是官气太重，阿谀奉承，效率低下，其实就是大公司病在新东方的体现而已。

　　这个节目之所以能最后出来，背后恐怕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应该是新东方相关人鼓励的结果，也是新东方下一阶段内部治理的一个舆论铺垫：此前俞敏洪已经多次批评过类似的问题与现象，这个节目无非再次给了一个最好的理由与契机。

　　新东方一直是中国教育市场的老大，遥遥领先于其他公司，至少5年前没有人会认为其他机构会超越新东方。但最近3年，在资本市场上，新东方被好未来全面超越。对于一个绝对体量与绝对利润都大于好未来的公司（近2个季度好未来利润开始超越新东方），市值却远远低于对手，这绝对是一个难堪的现象。背后，不仅有投资人对未来的利好判断，显然也有管理问题，即效率与效益的问题，从利润率与增长上看，新东方显然落入下风。

　　我很尊敬俞敏洪自揭伤疤的做法，既是决心也是自信，相信新东方肯定会开始一场动静不小的管理革新，只是结果未必能完全如愿。

　　我倒是想谈新东方这个节目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敏感问题，在资本驱动下的，商业公司治理模式是否适合教育？是否适合学校治理？

　　资本的优势是逐利，因此公司的治理上，无论负责人如何讲，最后追求的都是收入、利润，是治理效率，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

　　正因为此，课外培训班对于老师的考核与评价，一个核心指标是续费率，一个是单位价值的最大化。对于培训机构，获取生源的市场成本非常高，如果能持续下去，也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因此续费高低，或者说生源流失率低是大家都追求的一个核心指标；同时，任何一个培训机构最好是给一个学生（客户）提供多个服务，也就是不仅给他教数学，最好还教英语，不仅是大班，最好还有一对一等等服务。于是，辅导机构很多的治理或者激励措施都是全方位围着这些出发点来制定的。

　　正因为如此，在辅导班老师群体里，固然会鼓励追求学习质量（其实就是成绩高低），但在客观上也必然推动了老师一味取悦学生，甚至不择手段。我的一个朋友就碰到这么一例。他的孩子非常喜欢上某上市公司的一对一课外辅导，放了学欢天喜地就去了，他也很欣喜。一次下班早，他去接孩子，想看看孩子学习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儿子拿着老师的手机在一对一的格子间玩游戏，坐在对面的老师专心在电脑上忙自己的事情。孩子一场游戏结束，老师马上再打开另外一个，原来老师给孩子下载了他喜欢的所有游戏，上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让孩子玩游戏。于是孩子一放学就想去一对一，只因为有他在家里玩不到的游戏！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也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个案！

　　在留学行业有一个普遍的潜规则：不断给家长与学生放大标准化考试的价值与作用，恨不得比照中国高考讲分数的价值与意义，却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国外大学录取时最看重的成绩：GPA，即你在学校的平均成绩。无论对于准备出去读大学的中学生还是准备读研究生的本科生，GPA都是决定性的，其他标准化考试成绩如SAT，ACT，GRE，更大的价值是佐证GPA含金量的，因为动辄上千所甚至上万所学校，他们不可能了解每所学校，其评价的尺子也往往不同，因此，标准化考试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GPA的含金量，即一个重要的佐证。

　　这个基本常识中介机构并非不明白，但为什么会这样本末倒置？因为在GPA上，中介没有作为的空间，也基本挣不到钱，但标准化考试是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产品与服务，是他们的“钱袋子”。这种顾问与培训机构比比皆是，让孩子放弃学校的学习，拼命学托福、SAT、ACT、GRE、AP。这些做法基本都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从公司治理，从资本角度谈，无可厚非。

　　去年启动的减负，教育部多次约谈培训机构，实际上负担的问题非常复杂，主要责任并不在培训机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部分机构在市场营销过程中的煽动与推动，尤其是一线的销售与市场人员，这也是资本的力量。

　　资本有很多优点，也会给教育带来好处，但逐利的优点对教育的扭曲是可怕的（我并不否认一些效率治理与教育不矛盾，也不在此文讨论范畴）。正因为此，很多国家都在资本与教育之间划下高高的门槛，甚至是红线，所谓分类管理。即在一些领域是不欢迎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在一些领域是有限制欢迎的，在一些领域则是完全放开的，比如继续教育。所谓盈利与非盈利的定位就在于此。不盈利为目的就欢迎资本介入，但不赞同赞赏以盈利为目的，希望挣的钱再投入到办学中，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而不是建更多学校，招更多的学生，挣更多的钱。

　　英美最好的中小学都是私立中小学，但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一个上市的K12教育公司，伊顿公学是英国最好的中学，我们也看不到发展了多少个连锁学校，原因就在此。反观中国，截止目前，各类形式在不同国家上市的中国教育背景的公司已经有近20余个。日前国家在学前教育上，为资本与教育之间划了一道红线，原因也在于此，学前教育已经定位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国家需要承担主体责任，普惠制幼儿园应该成为主体，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对学前教育的扭曲：目前幼儿园已经成为最贵的教育阶段，过度逐利让很多幼儿园为提高效率，拼命压榨教师，大量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同时，公司化的治理逻辑与文化，导致教师的负面情绪比较普遍，情绪性宣泄的几率大幅增加，这种宣泄自然就很容易转移到幼儿身上，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是代表。

　　去年某教育企业在香港上市，毛利润高达50%。好未来2019财年第三季度净利润1.238亿美元，与同期相比增长204.5%。从资本角度，从企业治理角度看，都是非常值得肯定、赞赏的，这也是新东方需要学习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所有办学者学习的榜样。

　　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我们对清华北大在内的老师和相关人员这样考核时会怎么样？对上海中学、人大附中的老师这样考核又会怎么样？

　　从这个角度讲，我希望包括新东方、好未来等所有教育企业发展地更好，但更希望新东方这类教育企业在治理改革时需要兼顾学生，教育，而不仅是经济效率，效益，收入与利润，即使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资本的优点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