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师、优秀学生聚集，从而学术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学术门阀，学霸，大家都很不满，痛恨，也应该坚决打击批判，它们确实制约了青年人的成长，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圈子”之争，甚至因为“门派”而受到打压。但是，社会各个行业都有类似的圈子，这实际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必然现象。如果从社会组织关系角度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江湖”，学术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化学系在全国的学科排名中位列第一，有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9个长江学者，有38位杰青获得者，这个数字在全国遥遥领先，其他学校只能望其项背了。如果把全国这个领域的专家，奖项细究起来，恐怕北大化学系的影子无所不在。

　　不久前，拥有全球最著名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的爱思唯尔(Elsevier)发布了2014年中国高频率被引用学者榜单。文学专业唯一的中国学者，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申丹教授。申丹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其母亲张文庭是钱钟书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申丹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而当时西语系著名学者李赋宁成为她的老师(后成为北大英语系第一任系主任)，最后在她学成回国后还成为她的公公。李赋宁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当初从清华其他专业转入英文系则是受同乡、父辈教授吴宓影响，钱钟书则是吴宓得意门生。李赋宁与钱钟书同为清华英文系毕业，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同为清华与北大英文系教授。

　　如果我们看后者如此复杂的师承关系，有可能产生联想，但是，考取北大，并在80年代初以第一名考取公费留学绝不是别人可以帮忙的，论文的高引用也绝不是靠所谓关系师承就能解决的。而如果我们放眼去看民国时期所谓大师，就会发现很多人之间都是亲戚朋友师承关系。因此很多时候，英雄也是“要问出处”，就如当初的大师基本都出自清华北大等少数几所学校一样。

　　这种现象不止在中国有。诺贝奖得主约瑟夫·汤姆生共培养了7位诺奖得主，费米则培养了6位得主，其中就包括李政道。其徒子徒孙没有研究过，但相信也不少，如果画张关系图，估计很多人都能联系起来。

　　最优秀的学生一定希望找最优秀的老师，而优秀的学者也希望选择有潜质的学生。如今很多高校，重点学科与名师可以优先挑选学生，而学生也在挑老师。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中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的现象，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上线考生不愿意将就学校与专业、导师，放弃调剂。也就是说，一开始，学术上就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很容易形成聚集效益。名师、优秀学生聚集，从而学术成就斐然，于是吸引了更多的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这种聚集也必然有其负面效益，比如学术门阀与近亲繁殖。

　　对此，国外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办法。比如在成果评价上双向盲审。即被评价者不知道是谁评价我，评价者也不知道在评价谁。同时，在一些聘用制度上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自己学校培养的博士不能直接留用，即便符合条件，甚至学术成就突出，一般都需要在其他学校或者机构工作多年后，通过竞聘才能回母校任职。

　　学术评价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评价，既不能惟论文、惟奖项，也不能只强调专家的主观定性评价，是一个典型的复杂评价、混合评价，无法做到清晰的定量评价。因此，无论怎么样的措施，都不太可能杜绝学术门阀现象，以及个别“学霸”的存在，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在很多底线失守的背景下，学术已经不再简单地是学术。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人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不努力或不够优秀做挡箭牌。更不能出现日前中山大学的那一幕，用拳头去解决学术的问题。

　　我们需要正视学术界的关系网络，坚决批判一些学术门阀学霸，探索并找到适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的制约门阀学霸的好办法，但更要尊重学术领域独特的师承与马太效应。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污名化正常的学术师承与正常的人才聚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