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国际布局不断延伸、领域不断拓展、规模质量层次不断提升、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持续增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中心发展理念，形成各方合力是重要基石;坚持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是根本动力。走进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强国建设提出更有质量、更高水平、更广受益面、更有影响和更有竞争力的教育对外开放新要求。面向2035，教育对外开放应着力解决战略布局、防范机制、质量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向发力，前瞻谋划体制机制，着力把握关键要素，全方位、系统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关键词：教育对外开放;历史经验;战略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70年发展历史，是共和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集中体现。总体而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 教育对外开放探索期(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950—1965年，我国派出的留学生达10678人，其中苏联接收留学生8414人。同时，我国也积极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1949—1960年，共聘请苏联文教专家11369人，其中教育部门和学校聘用的各类教育专家861人。

　　建国初期教育对外开放也开始“走出去”，积极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当时来华留学政策强调为政治服务，以语言学习为主，以培养政治外交人才为主要目标。因此，这一时期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国别、专业等都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前，我国留学生主要来自越南、朝鲜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且几乎全部是由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1970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开始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4天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为第一个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但直到1978年上半年，我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仍是空白。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国对国际教育规则还不熟悉，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2. 教育对外开放起步追赶期(1978—2000年)。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汇报时指示，要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随后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并先后与欧美多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出国留学工作是这一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起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正式启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开始有了新的转向：留学目的由服务政治和外交转向服务经济和文化，留学国家由以苏联为主转向欧美和日本，留学专业由哲学社会科学转向自然科学。自费留学制度在这一时期建立。20世纪90年代，自费留学发展迅速，并形成“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

　　在来华留学工作方面，1988年和1989年出台的《关于招收和培养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提出鼓励来华留学的新政策，使来华留学教育迅速恢复。1998年的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明确了“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发展”的来华留学方针。至2000年，来华留学生达52150人，比1990年增长近7倍。自费留学成为来华留学主要形式，自费留学生达46788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近90%。

　　这一时期，我国与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步入正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于1979年2月正式设立。同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签署援助协议开展教育领域的合作项目。

　　3. 教育对外开放全面参与期(2001—2011年)。进入21世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外交方针的确立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留学教育走上按照国际规则治理的新路径。2003年，教育部明确来华留学工作方针为“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并通过落实《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推动来华留学工作规范化发展。2010年，教育部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明确了留学工作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该计划构建了我国留学教育政策框架，对我国留学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实现了新突破。2003年，我国颁布首个合作办学行政法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由此步入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发展道路，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2年10月，经行政审批机关批准设立和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已达1765个，比10年前增长了一倍多。

　　这一时期我国出国留学工作发生了以国家公派为主到以自费留学为主的重要转变。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3.97万人，其中自费留学31.48万人。同时，留学回国人数基本保持稳定。2011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8.6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汉语言教学工作得到快速发展。2004年，我国开始探索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当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建立。我国还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2006年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开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通过“汉语桥系列比赛”“汉语水平考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等举措，对外汉语教学得到大力推进，成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4. 教育对外开放走近中心期(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教育对外开放纲领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完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迈入提质增效的新时代。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教育对外开放总体战略进行了系统设计。其后，教育部制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并提出“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互鉴先进教育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推动各国教育提速发展。”在此推动下，我国先后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有60所高校在23个沿线国家开展境外办学。

　　高校境外办学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突破性进展。2011年，老挝苏州大学成为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截至2018年6月，我国已有84所高校开展境外办学，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达128个。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进一步规范高校境外办学行为。

　　教育对外开放在人文交流上也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推进。迄今为止，我国已与俄罗斯、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建立10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通过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深化我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与发言权。

　　二、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与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持续发展，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日益深入，领域不断拓展，质量持续提升。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

　　1. 教育对外开放国际布局不断延伸。目前，我国以十大人文交流机制为重点，构建了与美国、欧洲和大洋洲、发展中国家等三个层面的教育合作交流平台，与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教育交流合作关系。

　　在区域合作上，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亚地区为核心，依托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东盟等组织和机构，不断拓展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教育合作。2008—2019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连续在贵州举办11届，达成千余份教育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这些协议不仅覆盖东盟10国，而且还以特邀伙伴国的形式延伸到西亚、欧洲、美洲等地区。

　　在多边合作上，我国与46个重要国际组织开展教育交流合作，尤其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合作。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标志着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进入最佳发展时期。

　　在专业领域合作上，2015年我国首次以“中国标准、中国专家、中国模式”对俄罗斯3所大学的8个专业开展国际认证。2016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这一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工程教育互认协议的第18个正式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工程教育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我国还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AA)、法国科研与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HCERES)、澳大利亚教育质量保证署(AUQA)、亚太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网络(APQN)等机构合作，共同维护和保障跨境教育质量。

　　2. 教育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我国构建了多领域教育对外开放体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已举办9所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大学，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达82家，在校生超过15万人。一批高水平大学正在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国际化大学。2019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全球国际化大学TOP100榜单，中国大陆共有9所大学上榜。

　　在基础教育领域，根据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我国在2002年后逐步开放高中和学前等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大批高中通过举办国际班等形式，积极引进海外课程、师资，用优质海外教育资源提升我国高中教育水平。通过有效利用国际优质教学资源，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经验，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得到显著提升。

　　在职业教育领域，职业院校不断扩大海外合作。以“鲁班工坊”为例，自2016年3月在泰国大城设立首家以来，目前已扩展至8个国家，累计为合作国家和地区培训学生4000余人次，培训教师600余人次。

　　3. 教育对外开放规模质量层次不断提升。在出国留学方面，195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仅有不到2000人，1993年突破万人大关，2002年超过10万人，2018年已达66.21万人。从1978年到201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同时，学成回国人员比率稳步增长。1981年留学归国人数超过千人，2001年突破万人，2009年迅速突破10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的比例稳步增长，2018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

　　在来华留学方面，2016年以来，来华留学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我国已与英国持平成为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国。2018年，我国共接收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万名留学生。同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也不断提升。来华留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的达258122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85062人。

　　在合作办学方面，截至2018年6月，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2342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共1090个。中外合作办学一方面满足了民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为举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语言文化传播方面，截至2019年9月，我国已在158国家和地区设立535所孔子学院和1134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网络孔子学院总学习人数达1023万人。全球汉语学习人数超过1亿人，中华语言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

　　4. 教育对外开放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教育对外开放管理服务体系。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开辟了教育合作交流新渠道。1996年成立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受教育部的委托组织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拔工作。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等机构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我国还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教育对外开放信息化平台。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及时发布涉外办学、国外院校等信息。教育部还整合建立“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为广大留学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数字化服务。

　　5. 教育对外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持续增强。教育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间，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载人航天工程、高温超导等高科技领域，留学回国人员做出重大贡献。目前，我国通过“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6074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支持高校聘任具有海外工作或学习经历的高层次人才1094人。我国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通过教育对外开放，我国创设了一大批曾经空白的学科，一些学科与研究领域已达或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

　　1. 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教育对外开放事业70年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提。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才能将教育对外开放推向纵深发展，才能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实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目标。

　　2. 坚持以人民中心发展理念，形成各方合力是重要基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满足了人民群众对良好教育服务的需要，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开放领域、提高了教育质量，很好地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坚持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是根本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也是当今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各项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推动新时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需要进一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要求与现实挑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按照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要求，以及回应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现实诉求，教育对外开放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短板，教育对外开放的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一)战略要求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更高水平、更有影响的教育对外开放。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面向2035，我国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需要更多能够获取全球知识技能以及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从而增强对当代世界的理解能力和参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的专业能力。同时，提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求我国要主动走进国际教育舞台中心，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为制定和完善国际教育标准与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2.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受益更广、质量更好的教育对外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需求。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实施受益广、质量优的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深化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和引进先进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是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途径。教育对外开放要努力对接、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一流人才培养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3. 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基础更好、竞争力更强的教育对外开放。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的扩展和延伸，要通过教育对外开放助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面向2035，教育强国建设要求范围更广、路径更宽、基础更实、影响更深、竞争力更强的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实力和竞争力是教育强国的关键。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对接国际教育先进的理念、技术与方法，助推我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前沿研究、培养国际一流人才的能力。基础教育必须紧跟时代要求，进一步扩展国际视野，扩大中外文化交流，提高学生国际理解能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全球责任感。

　　(二)现实挑战

　　1. 思想解放与优化战略布局。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与路径，对未来发展前景与问题做出科学预判。从国际教育的发展来看，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给予”的形式获益，以促进本国知识、产品、服务、规则和价值的传播;发展中国家通常以“参与”的形式获益，满足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的需求。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在经历从“参与”到“给予”的发展。面向2035，教育对外开放布局要紧跟国家顶层设计步伐，提高教育对外开放认识，加强战略规划，丰富内容形式，进一步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水平，顺应全球化教育的发展潮流，既搭乘也提供全球教育发展的“顺风车”，形成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2. 打开国门与完善防范机制。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教育对外开放要有效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努力规避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兼顾教育规律的共性和中华民族的个性。在打开国门的同时，教育对外开放必须要防范各种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教育对外开放既要避免因强调本土化、民族性而进行过度的防范和抵制，同时也不能对国外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验照单全收、囫囵吞枣，各阶段、各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都需加强风险和防范意识，建立合理的防范机制，避免负面效应，实现对外开放利益的最大化。

　　3. 数量扩张与加强质量保障。近年来，中国日益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以及全球主要留学生接受国。在此过程中，建立完善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显得尤为必要。面向2035，深化教育对外开放进入到“增质提效”的关键期，扩大规模是基础，提升质量是关键。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短板主要集中在法律政策保障缺失和学校能力建设不足两个方面。在法律政策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完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制度，依法明确质量保障的原则与程序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与作用。同时，有关学校要提高质量保障意识和能力，以质量促发展，以规范促管理，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与对策

　　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未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应在主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主动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更前瞻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提高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发展。

　　1.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向发力。当今世界面临着共同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挑战，需要全球思维和全球协作来实现全球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传承过去、造就现在、开创未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教育使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们进行文明对话和理解成为可能。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教育联通和民心相通提供了新机遇。本课题组于2019年11月对来自美国、东南亚等国家的外国专家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60份，有效问卷51份。调查统计结果表明，96%的受访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教育合作很有意义或比较有意义”。因此，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求的战略选择。

　　2. 加快迈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渐从“学习者”和“跟跑者”转变为“贡献者”和“领跑者”，逐渐从世界边缘迈向世界中心。调查显示，35%受访者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82%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同时，8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已于世界前50%”，29%受访者认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已于世界前10%”;92%和60%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将处于世界的前50%和前10%”。在加快迈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进程中需要着重解决好三方面问题：一要妥善谋划全球与区域教育开放战略布局，规划好战略推进路径图;二要同时下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盘棋，既要在高位上提升与发达国家教育合作的水平，又要在广度上拓宽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合作的范围;三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提高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粘合度，增强对沿线国家教育发展的影响力。

　　3. 全方位、系统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际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调查表明，98%受访者“希望未来中国教育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走向新时代，我国必须应时而谋、顺势而为，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开放格局，以多边主义原则和开放共赢的理念争取全球教育治理主动权，引领和塑造全球教育合作发展新秩序。为此，首先要提升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能级，着力拉动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板块，推动教育系统全方位开放，形成教育对外开放合力;其次是抓住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瞄准世界一流标杆，汇集全球顶尖精英人才，走向全球知识生产和创新的前沿;第三要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让中国学术“走出去”“走进去”，主动在融入国际学术体系中发展壮大。

　　4. 前瞻谋划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教育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期待也在日益提升。调查显示，45%受访专家表示“愿意在中国定居”。65%受访专家希望“在全球教育体系中，未来中国教育在开放合作中能够扮演伙伴角色”，33%受访专家希望“在全球教育体系中，未来中国教育在开放合作中能够扮演伙伴和引领者的角色”。因此，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是教育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要构建教育对外开放的社会融合体制，营造包容、开放、多元的社会氛围，增强不同国家、民族教育和文化之间的认知、沟通、理解，凝聚合作、互助、信任的共识。其次要加强教育对外开放安全保障体制，完善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管理体系，建立教育对外开放风险防控措施，确保教育对外开放合法、有序发展，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教育主权。第三要健全教育对外开放质量保障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架构和政策法规，树立品牌意识、底线意识和服务意识。

　　5. 着力把握教育对外开放关键要素。教育发展水平是制约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对来华留学生来说，“高水平学科”(39%)比“高额奖学金”(33%)更具吸引力。目前，我国已形成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一些比较优势。分别有43%和41%的受访者认为，人文学科和工程学科成为“中国对外国留学生最有吸引力领域”。因此，扩大和深化教育对外开放应切实立足优势学科，做强重点领域，着力把握三方面要素。一要根据全球趋势与本土需求布局学科专业，构建符合世界需求和中国发展的开放学科体系;二要对标国际一流人才培养标准，开发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课程体系，以“互联网+”“智能+”等方式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三要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拓展国际化教师培养渠道，提升教师国际化能力。

　　作者

　　徐小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浙江传媒学院校长，浙江杭州　310018

　　阚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

　　冯建超，浙江传媒学院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8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2期第4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