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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关键词盘点2017教育印象
文 / 陈志文
2018-01-18
社会关注的,未必是教育大事,教育大事,未必大家都关注。回顾2017,梳理一下我们的教育印象。

  1、高考改革

  6月,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时,迎来了最为彻底和重要的一次高考。浙江上海在经历3年试点后,迎来第一次新改革下的高考。在中国,高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此次高考改革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决策最复杂的一次教育改革,历经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以及深改组会议,最后才拍板出台。

  与历史上高考改革主要改革考试内容和技术性环节不同,此次改革明确提出了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希望在招生这个环节下手,改变惟分数评价人的弊病。在考试上,也做出了重大调整,除语数外三门,其他科目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考科目,而变成了学业水平测试,并可让学生在6门(浙江为7门)中自由选择3门作为高校录取依据。

  浙江上海此次高考改革试点总体平稳度过,但我们不必,也无法回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浙江。比如选考带来的选课走班教师不足的问题,比如多次考试给中学带来的教学秩序混乱问题,选考物理的考生快速下降的问题等等。

  改革就是试错的过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只要大方向正确,就需要坚持。浙江日前以省政府名义发布了《关于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是对这次不足所做的系统调整,相信已经出现的问题会得到比较完整的修正。浙江上海在这一轮改革实践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全国广大师生与家长做出了贡献,也得以让后来者少走弯路,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浙江上海做出的贡献。

  高考改革,实际上是在公平与科学之间做艰难平衡,追求科学,改变惟分数评价人,因为诚信文化等缘由,就必然危及公平。而追求绝对的公平,强调分数录取,就难以完成全面科学地评价人。事实上任何专家都无法拿出让各种利益诉求方满意的方案,只能在科学与公平之间做艰难的平衡,在不同阶段寻找可以妥协的平衡点。比如,综合素质评价在目前阶段还只能是“参考”,还无法成为录取的“依据”。但理论上已经进入高考录取的指标性范畴。

  此轮改革再次提醒我们,在未来改革上需要注意:第一,不能过于理想,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实施节奏上;第二,需要正视国情文化,尤其是功利文化的影响,少走弯路。

  2、双一流

  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双一流入围名单。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双一流计划,但因为种种原因,正式的名单公布时已经到了2017年9月。应该说,双一流是近年高校最重要,也是一次高瞻远瞩的战略引导。

  双一流是211,985的升级版,他既是211,985的继承,又是一次扩展与变革,是在吸取211,985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211,985的不足做出了更为科学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流学科的概念,无论是一流高校,还是一流学科,最后都需要落实在学科上,鼓励高校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大扩招以来高校以规模为主的扩张模式重新塑型——你适合干什么?可以干什么?2016年下半年,浙江大学一次性主动撤销了40余个硕士点博士点,其中包括8个博士点,显然是一次战略修剪。

  一流高校,大致可以对应原来的985,一流学科,大致可以对应原来的211。此次双一流启动,有20多所非211高校入围一流学科的名单,显著突破了211原来的格局。新入围的高校,仅仅从校名就能看出都是学科特点突出的专门学校,而不是大而全的综合性大学,也正因为此。

  此次双一流,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动态调整机制,让入围学校有压力,让后来者有奔头,做的不好,你会被淘汰,做的好,你有机会入围。

  双一流名单出炉,舆论哗然,各种调侃流传于网络。其实让任何一个专家去做这个名单,都无法给出大家满意的名单,原因是复杂的。比如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入围一流大学名单,显然不是从学术角度考虑,而是高校布局平衡,甚至一带一路大局考虑。当郑州大学入围后,纵观学校各个学科,其中的医学还属于相对较好的学科,因此郑州大学医学入围双一流,但远比其优秀的其他学校的医学却无缘入围,与我们的常识判断差距甚远。

  此次的双一流无非承担了这种本不应该承担的职能与责任,因此才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甚至有点怪诞的情况。与这些怪诞相比,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此次双一流在学科上的集中,比如材料,医学,化学等等,显然这是论文产量在起作用,这是后续双一流需要逐步完善的地方。

  3、高考物理

  7、8月间,伴随新高考在浙江实施,物理选考人数快速下降的舆情伴随谣言成为一个热点。根据新高考改革,浙江在考试科目上给了考生更多的选择权,可以让考生在史地政,物化生技7门课程中选择自己擅长和喜欢的3门科目考试,作为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即新高考的两依据之一。按原计划,如果选考物理,91%的专业将不受限制,物理本应成为最受热捧的学科。但遗憾的是,这一制度设计,却遭遇了考生家长的功利算计。对于多数考生,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拿到最高分,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同时高校也顾忌一旦坚持要求物理这个“投入产出”低的学科,导致报考人数与分数线都低,最后集体放弃物理科目的要求。相互的算计,导致2017最终选考物理的考生只有35%,所有科目中位列倒数第二。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30%。其实,2017年浙江新高考各项数据都表明,物理已经成为名校与热门专业的试金石,但在谣言下,很多人已经不愿意相信,甚至出现恐慌性逃跑,放弃物理选考,2019年选考物理考生有可能大幅下降。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对物理人才以及以物理为重要基础的理工科人才培养的担忧。

  浙江已经拿出包括以6.5万托底等补救政策去扭转没有人选考物理的不利局面,相信随着赋分法的完善,以及高校在对选考科目严格限制的落实,物理选考人数下降的现象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甚至改变。

  给学生选择权初衷无疑是正确的,但也需要注意其分寸。一旦给了绝对的选择权,就无法控制选择的结果。在美国,只有大约不足20%的高中生会选择AP物理。我们给与学生选择权,是默认了两个前提的,一个就是各个学科的价值是相同的,第二,就是孩子们会理智选择,而不是功利。但这两个前提可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短期还难以改变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这种功利选择就意味着对其他科目的放弃,对于还处于打基础阶段的中学生来说,影响是深远的。目前中考改革照搬了这一选考模式,北京刚一执行就出现了严重偏差,分科从初一就大规模开始,不得不紧急叫停。

  这个现象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任何改革中,不能讲理论正确与道义正确,更不能盲目照搬别人的方法,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文化,尤其是避免功利文化的影响与干扰。你本来希望他选择自己喜欢与擅长的,但他却选择了最能拿高分的!功利文化并非新鲜事物,我们的改革不必回避,也无法回避,怎么办?

  4、红黄蓝幼儿园

  11月,刚刚在美国上市的连锁幼儿园机构红黄蓝爆出了虐童事件,前所未有地引爆了幼儿园的虐童问题。

  屡屡出现的幼儿园虐童事件,表面看是监管问题,是师德问题,但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如何监管?24小时监控?先不说老师愿意不愿意,是否对老师尊重,监控坏了怎么办?每一个教室都配一个人专职检查?先不说投入,你能保证这个专职督察的人就没有可能串通一气吗?

  我们可能还是要解决更为根本的问题,比如逐利的驱动。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高利润,学前阶段是中国教育中唯一的私立为主的板块,私立幼儿园占64%(也有一说是54%),过度逐利成为这个行业最突出的特点。在幼儿园,老师的门槛是最低的,待遇也是所有教育阶段最低的,但同时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强度又是所有教育阶段老师中最为繁重的,在过度付出并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与尊重的背景下,幼儿园老师情绪失控,或者失衡,以非正常方式发泄就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现实。

  作为所有教育阶段年龄最小的一部分,孩子们连最基本的表达能力都不完善,更不要说自我保护,也因此虐童频发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回避的问题。

  低年龄阶段,尤其是幼儿园,是最不适合市场化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更需要政府承担自己的责任,以公立为主,私立为辅,让逐利远离幼儿园,给老师以宽松适当的工作环境,从而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生活成长环境。

  也有人提出了90后的问题。90后的人已经成为幼儿园老师的主力,让他们看护孩子,太多人没有耐心,我想,这已经不是一个教育问题了,又怎么办?

  5、校园欺凌

  2017年初,中关村二小一位编剧出身的家长,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让一个本不典型突出的校园欺凌事件蹿升为一个阶段的舆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虽然此事是否构成欺凌还有争议,但这位母亲的确让社会各界再次高度关注到一个顽疾—校园欺凌。

  其实,比中关村二小事件严重得多的校园欺凌从来就没有停歇。此事发生的前后,一名甘肃的初二学生因为不堪忍受同学欺凌而自杀。我搜索了一下,2017年校园欺凌的各种报道不下数十个案例,自杀的也不是一个人,校园欺凌已经成为目前中小学校园的顽疾,不容回避!

  校园欺凌虽然发生在校园,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对于校园欺凌的解决上,毫无疑问首先是坚决打击,对此,需要修正法律法规,对一些熊孩子严惩,而不仅是批评教育,对于一些严重违法者,不能只有保护而没有惩戒。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对熊孩子的父母进行坚决的批判甚至惩戒,因为每一个熊孩子背后都有熊父母,或者不负责任的父母。如果不解决他们的问题,熊孩子仍然会不断地犯错。

  在惩戒之前,我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定性问题,是一般的同学纠纷还是欺凌。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摩擦是必然的,学校实际就是我们进入社会之前的模拟与准备,因此,对于一般同学之间的摩擦与纠纷,家长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放手让孩子去锻炼,让他学会并承受必要的困扰委屈,学会处理复杂的人际矛盾。在这种问题上,家长的心态至关重要,神经质的家长很容易把一些一般的摩擦与纠纷变成欺凌,坐实对孩子的心理影响。

  6、弑师与自杀

  11月,湖南一位高三学生连刺26刀,在办公室残忍杀死了班主任老师。此前,媒体刚刚公开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惨剧。这两起血淋淋的弑师案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故事却很相近。学习不错的学生,甚至是受宠的学生,在受到老师严厉批评后,竟然在办公室手刃老师。

  同样,2017年再次发生了多起学生自杀事件,起因无非因为受到老师或者家长批评,竟然还有多起是因为被没收手机,就愤而自杀。

  在这类报道中,舆论多数都站在了学生与家长一方,指责批评老师以及学校的严苛,应试教育给与了过大的压力,让孩子难以承受。

  杀人与自杀,本是不同性质的事件,但背后的原因,却可能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固然需要反省中国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但更值得反省这代人的问题:为什么会如此轻率地出现极端事件?受批评就会自杀,没收手机也会自杀,其实根本不在于谁施加了这种批评,以及批评的严苛程度,而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习惯了表扬,受不了批评,受不了委屈,尤其是那些学习好而难得被否定批评的孩子,一旦遇到一点挫折,往往更容易瞬间崩溃,做出极端自私的事件。轻率的自杀背后,也深刻地反映了这批人的自私:他心里只有自己,包括自己的生死,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可能不是批评多了,而是少了,我经常开玩笑说,从小就受批评受委屈的孩子,楼顶推都推不下去,别说自杀了。

  7、留学安全

  北大女硕士在美失踪案至今仍无结论,另外一个留美女博士自杀身亡,留学安全成为2017年经久不息的一个话题。

  2016年出国人数达到54.45万人,近40余年,出国留学人数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留学越来越常态化,平民化,留学安全事件也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

  与刑事案件导致的安全相比,我们更需要防范的是另外一类:没有做好准备,在错误观念误导下的逃避式留学,实际上是把孩子扔进了火堆。

  2017年美国先后判处了两个典型案件,一个是托福替考作弊,一个是问题少年欺辱同学,最后都以重罪起诉。前者是在美多年仍然过不了托福,后者则是一群不好好学习的少年留学生扎堆,争风吃醋,由个人摩擦引发一系列恶性事件。

  无论是抑郁自杀,还是欺凌与人身伤害,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背景原因作祟,在一些舆论误导下,我们对西方先进教育标签化,误读误解,总以为先进教育就是快乐轻松,无忧无虑,于是一部分家长与学生,把自己的问题归罪于我们的学校与教育体制,加上陌生的文化生活环境的压力,自律的孩子容易抑郁自杀,不自律的就去混世界,引发更多次生灾害。

  国家层面已经高度重视留学安全的问题,但针对更复杂的社会原因,更需要每一个家长清醒:不要逃避式留学,不要甩包袱式地把孩子送出去。

  8、减负与3点半问题

  2017年初,教育部正式下文,鼓励学校在放学后组织学生留在学校,应对父母还没有下班的现实需要,而不是简单地赶出学校。

  这显然是对一刀切减负政策的积极修订。多年前为了减负,很多地方部门制定了严格规定,强制性要求早放学,低年级普遍在3点半放学。但对于多数工薪家庭,男女各顶半天天,孩子放学了,但家长还在上班,于是辅导班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客观上反而帮助了商家,加重了孩子负担。

  这一政策在落实中还有很多的现实困难,比如投入问题,比如在校期间的安全责任问题,以及如何防范控制在校期间的辅导班不教授课内内容等等,但无论如何,这次政策调整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接地气,勇于认错并积极调整。

  当然,减负这种问题上,政府作为其实永远有限,一旦校内的班不上“有用”的课,家长们未必认可,继续进辅导班的还是会去,但至少,这个政策让一部分家长与孩子有了不去辅导班的选择。

  与三点半类似,可能还有很多减负政策需要检讨。负担是心理感受,更重要的是,如果有远大的追求,辛苦是必然的,负担必然是重的,面对普遍对孩子有高期望的家长,这样的一刀切,实际上是把孩子逼到了培训班,也到了该调整的时候。

  9、择校与牛蛙之殇

  择校,仍然是每年都不会缺席的热点,去年是学区房把北京推到了浪尖,今年则是上海,是私立名校。5月,上海一些私立名校在入学测试中对学生与家长各种奇葩问题与要求风靡网络,一些私立学校甚至直接评测父母,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迫使上海市教委直接出面干预。此后,一篇以一位上海老科研工作者之名写的“牛蛙之殇”的网文刷遍朋友圈。这位老科研工作者历数一家子投入巨大精力,财力,最后还输掉了上海四大名校为核心的幼升小的择校竞赛。此文有明显的营销痕迹,但因真切地反映了广大家长的困扰,焦躁,无助受到热捧。

  伴随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老百姓对孩子更美好教育的追求越来越高,择校越来越激烈,类似这篇文中从孩子出生起就规划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人比比皆是,都想上好学校,怎么办?

  上海的案例反映了我们在择校治理上的另外一个误区。长期以来我们套用西方教育治理体系,把公办学校完全定位在保公平与基础,公立学校只能就近录取学生,学生则只能就近入学,完全跟着房子走,不许择校,其他的教育需求完全转移给市场,也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可以更为宽松地选拔招收学生,家长学生也可以跨区自由选择,简单说就是捆住公立,放开私立。以四大名校为代表,上海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私立学校领先的局面,也从而造成了上海在择校问题上一些极端事件的发生。

  北京已经开始大力调整学区房政策,放松以房择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回调。以房择校,实际就是以钱择校,是有违基本治理理念的。按十九大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可能需要探索自己的一套治理体系。在中国的择校治理上,首先需要承认择校的需求是巨大而强烈的,如果说美国100个人里面有20个人想择校,那中国可能就是90个,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第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需要在公立体系下,最低成本满足这种更美好教育的需求,而不是简单推给社会、市场,让家长花更多的钱来完成更美好教育的追求,以固化社会分层。那么,需要做的是公平的择校机会,而不是不允许择校,更不是推给私立学校。复旦大学陆一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同样严峻的问题。在60年代,东京大学前20名生源学校,只有3个是私立的,但到了2005年,前20名生源学校只有3个是公立的。如若按目前的治理方向走下去,日本今天的结果,可能将是我们的未来,这绝非中国老百姓所要的,也不是中国教育最后的方向。

  10、普及高中

  2017年4月,教育部正式宣布到2020年全国实现普及高中教育。十九大上,再次提及普及高中教育。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对于义务教育之外,是向前半段扩展,还是后半段扩展,一直存在一些不同声音。至少从难度与目标达成上看,普及高中更为容易。目前高中升学率普遍已经迈过90大关,在很多经济发达地区,其实早已实现高中的普及,比如陕西神木公开宣称12年免费教育,就是一种普及方式,北京上海实际上也基本已经普及,只是从政策层面从来没有宣示过。

  在高中的普及上,对于落后地区,重要的是投入的问题,但对于发达地区,第一问题可能变成了谁上职高的问题。凭什么让我上职高而不是普高?面对汹涌的普高热潮,50%的中职红线已经失守(目前已经逼近4:6),在普及高中教育的口号下,职业中学怎么办?

  当然,普及高中并不等于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有区别的,虽然啰嗦还是应该科普一下。第一,普及是提供上学的便利与可能,不是强制性的;第二,学费还是需要交的。

  11、考研再热

  12月24日,与考研试题涉嫌泄露的闹剧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报考人数在连续下跌2年后再次连续暴涨。2018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在2017年增长13%的基础上,再次增长18%,达到238万人,连续2位数的增长,还是10年前了。

  暴涨原因,主要是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合并导致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就业难的现实。近20余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节节攀升,年年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去年为795万人,今年高达820万人,这其中还不包含近50万回国留学生。大学毕业生已占新增劳动力一半以上,考研成为推迟就业,或者增强就业竞争力的一个途径。但我想提醒的是,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59万,博士7万多,合计已经超过了90年代初本专科招生总量。仅仅想依靠一纸文凭解决就业困难的学生,不如踏踏实实在不起眼的工作中长点本事。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工作经验,必然比一纸文凭值钱,尤其是在研究生数量也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12、民办教育促进法

  9月1日,第二次修正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生效。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中,最突出的是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即区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在义务教育阶段,排斥一切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只有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才可以申办营利民办学校。

  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承认民办学校“牟利”这一特性,于是,大量的民办学校实际上一直处于灰色地带。一些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办学校则充分利用这一政策,在大肆牟利的同时,却以公益的旗号拒绝纳税。

  此次修正,明确了民办学校的不同类型的定位,也为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立下了基本规矩,更为过度牟利的部分教育市场划下了红线,把营利性民办学校彻底赶出义务教育阶段。根据新法,全国几十万民办学校可能都需要重新申报确定自己的定位。可以预见,民办教育促进法将对中国私立教育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那些禁止举办营利性学校的领域,或者退出,或者改变定位,都不容易。

  虽然9月1日新法已经生效,但因为历史原因,以及过程的复杂性,多数地方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准备不足,甚至还处于观望中,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可供执行的民办学校管理细则很多还没有到位,一些地区的相关审批完全停滞,不仅影响到私立学校的健康发展,其实也是对既有法律法规的不尊重。

  13、统一教材

  9月1日,新学期开学,全国小学一年级新生用上了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三门教材,《语文》、《历史》、《道德与法制》。这是对施行了20余年一纲多本多版教材改革的显著调整,也宣告了教材各地为战的时代一定程度的结束。与此相关,教育部在合并基础一司与二司的基础上,也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教材局,教育部部长助理郑福芝兼任局长,足见教材工作的重要。

  教材改革20余年,有成功经验,但也有失败教训。教材背后就是经济利益,各地出版社激烈竞争中出现了很多乱象。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教材,与以往人教社统编教材相比,质量参差不齐,能达到苏教版这种水平的教材少之又少。当然,这里面也衍生了更为重要的问题:意识形态。一些教材中媚外情绪与现象非常普遍,引起一些人士激烈讨伐。

  一些批评此次教材政策调整的人,都喜欢直接归因到意识形态上。我想提醒的是,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改革开放40年,很多政策都有调整,但这个政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立德树人,培养接班人,是教育的基本路线,容不得在教材上偏离。我个人无法赞同教育无关意识形态的说法,西方和中国只是做法不同而已,中国的摆在桌子上,西方是摆在桌子下,隐性一些而已。记得儿子小时候在国外读书,其教室高悬达赖画像,我问他们的老师为什么,这位老师说大家喜欢就挂上了。我马上反问:我喜欢毛主席,是否可以挂上?他说当然不行,反问其为什么?他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简介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近年重点从事教育改革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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