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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医:人文精神灌铸仁心仁术

  中国教育在线    2017-04-27    

  贵州医科大学,这所秉承了协和优良传统的大学,一直将富含人文精神的文化建校作为办学理念之首,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灌注,在贵医近八十年的发展中,这份历史积淀无疑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因战而生,秉承协和优良传统

  陈志文:何校长,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贵州医科大学。
  何志旭:贵州医科大学,其前身为创建于1938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是当时隶属于教育部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1950年更名为贵阳医学院,2015年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是贵州省唯一拥有医学学士—硕士—博士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省属重点高校。回溯贵州医科大学的发展历史,她建校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壮大于走向新世纪的步伐中。

  陈志文:那您认为贵医的优势在哪里?
  何志旭:贵医建校时的家底是协和医学院。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沦陷区学生纷纷失学,流离失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亡至战略后方西南地区,当时教育部一方面为给流亡医学生提供继续就学机会,另一方面为奠定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基础,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这里面的主要教学力量就是从沦陷区走到贵阳的协和师生,当然还有其他学校的。1937年12月3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聘李宗恩、朱章赓、杨崇瑞等教授为筹备委员,并任命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博士为院长。1947年7月,李宗恩院长调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教育部另任朱懋根教授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院长。
  贵阳医学院初创时期,教学体制仿效美国,并受到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计划、教材使用、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学规章制度等方面,大部分吸取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经验。当时延聘的许多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他们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教学上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可贵的是他们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为我校开创了严谨治学、严格训练、艰苦朴素的优良学风,一直深刻影响着我校的改革发展。

  陈志文:你们那时就相当医学界的西南联大?
  何志旭:没错,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沉淀,这种基因在一代代贵州医科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中薪火传承,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教学理念和体制。

  陈志文:历史沉淀对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并未具体的呈现出来到底是什么,但它恰恰是靠物质换不来,而是靠时间沉积出来的。
  何志旭:您说的很对,正是因为这种沉淀所带来的影响力,我们在国内包括国外在做合作联系的时候,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优势,因为大家都非常看重这种历史传统的东西。

  因地制宜,建设西部一流医科大学

  陈志文:身处贵州这样一个地区,您觉得对于我们学校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何志旭:像贵州这样的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意味着我们有不少的短板,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贵州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落后,缺医少药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十二五”中后期,在国家大力进行基层医疗网络整体建设的过程中,人才就显得更加缺乏。在基层大概还有8-9万人次中专以下学历或者没有学历,所以医学人才的培养需求相对较大,就业面相对较好。以前我们大部分的专业是二本招生,在去年全部医药相关专业进入一本招生。这对学校整体的基础条件,人才培养等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近80年的改革发展中,我们在三个方面形成国内,包括国际领域比较有知名度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一是在药学研究方面。我校从1971年就设有药学系,相较于国内其他院校诞生比较早,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药学研究特色。而贵州是我国的四大药材基地之一,是中药、民族药的大省。贵州的民族药优势比较明显,也是省内的重要产业支柱之一。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及发展目标,贵州省将着力打造西部地区重要的中药材现代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大宗药材品种和中药材、名牌中成药骨干企业,全面提升中医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把贵州省建设成为全国中药材大省和中药民族药强省。这对于药学研究及应用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省部共建药用植物功效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不仅实现了我省首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突破,而且下步对药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平台。二是在地方病研究方面。在贵州的北部、西北部地区,气候高寒鲜少见阳光,水雾较大,老百姓的粮食都是要通过煤炭烘烤后才食用的,所以历史上贵州就有地方性氟中毒和地方性砷中毒。这也是我们重点研究方向,并且取得丰硕成果。三是病原生物学研究方面。病原生物学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学科,也比较传统。目前国内很多医学院校的病原生物学学科做研究的人已经很少了,主要是比较大的医学院校在做,小地方很少,这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陈志文:您对贵医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愿景?
  何志旭:我们学校在2014年底召开了第四次党代会,制定了一个未来10-15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把学校建成具有明显特色,西部一流,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医科大学,这是我们的发展愿景。
  什么叫有特色?就是指学校一定得有优势、特色,或者跟其他学校有区别,包括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
  西部一流,现在我国高等院校都在开展“双一流”建设,我们也在认真地思考,全国一流我们谈不上,但在西部同地区我们能达到一流水平。目前相关机构的一些排名来看,贵州医科大学的排名实现了突破,在全国100家医学院校里贵州医科大学排名最好是23位,排名最低也在40位以内,进入到中国100家医学院校里中上水平。所以定位在西部一流,我们觉得这个指标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已经开展了留学生教育,除了跟海外产生很多单独的人才交流,学科交流,科研交流以外,留学生教育对扩大一个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们希望生源多样化。
  通过这些举措,贵州医科大学正朝着远景目标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我坚信,一定能够实现学校党委、行政的既定目标。

  因缘际会,引人标准绝不止于学历

  陈志文:提到“双一流”,就不得不谈到人才问题,在这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何志旭:坦率地讲,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积淀,在科研方面也形成独特方向,但是想要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一个过程,要想从外引进一个优秀人才相对较难。处于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对人才的吸引力要比我们所在的地区强些。

  陈志文:这又回到了区位的问题上了。
  何志旭:没错,我认为区位的问题无法回避。以深圳为例,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沿,其经济发达和聚才引才的区位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深圳大学虽然建校时间很短,也没看到哪个学科在全国领先,但是财政方面没什么问题,另外他要引才的话,虽然顶尖的科学家未必会去深圳大学,但是顶尖的创业型产业型人才却聚集在深圳,这种聚集效应无论是对于大学产学研发展,对整个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还是对高校教育都会有一个积极地促进作用。

  陈志文:学校在人才建设方面一般是一手引进一手培养,那么您对人才引进、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
  何志旭:我们学校的人才建设从“十一五”就开始做规划,但是当时基础还比较薄弱,真正的人才建设是从“十二五”开始,培养和引进两者并重,培养的比例要大些。因为贵州的特殊地域性,和贵州没有太大渊源的人才是很难引进来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一个副校长,他是神经科学方面的专家,他从国外回来之后就把神经科学这个领域带起来了。而之所以能够将他引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曾经是我们的研究生。
  所以我们以前着重是靠培养。基本的教学和医疗人员通过一定层次的提升,包括常规的学者进修、学历教育。重视人才是贵医发展和生存的根本之一。比如说我们教师的总数1413人,其中有1070位专任教师,在这些专任教师里边这几年通过培养,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了25%,硕士学位的占了60%左右。
  另外加强人才引进。从“十二五”开始到现在,我们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特别是近几年引进了近20位包括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海外高校做博士后的一批人才,这部分人才集中在基础医学和药学这个领域,引进回来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们能够获得国家级一级学科博士点,去年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等,跟这批骨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坚持的不只是学历这一方面,事实上,我们注重一些交叉学科、前沿学科,特别是临床医学的人才引进。省政府已出台人才引进政策,我们学校也专门制定了相关配套政策,但是在临床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还比较难以突破,因为临床人才的技术要求较高,这就不仅仅是学历可以解决的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主要通过培养和引进“两条腿走路”。在基础学科、药学学科起点不错,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这些层次的人才我们都有一些,但数量还相对比较少,临床就更严峻一些。

  因势利导,人文精神培育学生仁心仁术

  陈志文:您既是医生又是医学院校长,对现在的医改有什么看法?
  何志旭:现在医改的重心是向基层倾斜,以前不管大病还是小病全部集中在三甲以上的大医院,这发挥不了三甲医院提供专门优质的服务和治疗疑难病例应有的责任。所以,现在我们建立三级医院网络,希望把县乡特别是基层医疗工作纳入,让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我们提出大病不出县,小病基层医院全部解决,这个出发点挺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大病和小病你怎么去区分。患者咳嗽到底算是大病还是小病?肺癌也咳嗽,感冒也咳嗽,咳嗽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对于患者来说太难辨别了。另外,我们的基层卫生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弱,如果真的通过行政手段将病人卡在基层没法转院,基层医务人员治不了也转不了,这样小病有可能耽误成大病。所以我觉得医改的宏观规划是好的,但是具体实施中还要灵活处理。

  陈志文:依然是专业领域的一个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我们中国家长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过度关注,从教育学角度讲其实叫过度焦虑。您是儿科医生,而现在非常容易起医患矛盾的就在儿科,您觉得这反映了我们的家长或者孩子的一些什么问题?
  何志旭:在诊治过程中,如果医患的沟通,在诊治环节的一些疏漏引发医患矛盾,而且发生率相对比成人其他相关的医学学科要高,甚至是成倍的增长。这透射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从患者角度,关注度期望值非常高。到医院后必须得治好,而且不能有一点闪失。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引导使得老百姓感觉这些年医院好像一直在挣钱,挣大钱,这也是医改中透射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感觉医院一方面在诈取病人的钱财,一方面越来越不严谨,并且还在推卸责任。这种心态使得患者对于医务工作者总抱有一种怀疑或者敌意。当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还是医疗资源配给不均衡,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

  陈志文:一说到医患关系往往会谈到医生素质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何志旭: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甚至关键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医学院来说,涉及到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学生的问题。
  贵州医科大学有协和的底子和传统,因此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文化建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研兴校。我们把文化放在最前面,在1938年建校的时就有人文学科,这些年我们严谨教学,注重质量,加强实践。
  为什么如此看重学生人文素质、人文情怀培养,那是因为我们作为培养未来医务工作者的医科大学,在培养学生时,对仁心仁术大医精诚的思想灌输是比较透彻的。因为一旦你成为了医护人员,你直接面对的是生命,因此每时每刻都要对生命有尊重和敬畏之情。除了高超的技术,更要培养高尚的医德,这也是解决未来医患问题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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