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思在成都被叫停，成为各媒体的头条。官方的说法是办学资质问题。但也有传闻说涉嫌在竞赛中漏题。后一个说法应该是站不住的，但极可能是触发因素。其实更有可能的触发因素是学而思替一些学校考试筛选学生，遭到家长举报。

　　学而思如果违规被叫停，理所应当。之所以引起关注，还是是近年培训班的异常火爆，已经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约谈学而思。在政府部门看来，课外辅导班是推动学生负担的罪魁祸首之一，必须加以严管。上海市主要领导年初已经公开表明了这个态度，抨击课外辅导班加重学生负担，并表示要打压课外辅导机构。

　　2017年，好未来(学而思)收入增长68.3%，学生人次增长70.3%，利润增长17.2%，市值突破100亿，与老牌的龙头老大新东方平起平坐。而此前的2017第三财季，学而思收入大涨129.8%，学员增长74.6%。这种增长速度，只有互联网企业发展初期才会出现，但是学而思(好未来)已经成立十余年，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企业，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成熟企业里是罕见的。为什么增长这么疯狂?

　　无论怎么样，从客观数据上讲，学而思都是挣了学生负担的钱，如果真是学而思的辅导班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批判治理，甚至关停都有理，相信大家都举双手赞同。但关停了学而思，孩子们的负担就能降低、就没有了吗?答案是显然的，不可能。没有学而思，还会有新的“学而思”，眼下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学而思”了。2016财年起，新东方的第一收入就已经不再是出国考试培训，而是国内的中小学培训了，其中小学板块优能中学同比增长36%，而出国板块增长仅有8%。2017第二财季，新东方K12收入也大涨45%，学员增长78%。

　　需要思考和回答的是，为什么孩子和家长会拿着钱去给自己增加负担?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疯狂，现在却这么严重?

　　第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基础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特性，或者说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有一个口头禅，“砸锅卖铁都要送孩子上学”。“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口号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会诞生的，其他国家民族是很难想象这一点的。也正因为此，中国人走到哪里就会把辅导班开到哪里，就会把“学区房”的价格不断推向高峰。在美国，华裔的负担也是最重的，华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想提醒的是，所有辅导班都是家长主动报名去的，不是学校强迫的。因为他想要，他需要。

　　第二个原因，就是家长真的有钱了。伴随经济发展，从家庭年收入结构角度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际上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也在逐步向这个方向迈进。有钱了，在前面讲的文化传统背景下，第一投入方向就是孩子教育，第二才是房子，这也是中国目前最火爆的两个产业领域。事实上，新东方业务结构的变化已经深刻反映了这一点。过去新东方收入主要是出国考试培训以及中介服务，挣的是一少部分“富贵人家”的钱。但伴随经济的发展，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不仅是出国，国内培训也迅速增长起来，新东方自身业务结构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第三，就是教育部门减负政策的推动。我曾经与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聊起课外辅导班的非正常增长，他的一句玩笑话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省：“感谢政府神助攻!”理由有二，第一就是减负。一刀切地减负，甚至规定死放学时间，孩子们放学了，家长还没有下班，怎么办?去辅导班成了一个重要选择。第二，不加区别地减负，做减法，学校教的少了，学的少了，尤其是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这部分孩子与家长，不得不选择辅导班“加餐”。在减负的力压下，包括中考高考在内的选拔性考试不断等级化、水平化、模式化，而水平考试和等级考试，谁最擅长?新东方的一位基层负责人骄傲地说：“你别忘了，我们是靠什么起家的?托福，GRE，SAT都是水平测试，一般人干不过我们。”

　　这边压下去了，但需求是客观的，于是就在那边长出来。课外辅导班不想火爆都不行。

　　在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下，课外辅导班愈来愈火爆，甚至加速发展，成燎原之势。如果说前两个因素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也是向好因素的话，那么，能调整的，也只有最后一个了。调整减负政策，减负的策略，不搞一刀切，让想多学的孩子，尽可能留在学校里，多学一点，而不是把他们推进辅导班。

　　在这个政策的调整上，首先需要纠正长期以来的一些错误观念。从相对角度看，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你喜欢玩游戏，三天三夜都不是负担，如果你不喜欢学习，10分钟可能都是负担。第二，从绝对角度看，任何对自己有期望的孩子，负担都会是很重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英美，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区别只是付出的方向不同，内容不同而已。我经常给别人讲伊顿公学的例子，我也经常给别人介绍爱德华休慕斯写的《惠妮中学成长记》(虎妈女儿所在学校)，我想在这里重复一下。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我想，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她都比绝大多数孩子辛苦。

　　事实上，无论从AP课程，还是IB课程内容看，英美高中学习内容的宽度是显著超越我们中学教育的，他给了一些优秀的孩子，或者说对自己有高期望的孩子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与环境。一个在美国常青藤大学读二年级的中国学生给我讲了他的意外感受：“在我们学校高级经济学课上，我突然发现，我的数学没有美国同学学的多，学的深。”

　　我至今还记得，去年某市在减负的指导思想下，取消小学低年级英语课时，遭到了家长的强烈反对。

　　在一刀切减负的做法下，我们并没有给这部分孩子机会，不仅是在客观上把孩子们推进了辅导班，另外一方面，这种做法也严重损害了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也违背了基本的教育规则：因材施教。

　　日前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中国青年报公开谈到日本30年减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其中之一就是辅导班的兴盛，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与今天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的确到了系统反省减负做法的时候了，中国辅导班的不正常火爆，只是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承认我们文化传统背景，国情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对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做策略性调整，通过学校教育体系，给一部分学生以机会，而不是做助攻，把他们推入辅导班，这比关停更有效，更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