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专栏
为什么学术造假层出不穷?
文 / 陈志文
2017-04-25
学术诚信是学者最基本,也是最低的要求,为什么这么多著名学校与医院的大学铤而走险?道理极其简单,可以获利,甚至是巨大的利益,而且成本很低!

  中国科协公开指责学术期刊,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观念与意识,给舞弊者找理由,必然纵容产生更多的舞弊者!

  斯普林格再次大规模取消了来自中国的107篇论文,名校、名医院、名医成为“重灾区”。取消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涉嫌同行评议作假!上次是2015年。斯普林格这次也说的很清楚,是上次发现一些舞弊后,再次人工核查,又查出这么多。

  什么叫同行评议作假?国际学术论文的出版管理有一个基本的审稿制度,就是同行评议。即让同行专家评价你的论文是否有价值,如何进一步修改等等。同行审稿人制度被公认为最科学的评价制度,也是国际学术界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因为隔行如隔山,尤其是一些新的、微观的领域,一些学术杂志并没有足够的专家库来完成同行评议,担心埋没你,因此一些学术杂志并不是完全依赖自己的专家库完成同行评议的,而是作者可以提供同行专家名单,选择使用,以帮助完善这个评价。被撤销的107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假,提供了假的联系方式(邮箱),甚至是子虚乌有的专家,目的就是自己评价自己,最后实现发表论文。

  学术诚信是学者最基本,也是最低的要求,为什么这么多著名学校与医院的大学铤而走险?道理极其简单,可以获利,甚至是巨大的利益,而且成本很低!比如正高、副高的职称,有些人甚至还想过把教授的瘾,甚至更高荣誉,于是就不惜一切手段造假。有人批评说,大规模医生论文造假,实际上是因为不恰当地用论文评价医生造成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医生忙于治病救人,一台手术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真的很难有更多时间做科研,但如果想更进一步,就需要论文了,于是就铤而走险。

  改变评价医生的尺子,可能会让医生在论文作假上的数量降低,但恐怕无法根本杜绝,更不可能改变更大范围的学者论文作假。

  早在2009年,《晶体学报》就发文宣布撤销来自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为主的70篇文章,涉及该校以及中国一些高校很多教师,原因是晶体结构数据造假。根据近年国际学术论文不断的撤稿声明就可以发现,中国学者花样百出的论文作假,已经遍布各个领域,生化、医学等基础学科是论文高发领域,因此成为“重灾区”。

  其实论文作假,在国内早已完全产业化,大行其道,不仅限于学者。打开百度,输入论文两个字,铺天盖地都是代写代发论文的广告,中文核心期刊,SCI,不一而足。“论文”两个字已经成为百度最紧俏的热销关键词。同样,“论文查重”四个字也成为淘宝发布的2016年淘宝教育热搜的关键词。为什么要查重?怕抄袭被发现,找个软件自己先检查一下。

  有人说,论文频繁舞弊,是以论文评价人导致的,这句话根本经不起推敲。国外就不这样评价吗?区别只是我们更惟论文而已,但绝不是不看论文,他们怎么就没有?

  论文舞弊走出国门,覆盖面更大的不是学者,而是留学生。日前,在澳洲的悉尼大学,卫生间里贴满了代写论文的中文小广告,引起学生之间的攻击与争论,掀起轩然大波。澳洲政府近年已经多次抓获了代写论文,代为考试的留学生犯罪团伙。根据美国一个机构的调查,舞弊已经成为在美中国留学生被退学的主要原因,上升势头明显。

  论文舞弊作假,几乎不分人群,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绝不是因为以论文评价人这么简单,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特点。表面看是诚信问题,但再进一步,就会发现,实际上是过于功利化的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只要论文能带来价值,就不择手段,就如应试教育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样,就如中学生追求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样:学术论文在高校自主招生中有重要价值。

  倘若不拿论文评价,改变一个评价的尺子,能否保证这把尺子不会被作假?恐怕没有人敢保证。更进一步问一句:为什么会用论文数量去评价医生,评价教授学者?道理很简单,这种量化评价舞弊难度比较大,可以最大程度确保公平,就如我们用分数评价学生一样,可以保证最大的公平。只是万万没想到,学者在这方面也穷尽一切手段去作假、作弊,就如高考舞弊获取高分一样。

  舞弊既然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顽疾,那么直面解决就是。解决诚信问题当然是根本,逐步改变功利文化传统也是根本,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目前最有效的,还是需要严惩,斩立决,让舞弊成本大到不敢尝试,不敢犯险,让舞弊者因此丢掉一切职称、职位、待遇,甚至是法律的惩处。此次107篇论文撤销,正好给了相关部门一次严惩的好机会,以警示更多的人。

  但可惜和可怕的是,中国科协的介入,让此事彻底变了味道。

  事件发生后,中国科协领导约见了斯普林格驻中国总经理,中国科协领导除承认作者等责任外,指责斯普林格出版方: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中国科协这一说法的不足显而易见。西方学术杂志的同行评议的审稿人制度,审核流程是基于个人诚信与自律为基础的治理办法,就如美国大学录取制度搞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样,让你自己提交资料。前提是不怀疑你会作假,因为作假的后果严重到无法承担。按科协的说法,难不成让国外学术杂志改变其上百年的学术审核流程规则,对中国学者单列一套“有罪推论”审核机制,就不怕说对中国人搞歧视?

  对此说法做法,舆论哗然。有人评论说,这就像学生作弊被抓,抱怨说监考不严给了我机会一样。一般人说这类浑话也就罢了,最多也就是给自己找借口,一笑了之,但是中国科协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学者的半官方组织,这番言论的负面效应是非常严重和深刻的。方舟子公开批判说:就不怕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科协勇于担当学术造假保护伞?

  中国科协的这一说法,典型地反映了我们社会各界,无论在意识还是理念上,在舞弊这个问题上缺少了大是大非,总想强调一些场外因素,强调一些客观因素,给舞弊找理由。正是这种可怕的社会意识作祟,导致我们在舞弊发生后,多数没有“斩立决”,给予最严厉的惩处,让舞弊的成本过低,从而不断纵容舞弊的发生,这也是学术造假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能理解中国科协保护中国学者与中国科研的初衷,但希望中国科协是最后一次说这样的话,该举起板子的时候举起板子,而不是没有原则地护短,就如家长过度骄纵孩子一样,这实际不是保护学者,是在纵容作假的学者!

简介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多年重点从事教育改革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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