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教育部联合民政部，人力资源部，工商总局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就从非正式渠道流出，26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

　　通知中提出了6条具体的治理方向与目标，总体上归纳起来就是相关负责人对外谈到的三点：一是从资质门槛入手，治理无资质和有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二是治理培训内容，“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采取的重要配套措施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同时，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三是管住学校与教师，不能校外兼职，也不能非零起点教学。

　　据说第二天，相关部门就约谈了几大主要培训机构负责人，要求自律并配合落实。

　　疯狂的家长，辛苦的孩子，推动好未来大幅超越新东方，校外培训机构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行业，没有之一。

　　这一政策出台的背后，是近年中小学减负出现的尴尬现状：校内减下来，校外加上去。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迅猛发展，在客观上增加了中小学生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引起全社会高度反弹与关注。

　　这里面的代表，就是处于焦点的上市公司好未来(学而思)。发端于北京的学而思，最初就是以数学培训起家，在短短10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培训公司。2018年2月末，好未来市值超过184亿美金，大幅超越曾经以出国留学为主业的教育龙头公司新东方(144亿美金)，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无论收入规模，还是利润规模，新东方都远远高于好未来，但好未来近年在资本市场备受青睐，其原因就是看好学而思所占据的主要市场--日渐疯狂的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

　　根据好未来的年报，好未来在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达到68亿，较2016年增长68.3%，2012至2017财年年度营收增长646%。根据好未来最新公布的财报显示，2018财年前三个季度营收达到76.36亿人民币，已经超过2017财年全年收入。

　　而在培训人次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2014—2017年度对比增长幅度分别为25万人次、43万人次、80万人次、163万人次，呈现出显著加速状态。根据好未来最新发布的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前9个月的总学生人次达到483万，已经远远超过了2017年全年的总学生人次。

　　无论从收入增长速度还是学生人数的增长，几乎可以用疯狂来描述，也是目前任何行业所无法比拟的。

　　以前上辅导班的，是对自己希望要求高的，辅导班基本上讲的多数都是超越学校所教授的，但是现下的辅导班，几乎全部覆盖，甚至是大量的基础课程，无非提前学超前学，一年级提前学二年级的，二年级提前学三年级的，甚至小学生提前学中学的课程。这种混乱也导致学校日常教学秩序被打破。一位校长说，每次一开学，老师首先做的是调查，有多少人已经学过了，在多数人已经提前学过的背景下，老师不得不改变本来的教学策略，讲核心，讲重点，不可能零起点教学，“否则孩子们都睡觉了，也有意见”。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想坚守不上辅导班的家长与学生，已经孤掌难鸣。

　　近20年来，因为计划生育原因，全国中小学在校生“跌跌不休”，总体下降了1/3还多，减少了一个亿在校生。学生总量下降，也就是说市场总量大幅度下降，但校外培训机构收入与入学人数却大幅度增长，这种悖论背后，无非两个原因：家长有钱了;第二，家长孩子“都疯”了，全都在上辅导班。

　　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10年前，在一线城市，上辅导班的还是少数家庭，不足30%，但是现在，不上辅导班的已经成为稀有物种，上辅导班几乎成为标配，超过了80%。在北京上海，上辅导班年度支出超过10万的家庭比比皆是。

　　为什么家长排队交钱给自己加负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的疯狂?调整一刀切的减负政策，给希望多学一些的孩子以合理出路是治本之策。

　　从去年开始，各地政府已经对各种校外辅导班一片喊打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韩正高调地把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提到了政治高度：“如果所有的教育培训中心是为逐利的、营利的，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一种被绑架的教育。在上海，党和政府是要管的!不管，我们是失职!”

　　此次的政策出台，也是政府的一次积极作为。应该说此次政策出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措施的确打到了七寸。比如对辅导班教学内容的限制与约束，也有系统性考虑，比如对竞赛的同步管理，比如对校内非零起点教学的治理。

　　但对于这一政策的治理效果，社会上各方面显然并不看好。

　　政策正式出台当天，好未来股价并未如预期下跌，27日才出现微跌，显然，多数人并不认为这一政策可以击退中小学课外辅导机构的野蛮生长。

　　其实政府部门显然是有考虑的，通知已经明确说这是第一步，将按照“标本兼治、内外联动、堵疏结合、积极稳妥”的原则，打好“组合拳”。如果说这是一剂治表的猛药，先起到治表的作用，那么能否见效，核心就看各地方教育与相关主管部门能否落实到位了，尤其是学而思这种标杆性的机构能否配合，或者被拿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治本，搞清楚背后的原因，拿出更系统有效的办法，才能长治久安。

　　客观上看，学而思是挣了学生负担的钱，如果真是学而思的辅导班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批判治理，甚至关停都有理，我相信大家都举双手赞同，但关停了学而思孩子们的负担就降低，就没有了吗?答案是显然的，不可能，没有学而思，还会有新的学而思。眼下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学而思了。新东方集团2017财年总营收增长22%，其中，直接与好未来竞争的优能中学增长40%，达到46.84亿，报名人数增长率为45%，泡泡少儿收入增长率超过55%，逼近20亿，学生报名人数增加49%。这两项总营收已经占据新东方总营收的55%，新东方已经彻底蜕变为一家针对国内K12的校外培训公司了。

　　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是，为什么孩子与家长会拿着钱去给自己增加负担?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疯狂，现在却这么严重?

　　第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基础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特性，或者说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们有一个口头禅，“砸锅卖铁都要送孩子上学”。“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政治口号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其他国家民族，是很难想象这一点的。也正因为此，中国人走到哪里，就会把辅导班开到哪里，就会把学区房的价格推向不断的高峰。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华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这些都是著名的华裔区。

　　我想提醒的是，所有辅导班都是家长主动报名去的，不是学校强迫的，他想要，他需要。

　　第二个原因，就是家长真的有钱了。伴随经济发展，从家庭年收入结构角度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际上已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有钱了，在重视孩子与孩子教育的文化传统背景下，第一投入方向就是孩子教育，第二才是房子。事实上，新东方业务结构的变化已经深刻反映了这一点。过去新东方收入主要是出国考试培训以及中介服务，挣的是一少部分富贵人家的钱，但是伴随经济的发展，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不仅是出国，国内培训也迅速增长起来，新东方自身业务结构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就是家长正确教育观念的缺失，对自己与孩子都没有清醒的定位与判断，盲从与盲目跟随，追求所谓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有一个家长曾经问我，他的孩子在奥数班上每次都考不及格，但是孩子还不当回事，怎么办?我反问她：你数学如何?奥数如何?为什么要让他上?动辄就讲让孩子上清华北大的今天，我想提醒家长们，2017年高考考生940万人，北大清华合计录取7000余人，我们是否需要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这里?

　　第四，就是教育部门一些不恰当减负政策的推动，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曾经与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聊起课外辅导班的非正常增长，他一句玩笑话值得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深省：感谢政府神助攻!理由有二，第一就是减负。一刀切的减负，甚至规定死放学时间，孩子们放学了，家长还没有下班，怎么办?去辅导班成了一个重要选择。第二，不加区别的减负，做减法，学校教的少了，学的少了，尤其是对一部分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孩子与家长，不得不选择辅导班加餐。第三，在减负的力压下，包括中考高考在内的选拔性考试不断等级化，水平化，模式化，简单化，而水平考试，等级考试，最适合的就是刷题教育，就是辅导班。新东方的一位基层负责人骄傲地说：你别忘了，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托福，GRE，SAT都是水平测试，这是我们的长项。

　　你这边压下去了，但需求是客观的，无论对错，于是就在那边长出来。课外辅导班不想火爆都不行。

　　家长的观念，传统文化的影响等都对辅导班的疯狂增长，学生负担的增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显然，这方面的因素是短期难以改变的，那么，怎么办?除了目前出台的治表的办法与措施外，能在短期见效果的，也只有最后一个了。调整减负政策，减负的策略，不搞一刀切，让想多学的孩子，尽可能留在学校里，多学一点，多做一点作业，而不是把他们推进辅导班。

　　去年开始，针对“三点半”的问题，教育部已经开始大规模调整，试图把孩子们在学校多留一会，虽然还面临很多现实难题，但总归是开始修正前些年的错误。

　　在这个政策的调整上，我们首先需要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观念。减负是此次治理的核心目的。从相对角度看，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你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都不是负担，如果你不喜欢学习，10分钟可能都是负担。第二，从绝对角度看，任何对自己有期望的孩子，客观上的负担都会是很重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英美，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区别只是付出的方向不同，内容不同而已。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慕斯曾经写了一部报告文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惠妮中学成长纪实。惠妮中学，也就是“虎妈”女儿所就读过的学校。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我想，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她都比我们绝大多数孩子辛苦。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女生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她不得不比别人更辛苦，负担更重。这让我想起习总书记的新年讲话：美好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事实上，无论从AP课程，还是IB课程内容看，英美的高中学习内容的宽度是显著超越我国中学教育的，给了一些优秀的孩子，或者说对自己有高期望的孩子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与环境。一个在美国常青藤大学读二年级的中国学生给我讲了他的意外：在我们的高级经济学课上，我突然发现，我的数学没有美国同学学的多，学的深。

　　我至今还记得，去年某市在减负的指导思想下，取消小学低年级英语课时，遭到了家长的强烈反对。如果最后真的取消了，家长们估计多半选择进辅导班。

　　在一刀切减负的做法下，我们并没有给这部分对自己有高期望的孩子与家长更适合的机会，不仅是在客观上把孩子们推进了辅导班，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严重损害了我们对拔尖人次的培养，也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则：因材施教。

　　因此，我们需要正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正视家长对孩子教育过高期望的基础上，给与合理引导，疏导，在学校教育体系内给与一定的满足，而不是赶出目前的学校教育体系。

　　去年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中国青年报公开谈到日本30年减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辅导班的兴盛，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与今天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的确到了系统反省减负做法的时候了，中国辅导班的不正常火爆，只是再次提了个醒：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文化传统背景，国情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对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做策略性调整，通过学校教育体系，给一部分学生以机会，而不是做助攻，把他们推入辅导班，这比简单的说不允许，甚至关停更有效，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